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五四”以来，我们观念上的现实主义常常出现宽泛化情状。“五四”新文学家们从引进外国文学思潮到设计新文学体式都吁求着现实主义，价值观上特别倚重于现实主义，并将一切合理的文学现象，各类值得彰扬的外国文学作家和作品倾向，全都与现实主义挂起钩来，从而形成了泛写实主义的情态。

“五四”时代接受外国现实主义的“宽泛化”现象是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的，是与“五四”时代精神、社会现实和美学趋向分不开的。

文学上的革命和突进当然是以批判、否定旧文学传统，在外国新进文学导引下建设新文学为基本内容和价值形态的，而联系这种批判、否定与导引、建设的，则首先是那个时代得到普遍信奉的进化观念。“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最初把目光集中到文学方面的时候，就首先从进化观念上确认了现实主义的价值。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对西方文学进化过程作了清晰的描述：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到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并对中国文学现实进行了这样的反思：“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203322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现代文学家对现实主义的尊奉和接受都是在文学进化、发展的必然性意义上进行的。沈雁冰在1920年初期所写的《小说新潮栏宣言》即表述了与陈独秀相接近的观点。沈雁冰的意旨与陈独秀一样明确，现实中国最急切的期待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现实主义是文学进化到现今的必具形态。

从文学进化的秩序方面肯定现实主义的现实合理性，是“五四”文学革命者接受西方文化观念，以世界文学的宏观发展为借镜，用崭新的价值形式估算中国新文学应有模态的结果。这时候，他们对现实主义的美学认识还较肤浅，还大体上只能从现实人生的肯定和现代社会的批判作倾向性的认同，但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在西方文学观念系统中寻找自己民族文学复兴的理论支点，这当然体现着文学观念现代化和某种自觉。

对于进化论的信奉还一度与对于人道主义的接受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五四”前期“人的文学”的现代观念。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人的文学”的主倡者就是沿着进化观念和人道主义观念两重指向扯起自己的旗帜的。他们认为，既然现实的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人的文学”就须以人的生物习性和进化效果为基本对象，以人间为本位，以现实为本位。这种观点也被人们理解为“五四”现实主义的基色，并由此联想到“五四”时期非常流行的“为人生”文学的现实主义特质。明确地体现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实主义泛化趋向。在“五四”时代，中国作家所接触到的外国文学中，没有任何一种文学象俄国文学那样富于现实人生意识。俄罗斯的昨天正寓喻着“五四”时期中国的今天，民治主义思想、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正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者们面临的迫切问题，对俄国文学的大力接受，便是在这种契合感觉中进行的。当“五四”新文学家把俄国文学的这些思想质素当作现实主义的必具内容时，其现实主义观念便实现了又一次宽泛化。

新文学家们从西方美学理论中引进现实主义时，还把现实主义的紧邻——自然主义也裹挟进来。不论是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把自然主义描述为比现实主义更为先进的思潮，还是沈雁冰在许多文章中把自然主义混同于现实主义，或把现实主义归并入自然主义，“五四”新文学倡导者并没有定下心来对外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潮作过认真的考察和严格的甄别。现实主义观念的宽泛化于此又可见一斑。

“五四”作家总习惯于把现实主义理解为艺术真实观的典型载体，将自然主义及别的主义对艺术真实性的讲求理解为现实主义因素的渗透，这样，现实主义就在极宽泛化的意义上得到了尊重和倡导。

由科学的真实性到毫无保留地披露现实丑恶，由各种自然“真象”的描写到“彻底”批判黑暗，这是“五四”文学家发现的自然主义在现实主义意义上价值升值的基本链节。他们肯定现实主义，接受现实主义，努力创建现实主义，最现实最有力的依据便是现实主义的巨大批判性。当他们看到了自然主义的这种价值并加以肯定时，便在无形中用宽泛化了的现实主义概念罩定了自然主义，所以有时候将两个“主义”混用，有时又轻易地分开它们。

就“五四”新文学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最初情形而言，这或许可以算是现实主义的宽泛化牺牲了自然主义作为观念的独立性。当“五四”文学家在价值观念上对现实主义特别倚重的时候，现实主义概念的宽泛化是不可避免的，几乎其它主义（包括自然主义）所有的长处——只要接近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或能为现实主义的价值形态所涵容——都会成为“五四”泛现实主义的兼并对象，这便是“五四”文学接受外国文学思潮影响的特别景观，是缺乏现实主义观念基础的中国文坛在西方众多文艺思潮的猛烈冲击下，在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和问题累累的人生困扰勒逼下作出的自然选择。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南京）1991年第5期，全文9000字、刘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