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辉的《沙汀传》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博得普遍好评。有人赞扬《沙汀传》体现的真诚的写作态度；有人赞扬吴福辉给健在的、并非第一流的作家写传的勇气；还有人赞扬《沙汀传》占有资料的丰富性。但我以为《沙汀传》更大的成功在于作者对传主深刻、独到的理解与把握，以及写作过程中作者表现出的深刻的自觉性。它涉及了作家传记写作的方法论问题，因而其价值超出了这部传记本身。

从多种角度观照传主，呈现传主生活的全貌和人生的全部复杂性，清晰地展示其文化性格形成的轨迹和心灵史，是《沙汀传》的一大成功。出于这种意识，作者对传主的生平资料以及与传主相关的文化、历史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自觉地用理性的眼光审视之，深刻理解它们对于传主的独特意义。从总体上看，作者的目光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地域文化对沙汀的浸染。这里包括茶馆文化、独特的风土民情、袍哥社会、延续到十七岁的家塾教育，等等，这种独特的川北文化和沙汀生命的最初记忆胶合在一起，并伴随他成长。正是地域文化的浸染，使沙汀获得了深具“恋乡情结”的“土著文化人”的独特品格，并成为真正代表沙汀风格的小说作品的精神故乡，和沙汀之所以成其为沙汀的决定因素。二是新文化的熏陶，这种熏陶是从沙汀十七岁的时候到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结识具有新思想的优秀青年张君培，并接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开始的。这一过程经过二十年代中期到北京接受进步刊物《语丝》、《莽原》的影响，三十年代在上海接受鲁迅和左翼进步文学的影响，成为沙汀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小说对他的影响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新文化的熏陶为沙汀认识故乡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照系，使他有可能回过头来用一种新的眼光审视故乡的生活，完成对那个由川北文化塑造起来的“旧我”的超越。正象《沙汀传》的作者指出的：纵使沙汀有幸生在川北那片土地上，但却不幸永远滞留在那片土地上，沙汀是无法成为沙汀的。三是家庭环境、社会交往、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给予沙汀的直接影响。如母亲的多感能行在他气质上留下的印记，三十年代在上海与鲁迅、周扬、艾芜、周立波、任白戈的交往对其文艺思想的影响，三十年代后期的延安之行、解放后新的生活方式对其创作心境的冲击，等等。上述三个层面的作用随着沙汀的多次出川归川消涨起伏，如作者对沙汀所说：“每次离川回川，构成你一个生命之圈”。循着这一个一个的生命之圈，我们不仅可以理解沙汀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复杂性和作为一个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而且看到了沙汀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作家相交融而又相排斥的双重性。作为一个人，他曾走到川外的世界，投身大时代的新生活。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积极参与大众体长篇小说《芦沟桥演义》的写作，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上海“八·一三”抗战时他主动去慰劳伤兵、战士。1938年他亲自去延安采访革命者的生活。建国后，一度担任文艺界的组织、领导工作，还常常到农村调查研究，深入生活。总之，作为一个人他满怀热情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但是，并非他所体验过的一切都能在他的笔下得成功的表现。当他要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作家而存在的时候，他又必须收缩自己，回到川北那片土地。只有把笔伸向故乡那片土地，他才能获得生命，才能写出真正体现自己的创作个性，在文学史上有独特价值的作品。正是多角度的切入，《沙汀传》才能把沙汀写得这样复杂、真实、血肉丰满。

《沙汀传》对于沙汀生存环境（自然、文化、社会乃至生活交往的综合）的描绘并非仅仅对于沙汀本人有意义。这种描绘一方面是对沙汀这个人的最佳注释（环境创造人），同时又因其生动性与丰富性具有了独立的存在价值。《沙汀传》在写出一个活生生的沙汀的同时，也写出了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重要侧面。例如它对于旧制度下川北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和川北独特风土人情的生动展示，对于三、四十年代文坛风景和作家生存状态的精心描摹，对于延安革命者生活和建国初期社会生活的多侧面叙写，都生动、真实，引人读，启人思。实际上，呈现一个活生生的沙汀的同时，提供给读者丰富的社会知识和人生经验，正是《沙汀传》作者的自觉追求。《沙汀传》之所以显得博大、厚实，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对于沙汀及其生存环境的叙述是生动、机智而又富于情趣的，《沙汀传》因之具有鲜明的文学性。这是《沙汀传》区别于一般作家传记的另一特征。在这里，对于作家的深刻理解和对于社会生活的思索、认识，伴随着生动的叙述都成为读者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的东西。《沙汀传》的文学性主要来源于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叙述语言的新鲜别致，富于个性。“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土地，丰饶而贫瘠，寥阔而仄小。在过去的年代里，它曾经以出产红苕、鸦片、黄金、棒客、袍哥而闻名。当然，也世世代代生息着无数质朴、强悍、极富机趣的乡民，为他们提供了偌大一个悲喜交集的人生舞台”。这是《沙汀传》开头对川西北土地的描述，充满深情而又富于理智。“从新店子到安县，途经界牌、花荄、黄土，都是一些有名的乡镇，一路上爬过一处山坡，便是一处平坝，再上一级高地，又是一片平坝，人不知不觉已进入高原山境。直到远远地看到城南山上的一座塔身，才能为结束颠簸之苦长吁一口气”。这种叙述是何等地简洁而又传神。二是对地域人文风情的精心描绘。如《沙汀传》写到的一早从被窝里爬出来、趿着鞋、一路扣着纽扣奔茶馆的男人，由每一地小吃都冠以某一手艺人姓氏的习俗而产生的“朱凉粉”、“陈油茶”、“尹汤元”，大太阳底下被用“猪屎练子”（大铁索）拴在县府大门前示众仍神态自若读《三国演义》的袍哥何鼎臣，都生动地展示了四川特定的风土与民情。三是对于传记中许多人物个性特征的准确把握与呈现。如赵树理，《沙汀传》涉及赵树理的文字加起来大概不到一页，但作者只通过赵树理第一次见沙汀就不顾自己手臂吊着绷带，口念锣鼓，边唱边舞，表演上党梆子，和缠着严文井下棋两件事，写出了这位农民作家的朴实、固执和“天真”。文学色彩使《沙汀传》这本学术性的传记和它淡绿色的封面一样新鲜、富于魅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文学性上升到传记作品的生命这一高度来认识。对于一般的学术著作来说，严肃的逻辑推论和思辨色彩是合理的甚至别有一种魅力，但对社会化（或称之通俗化）倾向较强的传记作品来说，文学性则是其走向社会的主要条件。

说到这里我们提出另一个问题：传记作者应当仅仅满足于充当规规矩矩的叙述者，将传主的一生呈现出来吗？在进行这种叙述的时候，传记作者身在何处？

历史的生命与价值就在于它处于没有终点的被认识、被理解的过程之中。一位作家的过去完全应当放在同样的意义上来理解。作家研究的目的主要应在于通过这种研究获得新知，推动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因此，传记作者将作家呈现出来的同时，应当真诚地袒露自己的胸怀，自觉地站在今天的高度与作家进行平等的对话，有时甚至应当用居高临下的目光审视传主。这样做是应当的而且是可能的。一般说来，就历史地位而言传主高于传记作者，但从思想高度来说，作者是高于传主的，因为他是作为当代人，吸收了当代精神文化的营养，站在历史的肩上看前人的。看过去总比看未来要清晰得多。

在这一点上，《沙汀传》的作者达到了完全自觉的高度。他在该书的“小引”中说：“历史再也不可能由后人完整无缺地重述出来。历史的无限丰富性永远使我们眩目，并激发起后辈再创造的雄心。面对沙汀，我一部分是尽量地运用当时、当地人们耳闻目睹的材料，包括他自己的口述、手写、身感的各种回忆，一部分却无可奈何地要带着一个传记作者身处时代的观念、感受和心理，深深切入到历史的叙述中去”。作者这种“再创造的雄心”在写作过程中的实践，使《沙汀传》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功——独特的“对讲式”历史传记结构的精心设计。在《沙汀传》中，假想的作者与传主的对讲贯串始终。作者的询问、评述与传主的阐释、自白相映衬，涉及到的都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由于作者和传主是属于不同年龄层的两代知识分子，因此这种对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两代文化人心灵的“撞击”，《沙汀传》因之具有了独特的历史纵深感。实际上，《沙汀传》对与沙汀相关的社会生活和文学现象的展示、评析，写出活生生的沙汀的同时给读者提供丰富的社会知识和人生经验的自觉追求，都与这种“再创造的雄心”密切相关。

应当意识到，在中国的人文环境中，在传主和传记涉及的许多人仍健在的情况下，传记作者承受着多种制约甚至压力。尽管他有“再创造的雄心”，但要无拘无束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不那么容易。因此，他既要有勇气、有智慧摆脱外在的束缚，同时又要用宽容、平等的理性精神制约自己，避免独抒己见的时候强加于人。在这两方面《沙汀传》都作了成功的尝试。那些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实际上往往包含着独到的见解。比如传记对1936年底沙汀在“小说家座谈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的记述，对四十年代中期沙汀被批为“客观主义”时心境的描述，以及建国后在出国访问的列车上回味领导对他作品的评价时的惶惑，其中的毁誉褒贬是很容易体会的。从传记呈现的沙汀的整个人生道路、文学生涯和与他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中，读者则不难理解社会在怎样规定着人的命运和一位有个性的作家的命运。在对传主进行评价的时候，虽然传主的监督不存在（沙汀“不读传记原稿任何一个字”的坦诚令人景仰），但作者还是从平等、宽容的精神出发，常常将传主的自释或辩白叙述出来。

“再创造的雄心”使《沙汀传》成为两个心灵的载体。一个是沙汀的心灵，一个是传记作者的心灵。这样《沙汀传》这本以研究作家为目的的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可供研究的品格。

是不是说《沙汀传》已经完美无缺了？当然不是。有这样两个问题，尚可提出来讨论。

首先是作品在传记中的位置问题。沙汀是以其作家身份获得传主资格的，标明这“作家”身份的自然是他的作品。作品是作家贡献给社会的特殊精神财富，是作家生命的一部分，或曰作家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因此，《沙汀传》作为一本作家传记，理所当然地应当给作品以重要位置，对作品作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评价。但事实上，《沙汀传》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多。虽然它也涉及了沙汀的许多作品，但作者主要是从作家生存状态的角度解释作品的成因，如第六章对《在祠堂里》、《代理县长》等题材来源、人物原型的介绍，第九章对《在其香居茶馆里》构思、创作过程的介绍，第十章对《困兽记》构思过程的介绍，等等。有时是把作品作为作家家世、生平的注脚来叙述，如用《淘金记》中的何寡母解释沙汀的家庭生活，用《一个人的出身》中的场面描写说明沙汀母亲的丧事。但作品在传记中很少得到独立的、正面的表达。这样，相关的美学评价和历史评价就难以引入。对于不太熟悉沙汀作品的非专业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读起来也不方便。这应当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显然是作者在审视作家的时候主要是把作家作为一个“人”来看，而相对漠视了作家是“作品的创造者”这一同样重要的问题。

其次是作家传记的叙述方式问题。严格说来这个问题主要不是《沙汀传》存在的，而是由《沙汀传》说开去，有些借题发挥的味道。现在的作家传记，一般都是从某年某月某日，作家生于某地写起，循着作家的生活道路，写到某年某月某日，作家死于何地（当然是就已死的作家而言）为止。总之是按照作家自然生命的逻辑过程来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对于清晰地呈现作家的生命轨迹，展示作家思想和创作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大有裨益，但弄不好也容易流于平铺直叙、亦步亦趋，或者将作者的笔力分散了。特别是当每一部作家传记都这样写的时候，这种叙述方式就令人感到疲倦乃至厌倦了。《沙汀传》显然没有脱出这一窠臼，平均使用笔墨的倾向也是有的，只是其文学性和作者的直接介入消除了这种千篇一律的叙述方式所具有的单调感。固然，从自然生命的逻辑看，作家和常人区别不大。但更重要的是作家思想、人格、情感方面的逻辑。这种逻辑规定着一位作家的独特性，可以成为传记作者把握传主的特定角度。这样，打乱自然生命的逻辑过程，对作家的多种存在方式进行新的整合，也许更利于传主思想、人格、情感诸方面独特性的表现。在这种新的整合过程中，传记作者将能更充分地发挥自己对传主的独特理解，最大限度地满足“再创造的雄心”，使传记写作真正成为一种依据史实的“创造”。就《沙汀传》而言，如果作者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他对沙汀的独特理解和沙汀的内在真实，都将获得更自由、更充分的表现。

（董炳月《人·环境·再创造的雄心——从〈沙汀传〉说到作家传记的写作》，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