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展开了鲁迅研究学术史的写作。而其中成就最为突出，并拿出第一部完整的研究史的，则是袁良骏同志。他的《鲁迅研究史》上卷和作为下卷的《当代鲁迅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的出版，使鲁迅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了一套完整的学术史。这正是鲁迅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作为当代鲁迅研究史，写作的最大难点躭在“当代”上面。书中涉及的学者很大部分都还健在，如果顾及面子，进行庸俗的捧场，尽管可能一团和气，却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t“是最误人、最坏事、最无聊的。”出还不如不出。因此，作者根据“鲁迅提出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原则”，“没有为尊者、贤者、亲者讳，而是开心见胆，放言无忌”，从容率情，秉笔直书。这正是这部研究史最大的特点，也是最为难得的优点。

从宏观上说，作者秉笔直书的主要成效是：在充分肯定建国40年来鲁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透辟地揭露了“左”的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对鲁迅研究的严重危害。这种揭露是以事实为根据并且充分说理的，从第一章“五十年代初期的鲁迅研究”开始就摆出了种种事实，列出专节分析了简单粗暴和庸俗社会学的苗头，以罗君矢对孙伏园《五四运动与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一文的批评为例，说明“左”的简单粗暴的批评对于正常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分析会带来多么大的危害；又以给阿Q划成分、算命、说他现在一定是个土改积极分子的荒唐说法为例，论证了庸俗社会学的荒谬性；并以充足的例证，指出了当时鲁迅研究界存在的拔高和避讳等实用主义倾向。到第二章“五十年代鲁迅小说研究的丰收和弊病”，继续分析了廉俗社会学批评模式的恶性发展。而到第五章“灾星与隐患”则从理论高度作出了总结：“从哲学上说，实用主义是庸俗社会学的一支，也可以说是庸俗社会学的具体运用。它们之得以盛行，盖出于政治原因。出于‘左’可以搞实用主义、搞庸俗社会学；出于‘右’同样可以搞实用主义、搞庸俗社会学。”这样，就理出了一条贯串于鲁迅研究史中的错误迷途，启悟研究者拨乱返正，排除干扰，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鲁迅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从微观上说，作者对冯雪峰、胡风、许广平以及李何林、王瑶、唐弢、陈涌等等这些鲁迅研究领域的尊者和贤者是非常尊重的，以大量的篇幅充分肯定和评析了他们对鲁迅研究的历史贡献。然而也正是出于对真理的尊重，中肯地指出了他们的缺陷与不足。对冯雪峰，作者指出他“为了强调鲁迅杂文的丰富性”，“把杂文的概念却扩大得太无边际了”，从而“取消了鲁迅杂文的独特创造”；对胡风，作者批评了他关于鲁迅五四时期就已经是社会主义者的拔高观点，清理了这一观点对雪苇、耿庸等研究者的不良影响；对许广平，作者直率地批评她的《鲁迅回忆录》有些地方受到了“左”的、不实事求是作风的影响；对李何林，作者批评了他关于《药》结尾处写乌鸦飞去“象征着革命者的战斗的雄姿”这一穿凿附会的解释；对王瑶，作者指出他认为鲁迅从来没有受过尼采消极影响等观点有些过于简单；对唐弢，作者指出他强调鲁迅杂文创造了典型形象，是受了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关于典型问题专论的消极影响；对陈涌，作者坦诚指出他的力作《论鲁讯小说的现实主义》也多少留有庸俗社会学思潮的印痕。

对于成果显著的王富仁、杨义等，作者在充分肯定他们的贡献时，也切中肯綮地指出了他们的不足，例如批评了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书某些论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批评了杨义《鲁迅小说综论》的累赘重复。

作者的胆略还表现在他大胆首肯了1949年至今四十年来、特别是八十年代的鲁迅研究成就。

只要稍微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不能不承认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坚持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改革开放路线而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其它战线一样，鲁迅研究在八十年代也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我们不能因为出现的某些极端自由化倾向而全盘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同样，也不能抓住一点，不顾其余，因为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或者片面性的文章而否定八十年代鲁迅研究的主要成果。那种不切切实实下苦功夫搞研究，仅靠“一瞥”就抹煞他人的一切而突现自己的作风是不足道的。这种做法实质是“左”的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在新形势下的变种，是以极左面目出现，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巧妙地扼杀健康的有生力量。这种倾向的出现，充分说明“左”比右的危害还要大。而这也正从反面证明了作者大胆首肯八十年代鲁迅研究成就的理论勇气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作为第一部鲁迅研究史，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欠憾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下面结合进一步撰写鲁迅研究学术史的设想，谈几点批评意见：

第一、新的鲁迅研究学术史，似乎应该更加追求学科的体系化与结构的系统化。袁氏鲁迅研究史全面、细密，包容甚广，但是却有过于庞杂之嫌。从结构上说，有些地方轻重疏密化不够谐调。新史是否可以从鲁迅学的学科体系出发，建立系统化的结构，促使学科进一步走向完善。入史论著的标准也应更加从严，凡是在学术史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提供了新思想、新见解、新分析而又经住历史检验的，不管是否出自名家之手，都应入史；否则，不论作者名望地位有多高，都不在考虑之列。史述中，也应将笔力集中在学术理论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方面，形成一条鲜明的问题链，成为鲁迅研究的问题史与疑难史，使读者心中明白：鲁迅研究各个专题领域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哪些已经解决了？解决到什么程度？哪些尚未解决？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致力于疑难的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鲁迅研究的学术发展。

第二、新的鲁迅研究学术史，有必要列这样一个专章：“鲁迅学术研究之研究”。鲁迅是一位根基深厚的学者与中国古文学的深刻鉴赏家。他毕生抄撮史料，洋洋可观，不仅锐意穷搜《小说旧闻钞》，勤劬校勘《稽康集》，而且广集汉唐石刻，重印《十竹斋笺谱》，为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等文学史著作，至今仍叹为观止。这种深湛的学术文化陶冶，是鲁迅成为文化伟人的重要因素，是他人生的重要方面。鲁迅研究界很早就开始注重这方面的研究，并有了丰富的成果。然而袁氏鲁迅研究史却未能涉及这一领域，不能不说是一种欠缺，有待以后弥补。

第三、新的鲁迅研究学术史，必须加强对鲁迅研究学人及其著作的学术分析。袁氏鲁迅研究史的理论分析是强有力的，但是似乎过于偏重政治分析与社会分析，学术分析不够。例如对唐弢著名论文《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一文的分析就失之过简。以后的学术史，不仅应对重要论著的得失进行深入的学术分析，而且对冯雪峰、王瑶、唐弢等重要学者的学术经验也应加以认真的总结，从中汲取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为后人引为借鉴。

（张梦阳《开心见胆 秉笔直书——读袁良骏著〈当代鲁迅研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