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钱理群著

《中国的叛徒和隐士：周作人》倪墨炎著

正读着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又收到倪墨炎的《中国的叛徒和隐士：周作人》。这两本书几乎同时出版，虽属巧合，也不失为一种缘份。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没有传奇色彩的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书斋里度过的，平平淡淡，又为了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他的名字总是与某种暧昧的阴影联系在一起，生前黯淡、身后寂寞。但作为一个哲人的堕落，其内心隐秘就象司芬克斯之谜一样诱惑着许多研究者。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探索动机，钱理群在传记里有意把传主思想化了，我直到读完本书，才发现它的真正传主不是周作人的肉身，而是人格化了的灵魂。它并不需要故事细节，也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场面，剖析的是一条被隐藏得很深的心路历程。传主的心灵、思想、感情都一一被抽象出来，汇积成一道汪洋恣肆的精神长河，在各类因素的互为渗透，互相消长的演变中磅礴地穿过全书。

在四十万字的《周作人传》中，前四章叙述了周作人自出生到五四前夕的生活，材料相当丰富，刻画也算细腻，但因为这段时期是周作人登上人生辉煌点以前的准备阶段，写得太详细反倒有些琐碎。最后二章，写周作人抗战胜利后进监狱和1949年以后的晚年光景，由于这是他精神萎缩和思想平庸的时期，按照“精神传记”的体例，又难免写得过于匆忙了一些。而第五章到第八章——五四到抗战，正是周作人一生最饱满，也是最复杂的时期，精神长河呼啸奔腾，是这传记最见功力的篇章。说句不怕见笑的话，我在读这些文字时也“投入”了，眼睛好几次发潮，内心有一股感情被汹涌地唤起。我关心的是书中对这样两个问题的探索：一是周作人在五四退潮时期以怎样一种心理去完成由叛徙向隐士的转化；二是周作人在沦陷区里怀着怎样一种心理准备下水事伪的。

我在读第五、六、七三章时特别受到感动，作者写出了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在风雨如晦的政治斗争下痛苦挣扎的经历，“小河的忧虑”、“主张信教自由的风波”二节可以说是了解周作人思想发展的关键。前一节写周作人对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可能性后果产生的隐忧，后一节则写出了这种忧惧成为现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第一次在政治力量面前显示出独立的行动。如果说这是周作人对左的政治力量的拒绝，那么，“卷入时代旋涡中”，“在血的屠戮中”等章节，又写出了周作人同右的政治力量的斗争，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形象，正是在这种特立独行中形成的。

然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一旦形成也即意味着失去，因此他们的苦涩心境唯有在充分理解他们的基础上才能给予准确的把握，寂寞地沉落本来是痛苦地挣扎的结果。我觉得作者在第七章里很成功地传达出这种心境。作者是出于同这一代知识分子同样的价值观念来再现这种心境的，它表现为对新文化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黄金时代的强烈追慕。周作人们在追怀，作者在追慕，两种情绪浓浓地织在一起，才能写出象“五十自寿诗”、“风雨故人来”这样精美的篇章。“五十自寿诗”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桩公案，过去一直被左翼批评家指责为五四一代精英由“叛徒变隐士”的铁证，否定居多，后因公布了鲁迅的“讽世”之说，激情稍平，但“群公”的肉麻“相和”，照旧不得原谅。而作者独独在那“群公相和”中写出的是：“这是中国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我内心的一次审视。”“风雨故人来”中，作者居然把周作人的书斋生活写得如此有生趣，寂寞的苦读变成了非凡的精神对话：“周作人冷落的苦雨斋经常高朋满座了，时有朗朗的笑声飞出窗外，惊破满院的寂静；更多的则是会心的微笑。每当宾客散尽，周作人就连忙把这会心之处，连同微笑，一齐记录在纸上……”，历来认为周作人这一阶段的散文创作趋于桔竭，不过充当了“文抄公”的角色。而在作者的笔下，读书是有生命的读书：拒绝了政治力量依附，恐惧着“小河”的泛滥，周作人在精神上转向中国文化传统，企图从文化传统中的民主性精华寻求安身立命的支撑点，并以他在散文创作上的价值，企图打开一个批评社会、关怀公共事物的局面，继续履行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

周作人这种努力自然是失败了，原因是抗战的爆发终止了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接下去我们可以探讨周作人沦为汉奸的心理因素了。关于这个问题，钱君与倪君都作了一些解释，相比之下，钱的责备更加苛刻与严厉。钱说：“学而优则仕，读书求仕这本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五四’以后，又有知识分子从政这条道。应该说，这条路本身无可非议，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将自由的思想转换为现实。这其中就包括有从政这一条路。问题是，历史的事实总是这样：文人一为吏，知识分子一从政，总要被异化、工具化，失去个性的自由与自我，即鲁迅所说，一阔脸就变。周作人戏剧性的角色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喜剧，即是一个典型”。这可谓是“诛心”之论。围绕这一思想，作者不断从道义上责备周作人对五四传统的背叛，指出：“周作人参预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对这两者都彻底背离，说他堕入深渊即是由此而来”。我完全理解作者的悲愤，但又觉得，这种指责过于情绪化了。而倪墨炎在解释这个问题时态度比较平和，多从材料出发作了不少具体的分析，如对周作人几次参加华北治安强化运动的表现，毕竟与其他汉奸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周作人提倡“中国思想问题”与日本主子的意图之间的差异，对周作人帮助过革命者特别是李大钊烈士遗孤的事情，对周作人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和保护教育设备和图书等方面，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周作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我这么说，决没有要为周作人做汉奸一事辩解，倪墨炎也没有这个意图，因为这是一个事实，谁也否定不了。令人感兴趣的是构成这事实背后的原因，象周作人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怎么会甘心沦为汉奸又终生不悔？是怎样一种心理支配着他？倪墨炎曾归咎于他思想上的“历史循环论”，这是不错的。

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跨过一个概念，即所谓气节。我们批评周作人事伪，依据就是他丧失了民族气节。但在周作人的道德观念里，气节的概念本不存在，他在1949年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里，大谈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来自妇女解放问题，这是事实，有五四时期在《新青年》上写的《随感录·三十四》为证。但他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马上笔头一转，就批评起“夫为妻纲”的礼教来，并进而引伸说：“事实乃是：君为臣纲这一条正是由此而出，”“所谓忠贞、气节，都是说明臣的地位身份要与妾妇一致，这是现今看来顶不合理的事。在古时候，或者也不足为怪，但是在民国则应有别，国民对于国家民族得有其义分，唯以贞姬节妇相比之标准，则已不应存在了。我相信民国的道德唯应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些旧标准的道德，我都不相信。”后面他还特意地说明，“我的反礼教的思想，后来行事有些与此相关，因此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名教，我可以承认，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个意思。”这封信虽出于为自己辩解，但对于了解周作人思想的发展环节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所辩解的，很符合他一贯的想法，并无强辩的地方。但我发现两本传记对这封信所表达的思想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是否认为其大节已失，自辩也无济于事了呢？我在钱写的《周作人传》里还注意到另一种原因，这属于个人品性上的问题，就是在表面潇洒淡泊的周作人身上，依然有很庸俗很小器的一面，按现在的话说，是“上不了台盘”的性格。钱的《传》里写得很细，列举的一些事都是我过去不甚注意到的。一件是一九二九年他女儿若子死，周作人连续两天在《世界日报》上大登广告，来搞臭误诊其女儿的山本大夫的名誉。这广告我过去从刘半农杂文中看到过，但未曾注意其因果，现知情反感到是大可不必的事；第二件是三十年代周作人与胡风等左翼青年发生过争论，可是到六十年代，胡风被迫害入狱，周作人竟在《知堂回想录》中称其“专门挑剔风潮；兴风作浪”加以诬蔑，这行径虽有当时风气使然，但落井下石的事，实在与当汉奸一样下贱。第三件是敌伪时期，周作人因受倾轧而下台，迁怒于汉奸朱深，待朱深病死，他在日记里幸灾乐祸，加以报复，也实在是小人之为。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把周作人性格的另一面：斤斤计较，眦睚必报，甚至有些“破脚骨”的无赖和绍兴师爷的刁蛮，这虽属性格上的小疵，但计较小利者，眼光难以长远，胸襟难免狭隘，平时在理性制约下无足轻重，但往往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抉择中，在理性失去判断能力之际，它就会起重要的作用、思想上的超越气节与性格上的实利主义，是周作人下水的重要原因构成。

周作人本来是一个自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一面在专业领域创建美文的价值和自身的地位，另一面又以这价值和地位为资本对社会作批评。虽然这批评是以讽世的形态出现的，但三十年代他对中国社会所持的批判态度，是明显的。在他下水以后，他提倡“道义事功化”，虽然是精神上的自我麻痹，但也不能怀疑其真诚性。如他给周恩来的信中所说，“我想如自己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这话的前提是他起始并没有打算这么做，但事伪以后，既然形势逼迫他出来做事，那他就接受伪职，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做一点一滴有利于教育的事。这种思想应该给予充分理解，因为它概括了沦陷区出任伪职的人员中相当普遍的思想（这自然是指天良未泯的伪职人员）。然而周作人有比一般人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他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传统》所表达的，中国具有独立的文化传统，那就是儒家安邦利民的民生主义，这种思想传统在，中国民族不会亡。或者说，亡的仅是国民党政府，而非中国文化。周作人将文化的涵盖面高于政治以至政权，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汉民族在历史上经五胡十六国之乱，金、元入侵，以及满族进关，但中国文化不但未亡，还同化了异族，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地发展下去。在周作人看来，日中战争在军事上政治上胜败已定，而文化上孰胜孰负还未可知，所以身虽事日而鼓吹中国的思想传统。这也是周作人一贯的思想，早在他留学日本时期，他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的文言长文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他认为“国民性”（nation其实指民族）有“二要素”，“一曰质体，一曰精神。质体云者，谓人、地、时之事”，然而“质虽就亡，神能再造。或质已灭，而神不死者矣”。他从古代埃及虽亡国而文化尚存的例子，又从古代精神不绝这点来寻求近代希腊复兴的例子，来证明他对当时东欧小国的预见：现在亡国的东欧各国，精神尚存，因而抵抗不止。这些思想用在敌伪控制下的中国，就是所谓“古的中国超越的事大主义”，自然会与日本侵略政策相抵触。作为一个出任伪职人员此时此地心理来说，这样做多少能平衡过去。倪墨炎在《叛徒与隐士》中写到了周作人出任伪职期间对国共两党的地下人员都有过帮助，但事后在法庭上，周作人并未举这些例子为自己辩护，反复所举的就是《中国思想问题》等文章以及保护校产，这是一个当令人深思的现象。我想周作人不会忘记这些事情，尤其是在病笃乱投医的当时，也没有什么不便说的地方，他之所以不说，我猜想是他并不把这些政治行为看作是自己份内的职责，那些事不过是说明他非死心塌地的汉奸而已，唯文化上的工作，才是他经过认真思考而选择的，是敌伪时期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唯一可做的工作。尽管这文化的工作在特定条件下也包含着政治的含义。

两本传记都把周作人这一时期提倡道义事功化与他在以前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作比较，认为他在思想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化。其实，儒家思想本身就有两面性，所谓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他在二十年代末的白色恐怖下看破政治斗争的残酷，称“苟全性命于乱世”，始闭门读书，从民俗等方面着手清理中国文化，并写作闲话小品以重新确定自身价值所在；在事伪以后，虽非自愿，但既然在位，倒也不妨“济”一下“天下”，在职权范围内将“道义”事功化，这时期他大谈保中国文化传统，重新强调为人生的文学，都源于此。两者在周作人身上是一刃之两面，互为表里。但问题是这样一来周作人的身份也改变了，他不再是一个不依靠政治力量来证明自己价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兼有双重的身份：官僚与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他依然企图用自己的专业来证明不依赖于政治力量（官场）的价值，如关于“中国思想问题”，中国文化的研究，散文和读书随笔的写作，都是以一个学者，作家的身份写作的；但作为官僚他又不能按上面的调子唱，这些官话或以伪教育督办，或以官方文人头羊身份来发表，自然是臭气薰人，但他自己也不怎么看重，即使在他做官得意的时候，这些文章讲话也照例不收入文集，可见他心中是非甚明。这是专制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哀。日军占领下的北平伪政权，不过是刺刀下的傀儡，不要说被统治的人民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即便是那些官僚，又何尝有丝毫权利？所以周作人一旦误上贼船，就不可能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了，甚至连双重身份也不可兼得，“反动老作家”事件就是一个信号。钱在传记里用一个概念来描写此时此境的周作人，特别传神，那就是“官僚化思维”，身在官场，犹能保持人的清醒，然而“官僚化思维”形成，使人的心理素质、情感都官僚化了，再改也难。钱在第八章第二节里详细写周作人如何一步步从生活上、感情上、心理上向官僚化蜕变，令人感慨万端。本来“官僚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它们不可能统一在周作人身上。他既然进入了这个政治机器，就必须按照这个机器的操作而运转，不可能再随心所欲，“欲看山光不自由”，再想在苦茶斋里保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难矣。

钱的论述给我一个启发，在周作人一生道路上，叛徒与隐士的对立远不能概括其全貌，因为这两者就如同他自己所描述的“两个鬼”一样，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两面，而且做“隐士”或“绅士鬼”也与堕落为汉奸没有必然因果联系，在他身上，真正的悲剧性的对立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官僚知识分子的对立，这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专制时代的一个失败，不仅对周作人个人有意义。

钱的书还有许多极精采的分析，如根据周作人的日记，分析他与乾荣子的关系，与羽太的夫妻不和等，虽语焉不详，却是犁开了一片周作人研究中的空白天地，从家庭、恋爱的难言之隐放开去研究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以及研究学问的兴趣，也许能揭示这位现代哲人更深层的心理世界，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题目。

（陈思和《写给钱理群的信——〈关于周作人的传记〉》，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