《台湾当代文学》王晋民著

《现代台湾文学史》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主编

《台湾现代文学简述》包恒新著

《台湾新文学史初编》公仲、汪义生著

《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张毓茂主编

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我们看到了王晋民的《台湾当代文学》（1986年9月广西人民出版社），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主编的《现代台湾文学史》（1987年12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包恒新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1988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公仲、汪义生的《台湾新文学史初编》（1989年8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另外，张毓茂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1988年8月辽宁大学出版社）把台湾地区1949年前的文学历史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进行论述，本土和离岛的文学历史第一次作为一个统一体的面貌出现，因此我们也把这本史著作为考察对象。

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既不同于文学理论，也不同于文学批评，它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主要表现在“它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的性质和特征，”它以研究文学历史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主要任务，它需要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社会各阶级的思想动向有所叙述，以作为文学变化发展的重要的背景材料；但它不是思想斗争史，更不是政治运动史，文学史就是文学史，是从思想上，艺术上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叙述；文学史也不是作家论或作品论，它需要根据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叙述，写出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此消彼长的过程，反映文学题材、体裁、主题、语言以及各种表现手法演变的轨迹。因此编写文学史，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尺度，有区别于文学评论、文学鉴赏以及读后感的独特的写作方法，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要有史识和史笔。

王晋民的《台湾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初即完稿，它采取了点面结合的写法，既有台湾文学历史发展的介绍，又有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的思想艺术风格的分析论述，萧乾先生在为此书写的序中称它为“不同寻常的评论集”，但是我们通观全书，仍是可以看到作者是以“史”为纲来组织全书章节的，台湾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仍是有迹可寻的。全书共分22章，第1章《台湾文学概说》实际上起到了绪论的作用，它比较简明地论述了台湾文学的特色、分期、成就，以及它的经验与教训。其中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分期，作者认为“从‘五四’至抗日战争胜利，称为日据时代的文学，即我们通常所称的现代文学；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至现在，称为光复以后的文学，即我们通常所称的台湾当代文学。”目前其他几部台湾新文学史基本上也是这样划分新文学的不同阶段的。第2章《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作者提絜纲领地介绍台湾新文学发展史中的现代部分，重点介绍了赖和、杨逵、吴浊流三位日据时代的代表作家。关于台湾文学的当代发展部分，作者先是进行史的勾勒，在第3章至第5章，分别叙写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学和怀乡文学，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派文学，七十年代的台湾乡土派文学，然后从第6章开始，分章论述林海音、聂华苓、白先勇、陈映真等的小说以及许达然的散文。第18章和第19章分别为台湾现代诗概说和台湾散文概说，对于台湾地区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由于距离太近，资料掌握有限，因而无法进行史的叙述，只能作年度文学创作扫描式的述评。此书的编著宗旨是为了使读者对台湾文学“既有系统而又有重点”的了解，着重在于介绍作家作品，概述部分，只是作为论述作家作品的背景材料，因而全书基本上是以作家论为中心，没有突出文学历史发展演变的线索，缺乏前后呼应和左右联系，因而缺乏历史的整体感。作者在海峡两岸长期阻隔，刚刚开始松动的头几年，即不畏艰辛，对台湾新文学进行系统的介绍，勇气和胆识是可敬的。

白少帆等主编的《现代台湾文学史》洋洋73万字，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台湾现代文学史著作。它以1920年7月《台湾青年》杂志创刊作为现代台湾文学起端的标志，又以1945年台湾光复作为一个界碑，把台湾新文学分为二个阶段，即“日据后期的台湾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当代发展阶段。”此书是集体编写的，执笔者有22位，好处是可以互相切磋，集思广益，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这部文学史资料比较丰富，对台湾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梳理，使读者对近七十年来的台湾新文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在人们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一无所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下，这些编写者用他们集体的力量，搭起了一座现代台湾文学史的框架，不少章节还有着血肉充盈的分析和论述，如对战争期间台湾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分析，能设身处地地进行考察，对龙瑛宗、张文环等人的创作心态，能够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一些思想比较复杂的作品，比如《家变》、《孽子》以及一些现代派的诗歌，也能进行全面辩证的分析，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这部文学史作了专章介绍，这是一个创举。这部文学史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章节安排太庞杂，全书有35章，其中作家专章占26章，为全书的74%以上，而作家专章中，又是小说作家占绝大多数，诗歌、散文作家作品所占的篇幅与他们的实际成就不相称。有52位作家、诗人被列为专章（其中有10章为几人合为一章）这对台湾地区七十年间的文学发展来说，显然太多太一般。在一部文学史里把52位作家列为专章介绍，就没有重点，笔力分散，文学史的叙述就淹没在作家作品论的汪洋大海里，使人无法鲜明地看出台湾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一部文学史就变成了作家作品论的汇编。第二个问题是此书缺乏统一的格调、统一的笔法。文学史的写法可以多种多样，有的可以依类，有的可以博采众长，总结成果，反映学术研究上公认的已有的论点，有的可以独抒己见，成一家言，说出某些别人尚未想到的新意，或论艺术创造，或重作品影响。但在一部文学史中，则应力求体例和笔法的统一，不能五花八门，杂乱无章。这部文学史基本上按文学发展的顺序进行叙述，但把林海音放在第19章中与张系国、琼瑶一起论述，就无发展线索可寻。又如第11章《从“战斗文艺”到乡愁文学》，是归类式的概述，从五十年代一直讲到八十年代，分门别类介绍乡愁小说、乡愁诗、乡愁散文，不大顾及全书史的线索，这在全书中就显得不和谐。笔法不统一，在这部文学史中更是随处可见，有些章节努力以史笔出之，显现文学发展的进程，流派、思潮以及文学体裁、题材、主题等的变化，但也有一部分章节或是流于冗长的故事情节的介绍，或是满足于现象的描述，如对余光中《乡愁》一诗的诠释品评，对郑清文《槟榔城》的介绍，完全是名作赏析式的写法，篇幅占得太多。而对洪醒夫小说和许达然散文的介绍，随意性的议论太多，文字也欠豁达。另外，时代背景的叙述重复太多，如台湾地区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商社会，由此而引发出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文学思潮、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切在绪论中介绍一下即可，完全不必像现在这样在每一位作家专章中都要加以论述。至于作品内容介绍方面的重复，更是应该避免。

包恒新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把1949年作为台湾现、当代文学分期的标志，与前述两部文学史在现、当代的分期上有所不同，但与目前大陆通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相吻合。作者认为，“从台湾光复至1949年，台湾虽已改变殖民地的性质，但是，这4年时间的文学，实际上是日据后期台湾文学的余波，”因而“把这一阶段的文学放在台湾现代文学中加以考察，是顺理成章的。”全书共分8章，它以台湾现代文学发展历史作为全书的骨架，努力突出文学史的线索，作家作品不立专章，分别放在台湾现代文学各个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介绍和论述，作家作品的分析要服从文学史的勾勒，而不是史的叙述和勾勒要迁就、让位于作家作品论，因而编者宁愿把杨逵这一跨越两个文学发展期的作家分成两节，分别放在第5章《台湾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下）和第6章《在血泊中挣扎的台湾衰落期文学》，而不是把他硬塞在一章中，史的线索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本书名为“简述”，对台湾现代文艺运动的发展却作了比较清晰的展现，特别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发端叙述颇详，资料也较丰富，它不铺陈，不张扬，把史实和对作家作品的论述，都包含在简洁的文字中，因而尽管全书仅11万多字，但是却有相当大的容量。

编写文学史，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进行概括，编写者要形成这一段文学历史的整体见解。大量的结论要靠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分析研究取得，而不能人云亦云。比如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台湾光复这一段时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政治、文化实行强化统治，“皇民化”运动甚嚣尘上，台湾作家在血泊中进行挣扎，因而一般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把这一时期的文学视为衰落期，除对杨逵、吴浊流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给予积极的评价外，对其他作家作品往往一笔带过，不作深入探讨。这部著作却能从总体上对这段时期的文学进行评价，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品，思想上走下坡路，艺术水平却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而“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思想性的后退与艺术性的前进，构成了本时期台湾文学的基本特征”。对于作者的这个结论，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作者始终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学本身，尤其是努力寻求文学内部演进的轨迹，这是难能可贵的。

张毓茂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按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共分三编，每一编中均有一章《沦陷区文学》，分别论述台湾和东北沦陷区的文学发展状况，以及突出的作家作品。由于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只有考察它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关系，以及和其他时期、区域文学的联系中，才能显示出它自身的价值和特色；赖和、杨逵、吴浊流这三位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三个时期的代表作家，也只有把他们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大框架中进行考察，才能科学地评价他们的贡献和地位。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来说，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范围狭窄等缺陷，如今把台湾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的一部分，归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畴之内，是一次新的尝试，也是对中国新文学史内容的拓展。此书是最新出版的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人们有理由对它有更高的要求，从这一角度来说，它在体例框架上尚有待于重大突破，如何从以往的以论作家作品为主，转到突出各种文体和文学思潮流派发展的史的轨道上来，还要做相当艰巨的努力。此书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写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只三十多年的历史，称为《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实在太勉强，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编者把视线向上推移到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比较突出地反映新文化以及新文学如何从旧制度、旧思想体系中分离出来，那么这段文学史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上卷），较为名实相符。

公仲、汪义生的《台湾新文学史初编》是最新出版的一部台湾现代文学史，也是迄今涵盖面最广的一部台湾现代文学史，一是它叙述的时间长，从1920年一直写到1988年，近七十年来的台湾地区文学的发展，都在作者关注之列，二是它除了评述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的流变外，还介绍了高山族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包括言情和武侠两个方面）、报导文学、儿童文学等。这部书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作了整体观照，改变了以往文学史的惯例，不简单地把全书分为概述和作家作品论两大块，而是以史为线索，侧重综合论述，既介绍分析了台湾各个时期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又展现了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他们在下笔之前，就着意要在文学史的编写体例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因而他们的笔墨始终集中于文学本身，尤其是努力突出文学发展演变的史的线索。他们重视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一方面从纵向上勾勒文学发展的进程，从横向上展示各个时期文学创作的面貌，形成历史的整体感，另一方面又注意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思想主题的剖析中，点出它们的代表性，以及在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和地位，把历史的“点”、“线”、“面”较好的结合起来了。它基本上按历史时期叙述，但在一定的时候又进行回溯，比如对戏剧创作、留学生文学的介绍，对台湾乡土文学行进轨迹的考察，都注意到前后照应，左右联系，力求做到作家形象的完整和史的连贯。

把台湾文学史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总的格局中加以论述，也是这部史书的一个特色。作者始终把握住这样一点，即台湾现代文学史，它是一个特定时期和区域内的文学现象的变迁，不能孤立地就台湾文学论台湾文学，只有考察它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关系，才能显示出它自身的价值和特色。正是作者有着这样一种总体的格局感，因而对台湾文学各时期的思潮流派的演变，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论述，都掌握一定的分寸，把它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来衡量，因而较少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批评。作为一部史著，作者行文力求用比较客观简洁的文字，避免那种感想式、鉴赏式的写法，体现了一种科学求实的精神。

这部著作的不足之处也伴随它的长处而产生。它在两个方面显露了缺陷，一是在某些作家作品的介绍论述中，由于准备不足，资料欠缺，论述就显得有些空泛。比如介绍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地区报导文学繁荣的景况，书中只提到林清玄的《不敢回头看牵牛》等一、二篇作品，草草而过，这样怎么能反映出台湾地区报导文学的繁盛情况呢？又比如对姚一苇作品的论述，仅只简略介绍他的《红鼻子》这一部作品，这又怎么能概括出姚一苇戏剧创作的特色呢？二是这部出版于1986年的著作一直把台湾现代文学史写到了1988年，这样，台湾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与台湾文学创作、台湾文学评论几乎是同步的，缺乏时间的距离。虽然过去了的时间就成了历史，但是历史需要沉淀，资料有待不断积累，审美过程也有待深化，在目前两岸文化交流还不顺畅的情况下，同步评论、同步批评尚且有不少困难，更可况作文的研究。

（王保生《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几部新编台湾新文学史》，载《四海》1991年第2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