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一直困惑着文学史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史籍撰述，把微观的资料搜辑与宏观的总体概述，精细的审美直觉和新颖的理论升华，具体的文本分析和历史线索的勾勒，浑然一体而又趣味盎然地融合起来。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探索了一种史学形态。它尝试了一种“树型”的著述体例，以每卷的总论作为主干，流派作家群论作为繁枝，作家论作为密叶，形成一个多层次互补的生命整体，象一株繁茂的大树，把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脉络，包括思潮、流派和文体的来龙去脉清晰地梳理出来，突破了以往中国文学史著述中某些单调、平板、封闭的思维定式，把数以百计的作家、数以千计的作品置于胸间笔底，还文学史以充满立体感和动态感的本来面目，从而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块熟土注入颇有理性和灵感的新鲜活力。

正是由于这部论著采取了新的文学史体例或结构形态，使它能够较好地把握住文学与特定时代的民族文化和美学情趣的内在关系。实质上，它力图通过文学阐释时代心灵和历史精蕴，既不失一部文体史的独特品格，又具有一部记载中华民族历史上黑暗年代艰辛苦斗，不息奋进的民族生存史和文化史相交融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