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浪漫的“诗”的时期早已过去。当郭沫若新诗创作中的想象力已经枯竭，创造力已经告罄，他的旧体诗创作却格外活跃起来。他的情思、他的衷肠、他的千般意绪、他的万般感慨，……当着他的中年“情怀”代替了青春“生趣”，他写起旧体诗来显得比写新诗更得心应手。

日后他曾回忆说：“进入中年以后，我每每做一些旧体诗。这倒不是出于‘骸骨的迷恋’，而是当诗的浪潮在我心中袭击的时候，我苦于找不到适合的形式把意境表现出来。诗的灵魂在空中激荡着，迫不得已只好寄居在畸形的‘铁拐李’的躯壳里。”1203326

感时书愤、陈古刺今，述怀明志、怀旧思人、送春感秋、抒悲遣愁、说禅慕逸……构成了吸引着历代诗人的情感圈。郭沫若在谈到用鲁迅《惯于长夜》韵的《归国杂吟之二——又当投笔》一诗时说：“我在当时的确是把我全部的赤诚倾泻了出来，我是流着眼泪把诗吐出的；虽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它在我的生命史上确是一个里程碑。”（《鲁迅和我们同在》）是的，这是一个里程碑。民族的苦难中包含着自身的苦痛，义无反顾的使命感凝结为报国血诚，这使郭沫若完全认同了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风骨和气节、精神方式和行为方式。

作于1943年6月的《孔丘》诗，可视为他自述怀抱的作品。他借咏孔子而描绘了自己所激赏的人生境界。1938年和田汉的《长沙有感》又说明他并不满足于作诗人，他在慨叹自己未能有吕望、伊尹那样的际遇。至今有研究者为郭沫若的从政经历影响了、干扰了他的文学才能的充分发展而遗憾，而我们从他抗战时期以旧体诗形式发出的人生咏叹中看到，他本人的遗憾却在相反的方面。当他把这种遗憾稍加吟味，他并不至于自伤自叹、自悲自悔。而是处于一种相当洒脱的心态，那遗憾是自豪自得之下的遗憾，他毕竟有充满奇迹的、赫赫扬扬的人生。回溯已经走过的人生道路，郭沫若深沉、复杂的中年感怀时常能以旧体形式得到简括、明朗的表现。他作于1945年的《和金静庵》，是对人生遗憾的抒怀，却又从容地展示着作者洒脱、自信的心智状态和豁朗、坦荡的人生风度。这样的心灵状态很难用自由体新诗的形式恰如其分地表现。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正担当着非心狭量窄者所能担当的角色。作为冠冕群伦的文坛领袖，他此时交游甚广，胜友如云，其中不乏一时俊彦。他这一时期的旧体诗中，有不少题赠、唱酬之作，《送田寿昌赵桂林》、《和老舍原韵并赠三首》、《赠谢冰心》等，皆堪称佳作。无论对旧友新交，他都以领袖风骚的宽容姿态去誉人之长，不吝揄扬之词，而且总能揄扬得恰到好处，使得到他和诗、赠诗的人颇为承情，同时，渗透在诗中的煦煦然、娓娓然、蔼蔼然的情态又决不让人有屈尊垂顾之感。

即使在抗日战争那样严峻的岁月里，郭沫若毕竟也有舒心惬意的时日，也有洒脱飘逸的情怀，也有“暂把峰烟遗物外”（《舟游阳朔》）的时候。作于1943年春的《黄山探梅四首》，表现了轻松的意兴。与此同时，作为对文人趣味的自觉的抗拒，他又努力向平民趣味靠拢，于是我们看到了《猪颂》和《石颂》。《猪颂》寓庄严的人生哲理于谐趣的四言诗句中，极有新意，极有妙趣，人皆以为“蠢”的猪在作者笔下成了一个知命乐天的得道者。将圣者气度加之于最常见的、服务于人又受人鄙视的猪，体现着郭沫若在作学问方面翻新出奇的癖好，也包含着他对知足乐天、务实诚笃的平民性精神道德的向往。《石颂》颂的是普通的石头，而不是中国文人历来标为傲岸不驯的风骨的象征的嶙峋怪石。普普通通的石头，被郭沫若看出了“有圣者相”。

在他看来，人生的千种情态、细事琐情、趣闻佳谈，无不能入诗。他的一些不经意写下的诗作，确能涉笔成趣，表现了他特有的风趣情致。例如作于1944年的《观〈两面人〉》虽是信笔戏作，却含有隽妙的人生哲理。作于1942年的《题冯玉祥先生画》写得朗豁而有趣。骑驴看梅花，尚不令人惊讶，而骑驴上战场，实在寄寓着新奇的情致。不去叫战骂阵，不去拼命厮杀，却以悠闲的态度面对生死搏斗。

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比郁达夫作品更合“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梁启超语）的黄遵宪路线。抗战时期的民族处境和文化气氛为“新理想”与“旧风格”的交融提供了某些可能性。

他的旧体诗在写作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发表意图，常常是写给自己或朋友的，这样，在他的旧体诗中，至少有一部分更真实地传达了他的人生慨叹和人生体悟。

郭沫若、田汉、朱自清、俞平伯、王统照……都转而写起旧体诗，正是这种旧了的形式，才满足了他们难以用其它形式满足的文学兴致。旧体诗独特的语言组成方式、定型化的情感指向，对于他们不再构成束缚，反而成为抒怀的凭藉。这一现象能给我们有意味的启示。

旧体诗是一种用旧了、用老了的形式，它早就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甚至烂熟的地步。我们阅读优秀的旧体诗，能体味出存在于音节韵律与人生韵律之间的微妙联系，其中某些曲折深藏的情致是很难用白话来表现的。而且，在旧体诗能表达的“古”之“情怀”中，有一些人类感情生活中具普遍价值的型式，它们在不同时代里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又毕竟是可以相通的。无疑，新诗是时代变化的产物，它显示了新的艺术可能性。然而，我们仍然难以在旧体诗与新诗之间简单地区别优劣高低。

以新诗人的旧体诗拿来作研究的参照，我们会对“旧体”与“新体”各自的表现优势多一些认识。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全文20000字，张晓翠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