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非先生最近推出的《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学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一书，追求与鲁迅的深度契合，追求民族文化心理的现代化重构，其富于独创性与时代性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学术界的生机，并给予学术界乃至关心.民族文化心理重构的广大读者以丰富而深邃的启迪。

鲁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过去与未来，都作出了极为深刻的思考，他努力澄清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早已不能适应于二十世纪现代生活秩序的整个框架和主导线索，严肃认真地挖掘和继承其中许多健康与合理的因素，并且企图在自己民族血脉所灌注的坚实和广阔的土壤上，借鉴和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优秀成果，却又据弃其中从社会效应来说是不健康的因素，以及从审美角度来说是不太适应中华民族的成分，积极而又慎重地思考如何建设自己民族的新文化”（《鲁迅和中国文化》，第331页，以下本书引文只注页码）。可以说，舍去了文化内涵，鲁迅的博大、精深就无从谈起；舍去了鲁迅，20世纪中国文化的划时代转变就失去了轴心。正因为如此，林非先生才选取了文化学的视角，对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独到、深入的考察。

鲁迅不是黑格尔、康德那样思辩性很强的思想家，而是带有鲜明的东方色彩的感受性异常深刻的思想家。他的文化思想很少见之于条分缕析的论文，而是大多散见于他的杂文创作之中，这就给体系的梳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鲁迅和中国文化》以“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论启蒙主义”、“鲁迅论‘人’的命题”、“鲁迅论国民性”、“鲁迅论中国新文化建设”为题分为五章，既囊括了鲁迅文化观的整个构架，又在逻辑上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把握了鲁迅文化观的历史轨迹与辩证逻辑。

对于象鲁迅这样复杂的文化现象，单单梳理出一条线索已属不易，更为困难的是深入、准确地揭示出其内在的矛盾运动，后者是能否把握真实的、完整的、本质的鲁迅的关键。林非先生以鲁迅精神研究鲁迅，勇于直面并且辩证地阐释鲁迅的矛盾。鲁迅在思考中国思想文化史时，曾对道教予以极大的注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有些论者便以此为据，论证鲁迅对道教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的估价高于儒教，并且顺着这一思路延伸下去。林非先生在全面地考察了鲁迅对儒、道、佛三教的看法以及道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实际作用的基础上，认为：“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种见解肯定是过于夸大了，道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民间风俗习惯中确实有较大的影响，不过他对于整个民族所引起的思想禁锢和钳制的作用，事实上是远逊于儒家学说的。儒家学说作为从精神、伦理、思想和政治上控制广大民众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思想史上所产生的巨大作用，鲁迅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其实是最为深邃的。鲁迅对于儒家学说全部深刻的剖析与评价，其实就否定了他这种‘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见解。”（第35—36页）再如，鲁迅在《科学史教篇》里充分肯定了科学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偕并进的巨大作用与意义，然而在几乎同时写成的《文化偏至论》中，他又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对立起来，将西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不加分析地看作“一切诈伪罪恶”发生的渊薮。对于这种二律背反现象，林非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它产生的原因，既肯定了鲁迅对西方社会弊病的敏感与警觉，又指出了鲁迅之所以对本来属于次要问题的西方社会两种文明的矛盾状态的夸大，“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自己的思想无法完全摆脱植根于小农经济落后土壤中片面推崇‘内’和‘神’的空想主义倾向”（第96页）。以往的论者往往认为，既然鲁迅的思想是发展的，那么后期一定胜过前期，舍弃的必定是要不得的，保留的必定是有价值的。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林非先生注意到，鲁迅于1925年撰成的《青年须读书》，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与《文化偏至论》中带点国粹主义气味的痕迹迥然不同，见解十分精辟和深邃，却又不如《文化偏至译》中“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见解来得全面。鲁迅早期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对西方社会的民主产生过误解，到了后期，虽然个性解放思想与社会解放思想相融合，但对民主的冷淡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鲁迅的思想始终是在矛盾的纠葛。搏击中向前发展，鲁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时代精神最激越的呐喊，也有传统重轭底下最沉重的叹息，有足以令万世信服的真知灼见，也有在后人眼里显而易见的“稚语”，有深刻得透彻脊髓的深邃性，也有犀利得一针见血的片面性，有对传统文化的专制主义的基本框架与主导线索的最决绝的否定，也有对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子最宽容、最精到的阐发……正视鲁迅的矛盾，才能准确、完整地把握鲁迅，与鲁迅达到深度的契合。那种从现实功利出发，抓住鲁迅的某个方面，今天说鲁迅是传统文化最彻底的批判者，明天又说鲁迅是民族文化最伟大的弘扬者，诸如此类，只能说翻跟斗的技巧高超，却缺乏认识的科学性。至于无知者或心怀叵测者对鲁迅的恶嘲与诅咒同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辩证分析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是对真实的背离，是对真诚的亵渎，而后者则是理性的探究，是对真实的皈依，是悟性的认同与感情的亲近。事实上，我们正是通过林非先生对鲁迅内在矛盾的揭示与分析，看到了一位切近可感、真实可信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形象。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活动的，象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尤其是特定的历史时代铸成的杰作。林非先生一向主张“应该把鲁迅的思想，放在他所处的广阔的时代背景前面来进行考察”，“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长河中来进行观察，要研究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第332页）。论及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书中透过鲁迅的目光勾勒出传统文化扼杀民族生机的灰色背景，揭示出鲁迅否定专制主义基本框架与主导线索的历史合理性。论及鲁迅的新文化观，书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对照、碰撞的广阔背景下，阐发鲁迅博大的胸襟、恢弘的气度与高远的目光。论及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书中回溯了从明代中叶到晚清的启蒙主义思潮史，指出了鲁迅的思想渊源，同时通过鲁迅与启蒙前驱者及同代人的比较，显示出鲁迅的独特性：较之章太炎、邹容、孙中山，他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启蒙的艰巨性；较之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启蒙，他则侧重思想文化性格的启蒙；较之陈独秀、李大钊的由思想文化启蒙转向政治革命，他则始终如一地从事“人”的启蒙。

历史时代背景的拓展，不仅凸现出鲁迅的独特性贡献，而且揭示出鲁迅某些观点的片面性乃至交织着多重矛盾的精神世界的社会文化基础。林非先生高度评价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的“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思想逻辑，认为这一论断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达到了深刻的契合。但随后他又指出，鲁迅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即“任个人而排众数”，则削弱与阻碍了“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正确的思想逻辑，妨碍了鲁迅思考民主与法制这一类社会政治领域的问题，甚至致使他在思考这一类问题时作出谬误的判断。林非先生没有停止在对矛盾的表层披露上，而是进一步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寻找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的必然性：“在清王朝异常残暴的黑暗统治底下，绝大多数人们都处于一片肃杀和沉寂的精神世界之中”（第145页），因而鲁迅对“庸众”的感觉是有其客观根据的。在鲁迅的早期思想中，还存在着这样一对矛盾：一方面他大体肯定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平等思潮，认为它有利于整个国家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促进了“人类之尊严”与“个性之价值”的普遍觉醒，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一思潮会使社会变得“恶浊”和“凉薄”、“顽愚”和“伪诈”，会无视和灭绝“个人特殊之性”。著者认为，后一种看法诚然是接受了斯蒂纳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影响，但也有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禁锢底下，在这个封闭落后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状态中间，还不太容易产生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分析的思想水准，不太容易比较科学地认识到如果从渐进与递增的相对性的角度来说，它是大大优越于中国当时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因而他就不太容易认识到应该如何接受它的长处和克服它的弊病，却在发现它的弊病之后就全盘加以否定，并且导致虽与其对立却更是具有谬误性的结论。”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接受无政府主义和唯意志论，“正是生活在小农经济基地上的先进思想家们，往往都难于完全避免的一种历史与时代相纠结的悲剧”（第148—146页）。

历史时代背景的引入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有助于准确地把握鲁迅文化世界的独特性及其来龙去脉，二是透过鲁迅文化世界，将视野扩及整个文化史，“从中得到认识人类从事精神文明活动的某些规律”（第334—335页）。因而，我们看到书中不单单是对鲁迅文化世界的阐释，还有从鲁迅延展开去的对于文化问题的阐扬。从鲁迅对于晚清“新党”前后评价尺度的差异，著者发现了历史阶段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讨论处于共时性阶段内的若干问题，往往会针砭得十分严格和细致，这才具有历史的确切性；而讨论处于历时性阶段的若干问题，侧重点是在于注意进行总体把握，因而必然会删除许多具体的细节，态度自会相应地变得宽容多了。研究历史确实需要有这两种精神的结合：对于具体发展过程的细致分析的能力，和对于其历史意义总体把握的能力，这样就更能形成宏观与微观相渗透的准确结论。”实际上，《鲁迅和中国文化》也体现了这两种精神的结合，既有精确的微观分析，又有宏观的整体把握，既有具体分析时的严峻，又有整体观照时的宽容。在探讨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时，著者关于专制主义与愚昧迷信、科学的启蒙与民主的启蒙的关系的见解十分精湛，实在发人深思。在论及鲁迅早期提出的一些命题当时未能产生而后才终于产生了应有的社会效应时，著者指出，渗透到文化背景内层中去的深刻思想确实不太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然而历史终究是不大会跳跃前进的，任何一个应该产生历史作用的命题，只要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那么它仍将会在另一种新的时代条件底下再度被人们所提起”（第99页）。这种带有历史规律性的提炼、概括无疑增强了论著的理性力度与历史感。

过去，有一种把马克思主义与启蒙对立起来的观点比较流行。林非先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不讲启蒙，它所追求的是更高一级的启蒙，即人的意识高度自觉，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鲁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没有放弃启蒙，而是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注入到启蒙中间去，扩大了启蒙的视野，增加了启蒙的亮色，另一方面也“用来自社会生活实践的丰富和深刻的感受，印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无比准确，并且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遗憾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融为一体的人实在太少了，许多人把二者对立起来，“没有来得及充分总结和发扬‘五四’启蒙主义运动的积极成果，既没有认真完成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主义的补课工作，更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高度原则性的思想启蒙，其关键在于并未很好贯彻思想文化领域内彻底澄清和消除封建专制主义精神的任务，因而‘人’的自觉意识并未很好地确立起来，民主的意识也就更没有可能在社会群体中间扎下根子。”（第88页）而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补好启蒙这一课，进而去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启蒙。

林非先生这部新著在视界的广度、剖析的深度、思辨的力度以及历史感与时代感等许多方面都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在与鲁迅的深度契合上大大推进了一步，同时，也就民族文化心理的现代化重构这一重要命题，敞开了一个与当代人对话的窗口。

秦弓《追求与鲁迅的深度契合——评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