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戏剧出版社、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峨眉戏剧创作联谊会、乐山市文艺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近代戏曲文学研讨会于1991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四川省乐山市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继北京（1989.11）桂林（1991.10）两届讨论会后的第三次。第一届重点探讨了近代戏曲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分期。第二次重点讨论了近代戏曲剧本的文学性。这次则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议题。在为期6天的研讨中，来自北京、上海、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陕西、广东、四川的40多位专家、学者就各地区近代戏曲作家作品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川剧作家作品是近代戏曲文学重要组成部分。黄吉安、赵熙、刘怀绪等创作了大量剧本，为川剧艺术的提高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四川省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和提供的论文都比较多。论题也以川剧作家作品为主。席明真和王定欧（四川省川剧研究院）对黄吉安及其80多个剧本作了较多评价。他们认为：黄本编织出“一幅巨大的色采斑斓的历史画卷。从中可以看到通古贯今的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也显示出变革时代的鲜明印记。其编剧手法之高明则更为他人所不及。数十年来，一直被历代艺人视为不能增减一字的戏剧精品。”黄本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就在于作家写戏时往往是有感而发。“既不违背历史，又不拘泥历史。努力从历史题材中开掘与时代相通的深层意蕴，从而较好地达到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统一，以求引起观众的共鸣。”乐山师专的杨华就川剧的另一位重要作家赵照作了发言。他认为赵熙的代表性著作《情探》“是民国初年川戏改良运动兴起以后的改良新戏。”它之所以札根群众之中历时近百年而常演不衰，一方面是因为改编者“充分尊重观众的审美选择和长期形成的审美心理积淀，吸收了在此以前已在京剧、川剧、秦腔等剧种演唱王魁戏的精粹，坚持按活捉的路子加工。”但《情探》写活捉王魁只是作为结局，并不是表现的重点，重点放在刻划人物方面，“使鬼戏充满人情味”。檄桂英虽以鬼魂出现，“却更象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爱有憎的人”。刘怀绪平生创作近百个剧本，和黄吉安、赵熙等同是川剧颇有影响的作家，但是过去对他很少研究，多数与会者也比较陌生。这次研讨会上，刘兴明（宜宾地区文化局）、黄平（乐山市川剧团）、尹文钱（四川省川剧研究院）、陈果卿（乐山市艺研所）等对刘怀绪和他的时装戏作了较深入地分析并给以很高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刘怀绪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刘兴明指出：其剧作特点主要在一“新”字。“不仅广泛反映了从民国初年至解放前的社会现象和各类人物精神面貌，而且触及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某些民主思潮，传播了一些新文化、新知识和新思想，与当时观众的审美趣味较为契合。”尹文钱认为：刘怀绪的剧作具有“浓郁的批判现实主义色采”和“深沉的爱国主义倾向”。

“他的文风朴实自然，剧情结构不事雕琢”，为川剧反映现实生活，“走上时装川剧”的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次讨论会的又一重点是秦腔的作家作品。在这方面，苏育生（西安市文化局）、阎敏学（西安市戏研所）分别就奏腔两个杰出作家范紫东和高培支作了专题发言。苏育生认为：范紫东70部作品中最具光采的部分则是表现鸦片战争以来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剧作。他依照历史顺序对反映林则徐禁烟的《关中书院》、歌颂刘永福抗击法国侵略的《宫锦袍》、表现西太后专权误国的《颐和园》、赞誉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秋风秋雨》、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新华梦》作了全面系统的评价。他指出：范紫东的这些剧作，充分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文义精神”。对于高培支的《鸦片战纪》，阎敏学认为：它“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成攻塑造了民族英雄林则徐这一人物形象”。该剧作于1916年，是秦腔舞台上第一次正面反映鸦片战争的一本大戏。它的问世，有力地推动了易俗社历史剧的创作。

京剧既形成于近代，又繁荣于近代。如果说明清戏曲史当以昆剧为主的话，那么乾嘉以后的戏曲史当以京剧为主。吴桐祺（河北省艺研所）从作家作品平民化的角度阐述了京剧兴盛的原因。他认为：京剧之所以兴盛，除声腔发生重大变化外，“剧作家逐渐平民化”和“戏曲的内容逐渐平民化”也是重要原因。从剧本故事内容看，很多出自通俗小说。“《如升平宝筏》（即《西游记》）、《忠义璇图》（即《水浒传》）、《劝善金科》（即《目莲救目》）、《昭代箫韶》（即《杨家将》）、《征西伐异》（即《薛丁山征西》）”。谭鑫培演的《八大拿》出自《施公案》、《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也为京剧提供了不少剧目。从作家队伍看，“多为不出名的普通文人、下级官吏和略有文化的艺人演员。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水词儿不少，却能为平民百姓喜闻乐见”。吴桐祺还认为，京剧剧本所宣扬的基本上“都属于儒家思想”，不过是从平民百姓的角度、认识程度，即他们所接受和理解的层面上表现的”。总之，艺术上将儒家思想平民化、艺术化是京剧兴盛的重大原因。这一观点比较新鲜，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和关注。

近年来，各地方戏都不太景气。出席研讨会的同志大都是搞戏曲艺术实践的专家。他们对近代化戏曲改良的经验教训尤为关心。为此，隗芾（汕头大学）作了《戏曲取消论的历史教训》的发言。他说：“中国戏曲产生于封建时代，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上曾进行两次革命性的改造：一次是近代，五四运动前后。这是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号召下，由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发动的。参加争论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结果由于方向错误，而造成对旧戏曲的一次盲目冲击。”他认为这次戏曲改良论之所以失败，原因有二：一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本来就没有成功，其文化主张也必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二是这些理论“高到完全脱离了实际。戏曲是中国下层人民群众的艺术。洋博士们对它既不熟悉，也无感情，仿佛割舍一块与己无干的东西，说起来极其容易，但要做起来便难。……胡适后来也认识到了当初的幼稚，反而成了旧戏曲的拥护者。”张晓奇（乐山市文化局）则认为，这次戏曲改良运动失败的原因相当复杂。第一是决心不大，浅尝辄止。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戏曲在历史转折时期所持的态度，充其量是改良”。第二是“太强调戏曲艺术的功利性”，只重视剧本的宣传性，说教性、革命性，而疏于戏曲形式的革命”。第三是“对传统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缺乏“研究”，更谈不上建造新的现代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匆忙之中，他们只好以“旧瓶装新酒，搞些表面的改良”。第四是“戏曲改良的倡导者大都是革命家而不是专业戏曲家”，“在戏曲改良方面无能为力”。第五是倡导者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他们视戏曲艺术为倡优，用着的时候“把眼光投向戏曲艺术，用不着时则不屑一顾，或仅象普通观众一样欣赏一下而已”。这一问题引起与会者的论争，但尚待进一步展开。此外，高军（江苏剧协）就近代文人作品及戏曲文学作了发言。张俊才（河北师大）还介绍了近代戏剧40多年来的研究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