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学术工程，《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跨度之长，问题之多，难度之大是不待言说的，而主编严家炎先生为它设定的目标——“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创立二十世纪小说史的新格局”……，亦不可谓不高。不难想见，当它按预期目标完成后，就不单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研究领域本身的收获，而且必将对普遍寻求变革的整个文学研究界产生积极的影响，提供有益的经验。

值此之际，由陈平原执笔的第一卷先行出版了。快读一过，我的第一个感想是，这先行出版的一卷不但未负众望，而且以其超卓的学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全套工程的期望。

该卷论列的是从1897年至1916年这约二十年间的小说现象，而这恰恰是陈平原最擅长的领域。几年前，他取材于此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给人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现在由他执笔的第一卷可谓更上一层楼。在该卷中作者仔细发掘了大量有意义的新史料，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各种新方法、新视角，更深一层地揭示了有关小说现象的历史意义，从而将该时期小说史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承上启下，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后续各卷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这是一部不仅有扎实内容而且有高度理论水准的著作。如所周知，文学史观的转变，文学史写作模式的更新，是近年来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然而单从理论上说得圆并不难，要在实践上兜得转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也就是更新文学史写作这一良好动议长期停留在“只说不练”境地的原因。但也有知难而进者，《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这一学术工程的上马即是一例。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从根本上整体上改变了文学史写作的主题，这在同等规模同类著作中尚无先例。各门学科都有其主要问题，这些主题不应混同。尽管人类的各种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各种人文学科的主题也密切相关，但之所以又有分类和分科，也就意味着各种人类活动、各种人文学科自有其特殊性和独立性。文学之为文学而非经济，文学史之为文学史而非经济史，也正如经济之为经济而非文学，经济史之为经济史而非文学史一样的显而易见。然而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长期以来却不被承认。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人们在文学史著作中竭尽全力地探讨各种社会问题：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问题，而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被遗忘了。当然，在文学史著作中对社会问题表示一定的关注，是合理的，但当各种社会问题成了！文学史的主题，而文学本身的问题被置于不闻不问的境地时，就不能认为是合理的了。然而截止到八十年代末，各种文学史著作事实上仍然有意地或无奈地以社会问题为主题。因而它们究其实都不过是“文学中的社会问题史”，它们作为文学史，实在有些名不符实。《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则从根本上纠正了这种主题的偏离。在该卷中，陈平原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以文学自身的问题为写作主题，从而使这部著作真正成为一部名符其实的甚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各章的标题，无不紧扣着文学自身的问题及其相关问题：“新小说的诞生”、“域外小说的刺激和启迪”、“商品化与书面化倾向”、“由俗入雅与回雅入俗”、“集锦式与片断式”、“文白并存的小说文体”等章标题，不仅令人一望而知这是一部文学史著作，而且让人感到这是一部抓住了所研究的文学现象特有问题的文学史著作。《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文学史写作主题的历史性转换，即把文学史写作上以文学中的社会问题为主题转换为以文学自身的问题待已久的学术理想终于在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得以完全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进展。

但陈平原并没有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坚持文学史必须以文学本身的问题为主题，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本身的问题是在种种社会历史文化关系之中发生和发展的，因此他对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极为关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但对这种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考察，最终是为了说明本身问题的，而不是相反，这个原则陈平原是毫不动摇的。在这个原则之下，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便具有了全然不同的意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人们纷纷赞扬陈平原在该卷中成功地引入种种“纯文学”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如结构，视角，类型，风格，文体等，而我的感觉是他对文学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似乎更为出色，在第一章“新小说的诞生”这一概述和第二章“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这一动力学研究之后，陈平原紧接着在第三章中专门研究了“商品化与书面化”对清末民初小说发展的影响。他指出，在清末民初，由于新小说市场的建立以及作家的专业化，商品意识迅速介入小说家的创作过程，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小说思潮的演变，并且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影响的正负两面性：一方面小说的商品化固然使清末民初小说作家在艺术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却也使得作家不一定走科举仕进或入幕帮闲这些中国文人千百年来走惯的老路，获得了人格上的独立；而经济上不依附达官权贵，思想上也就更可以离经叛道，说话写文章更少顾忌——晚清小说之所以集中笔墨抨击官场，这正是原因之一。同时，作为“顾客”的大众消费口味不但逼作家闯政治上的禁区，也可能逼他们闯艺术上的禁区。由此他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小说的商品化，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第65页）。这一辩证的看法比五四先驱者们一味谴责晚清小说商品化倾向，要恰当多，这正是真正的文学社会学的效用。因此，更准确地说，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所作的主题转换，是变以文学中的社会问题而为以社会关系中的文学问题为主题。

我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所得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作者在写作中着意将他对这段小说现象的见解放在主体的地位。这与一般文学史著作之堆砌史料而缺乏分析或人云亦云缺少主见，是迥然不同的。从文学史编写史来看，该卷的上述特点既标志着文学史编写工作者主体意识的回归，也标志着文学史著作中作者的史识已居于主体的地位。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写作中，旗帜鲜明地甚至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突出了史识的主体性。这有两个突出的表现。其一，他破天荒地把一般文学史写作中必不可少的史料考辨和介绍放到附录中去解决，而把正文全部留为表达史识之用，以突出自己作为研究主体对这一段小说史的理解和把握。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是陈平原进一步从写作体例上将小说史分为“正文”和“附录”两部分，并断然宣称史料的介绍只能是“附录”，“正文”应该是史识的表达。这种毫不通融的区划或许有些“一刀切”之嫌，但无疑有助于突出“史识”的主体性。当陈平原这样做时，他也自觉地承担了某种自我牺牲，从而换来了文学史著作最根本的东西——史识之集中与丰盈的发挥。不待说这一体例上的创举是对文学史写作中的实证主义或唯事实主义的一个有力冲击。其二，在史识的表达上，陈平原不求全而求深，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论设计和特长长驱直入，重点突破，变平面的罗列为纵深的开掘。应该说这是一种颇具魅力但也特别需要胆力的学术追求。正是这种廿认片面的纵深开掘，才能真正把文学史研究引向深入，才能真正提高文学史的学术水准。从这种思想出发，陈平原无意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写成一部清末民初小说的“面面观”，而是锐意从形式方面对这一时期小说的演变进行深入开掘，从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史的意识的落实到位，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给我最为深刻的一个印象。陈平原的该卷著作在这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陈平廐是遵循着从一般到特殊的思路，来贯彻和落实“史的意识”的，这给予我们以方法论的启发。这种从一般到特殊的思路在该卷中表现为三个紧密相连而逐步深入的环节。首先，作者坚持一种历史的整体观和辩证发展观，力求对这一时期小说的主要发展动向和整体结构特征，作出宏观的历史概括和辩证的历史分析。为此他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工作范式和写作原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承上启下，中西合璧，注重进程，消解大家。”所谓“承上启下”，表明他对清末民初小说在整个中国小说史上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历史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即这段小说是新旧过渡阶段的产物。所谓“中西合璧”，指的是这一时期小说既直接接受了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从而有所新变，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承继着中国文学的古老传统，因而这一时期的小说是亦新亦旧而又不新不旧，亦中亦西又不中不西，有些夹生（因而在研究中既要返顾传统，又要参酌西法）。这种清醒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认识在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至于作者所谓“注重进程，消解大家”的思路，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路子接近鲁迅拟想中抓住主要文学现象展开论述的文学史，但更注意形式特征的演变”（卷后语）。作为这种构想的实践，作者在该卷写作中断然抛弃了以作家为主的文学史常规体例，而改以重要文学现象为主，以突出所论文学现象的历史进程和整体特征。这种体例显然有助于作家把文学史写成真正的文学史而非作家论。全书九章数十节中没有专论任何一个作家（不管他多重要），而一概用以讨论主要的文学现象、总体性的文学问题。这在文学史写作体例上是一个大胆的创举。对此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但作者的苦心我们也不难理解：他试图以个别作家的消解来达到史的概括上更大的整体性。现在看来，作者的这一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虽然重点作家作品论述不足，但该时期小说现象的总体特征却被作者揭示得非常鲜明。而且，如作者所说《“消解大家”不是全然不考虑作家的特征和贡献，而是在文学进程中把握作家创作，只不过是不再列专章专节论述而已。

陈平原进一步考虑的是将“史的意识”推进到“文学史意识”这个更为具体的环节。他敏锐地抓住文学史写作中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他认为文学史写作中最棘手的是下述三对矛盾；“如何处理好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形态学的描述和发生学的追踪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时代风尚与超前意识之间的关系。”（卷后语）这确乎是文学史家最困惑的根本问题，但还没有谁象陈平原这样清醒且清楚地予以梳理。这清醒的理解，即标明一般的“史的意识”在文学史这个特定领域中具体化了。进而陈平原也就水到渠成地得出了有针对性的三条对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第一种主要抓住影响文学形式发展的独特文化现象切入，第二种努力在整体的结构剖析中引入历史的因素，第三种则借助后世文学的接受、变异、重构来把握独特作家的独特贡献。“（同上）这些对策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的成功运用（在第三章中用文化这个中介因素来沟通“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就是一例），使该书“文学史”味十足，这是每个读者都不难体会的。单凭这一点该书已超出时下大多数文学史著作一大截。然而更令人佩服的是他进一步倡导一种“小说史意识”，以确定和完善“小说”史所特有的史学品格。首先点明并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是陈平原。其实话说白了，也没有什么费解的：小说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自然有其独特的史学品格和史学追求，有自己的着眼点和侧重点。至于这独立品格和特殊要求到底是什么，人们当然可能而且必然有不同的理解。在陈平原的小说史意识中，形式体裁居于中心地位。在他看来，小说史就是一种体裁史，它追求的是对小说形式发展的整体观照。这样一来，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将小说形式的发展和小说类型的演变作为论述的重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本着这种思路，他在该卷写作中，非常自觉地在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所特有的层面用力：相对于抒情诗，他突出了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特征，相对于戏剧与电影等综合艺术，他注重于小说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所应有的文体特征，相对于注重实录的报吿文学，他注目于小说的想象虚构以及某些主题动机的流传变异……这些在该卷中都有专章论述。这在小说史研究上无疑是个创举，它标志着小说史这门学科，在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路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作者的构想和实践还有待进一步的补充和改进，但作者所取得的成就已让我们喜出望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不仅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文学史著作，而且是一部本色当行的小说史著作。在已出版的几部现代小说史中，几乎惟有陈著才完全无愧于小说史这个名号。

总结我的印象，一言以蔽之，《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成功，有力地提示我们，在文学史写作中必须坚持以文学本身的问题为主题，以写作者的史识为主体（或主导），把史的意识落实到位（即特定化）。我认为这才是这部著作最值得注意之处。作者的这种史学追求无疑应该成为一切文学史写作的努力方向。

当然，我并不是说该书已完美无可挑剔了。事实上，该书高度的成功恰使其缺陷显而易见。但与一般不同的是，这些缺陷非关作者的才力。换言之，凡所缺陷，并非作者想不到做不来，而是作者自觉地“有所不为”的结果。因此作者自有其理论立场，在不少地方深深触及到文学史写作的基本理论问题。这里我想就此谈一点不同意见，其中不无借题发挥的成分，这是需要申明的。

有些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以及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陈平原也利用了内外之分，但他作了不同一般的处整。向来人们多从外（社会历史文化）往里（文学）看，走的是以诗（文学）证史（社会历史文化）路子，而陈平原却一反常规，改为从里往外看，即在文学的内部研究中引进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这个改进是根本性的。它既坚持了文学研究始终应以文学自身为中心的原则立场，同时又避免了自我封闭。但陈平原在改换思路过程中，却对这个内与外的界限本身未予深思，结果将文学的内在结构缩小为文学形式这一因素，无形中却扩大了外在于文学的因素即非文学的范围。这个疏忽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在陈平原那里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只是而且似乎只能是外在于文学的动力学因素，因之他只从动力学的角度予以研究。但事实上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不仅是文学的外在动因，当它们经过作家的创造性转化而融注在文学之中后，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的内在血肉、内在世界了，即所谓内容、意蕴——随你怎么说吧，总之是内在于文学的，属于文学的本体结构。对此，研究者不能等闲视之，连提倡文学本体研究最力的理论家也得承认，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中有一个重要层面，即被表现的事物，这被表现之物既包括由人物、背景等构成的“世界”，又包含看“世界”的“观点”。这样一个从某种“观点”表现出来的“世界”，不就相当于上述那由作家创造性转化而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的世界么？研究者当然不必在这个内化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机械地寻求对应，但适当地参照外在“世界”来对内在“世界”加以阐释，却是必要的。但陈平原对文学的内在结构的理解失之偏狭：在他眼里似乎只有艺术形式才属于文学的内在结构，在他看来小说史也就是小说形式的发展演变史。因之他在该卷写作中始终围绕小说形式诸层面——文体，结构，风格，视角等的变化来展开论述，而几乎将小说丰富的思想内容置于研究视野之外。当然我注意到作者也试图从主题学与风格学角度用力，但问题在于那些凝结在文学中的内容——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是很难完全归纳为几个有限的主题模式和风格类型的，因而这并不能弥补该书在内容研究上的贫弱。这个疏忽不能算小。

还有一些问题涉及到史实与史识（从写作过程来看是史实的叙述与史识的阐发）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史实叙述是相当薄弱的。这不是作者不熟悉史料而是他有意的理论设计使然。当然我注意到该卷第一章对这一时期小说现象的基本状况有一个概述，在后续各章的议论也都有确凿的史实根据。但前者过于简略，后者失之零散。从简略的概述中人们搞不清该时期小说理论讨论、新小说的崛起与发展以及谴责小说的流变等重要文学现象的眉目，而散布于各章中的史料也如拆碎的七宝楼台一样，并不能给人一个清晰完整的轮廓印象。在注重个人创见的学术著作中省略某些人所共知以的史实以便更好地展开史识的论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省略若到了连文学史专家难以接受的程度，就有些过头了。据此来看，陈平原的写作模式显然过于偏重观点的发挥，偏重于共时性的整体观照，而相当忽略对历史情节的叙述。

最后一个问题则涉及到个体与整体（或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陈平原注重整体研究的选择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明智的，其效果也很明显。只是陈平原那么不分大小地一刀切碎的作法（我是真佩服他这种干脆劲儿）所必然造成的损失——杰出个体的消解，总让我有些“惨不忍睹”。这不禁使我要想，即使在注重整体性的文学史中能否适当地保留一点杰出作家作品的独特性——毕竟杰出个体本身的整体性（统一性）也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思的问题啊，何况确定杰出个体（不是每一个体）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在我看来是不论什么类型的文学史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回避的一个主要任务。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处理，当然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则，如果有，那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有些时期可能比较整齐划一或平淡无奇，因之适合作一般的归纳和整体的描述，有些时期则可能于普遍趋势之外又有一些卓然不群的名家名作，这就有必要在整体研究中适当给予杰出个体一席之地。而且个体与整体也并非绝然不可通融：有些杰出个体往往是某种文学动向和风格的开风气者或典型，这就不妨考虑从思潮、动向、风格、类型等角度入手，将杰出个体的评述与普遍趋向的概述有机地协调起来。从这个角度看，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的处理尚无大偏差，因为清末民初小说的实际情况是特别突出的个体不多，创作上一窝蜂地上，几乎使一切涉足者都扯个一般平（即使如此，谴责小说四大家以及苏曼殊的被消解，仍是个缺憾）。但是五四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从那以后是个名家辈出、名作不断的时代，因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后续各卷作者不能不考虑这一实际情况。我不能设想，一部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大师名家消解在整体解析中的现代小说史，对那怕是专业性读者还有无吸引力。而且我猜想，陈平原在该卷中所运用的那些整体性的研究思路和切入角度，大约也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全体写作同仁的共同立场。如果我的猜想不错，那么，这些思路和角度在各卷中的贯彻和运用，固然有助于使一套系统的学术工程获得鲜明的整体性、连贯性，但无形中也许会使各卷本身的个性受到某种限制。这又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换言之，如何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将是摆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后续各卷作者面前的一个双重难题。但我坚信他们必定能够克服困难，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

（解志熙《文学史的新写作及其理论问题——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