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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一个列强凭陵、民族危亡的惨痛的历史时代开始。中国，淌着血，蹒跚着步入近代。
但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章，决不仅仅记录了屈辱和苦难，也记录了觉醒和反抗。英国的大炮，惊醒了中国，也惊醒了诗人；抗英的怒吼，震撼了大地，也震撼了诗坛。对侵略者的仇恨，对求和派的憎怒，对统治者的愤懑，对将士殉难的悲痛和对义民抗英的崇赞，溶和着诗人自身的忧国之思、爱国之忱和报国之志，汇成千百篇诗章，“形成了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诗潮，标志着我国爱国主义诗歌的新发展。”〔①〕
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主要还不在规模，而在于诗歌中爱国主义的内涵与性质的新变。它不仅继承了古代爱国主义的传统，而且出现了初具近代爱国主义特征的新因素。因而它也不仅是前代爱国诗歌的继续，更标志着中国爱国主义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开端。
我国诗歌史上爱国传统源远而流长。鸦片战争时期诗歌是这条长河的又一次大潮怒涌。从这一方面说，它继承了古代爱国诗歌的传统。
但是，古代爱国主义主要是在封建时代发展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一时代的特征和局限。古代爱国主义难以摆脱王朝观念的纠缠，最明显的就是爱国与忠君纠结。其次诗人们总是把抗敌御侮或恢复社稷的希望寄托于王师和忠臣良将或者投射到自我身上。人民反抗外来压迫的斗争却几乎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再次，封建时代中国境内各民族逐渐融合，向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是极其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间的隔阂与敌视也曾长期存在，一些爱国诗歌往往掺杂着某种狭隘的民族偏见。
古代爱国主义这些社会的、阶级的、民族的局限性，在鸦片战争诗歌中也还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是不难理解的。引起我们注意而且应当重视的倒是，此期爱国诗歌出现了某种开始突破这些局限的趋势。因为它产生在世界历史早已进入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时代性变化的转折点上。鸦片战争的性质与导因，双方本质力量的对比乃至战斗方式，战争的社会后果及其对诗人的影响，都与古代王朝战争、境内民族战争有重大区别。这一次，中国人遇到的是一个前所未遇的敌人。
就清王朝而言，这个敌人是一个已有200年近代文明史的资本主义头号强国。决不是一般意义的两国交战，而且是两个时代、两种社会的决斗。不管战争以什么方式结束，封建社会的解体都已不可避免，而决不只是改朝换代。在近代化武装进攻面前，国家机器的朽蠹就完全暴露出来。《南京条约》的签订，则表明这个政府确乎下决心不惜出卖国土，出卖人民，而且出卖自己的部分权力和本阶级的部分利益以换取余生了。没有比这更使诗人们震惊的。不是凭借理性的批判，而是因为王朝观念的基础自行崩裂，这个观念也必然发生动摇。
战争更深刻的本质是殖民主义者与中国人民之间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和历史上那些觊觎神器、意在夺鼎的进犯者不同，这个敌人的直接目标是用大炮夺取贱买贵卖，倾销鸦片的特权，下一步目标则是把整个中国变为供其肆意搜取人民血汗的殖民地。因此，在王师溃退的地方，百姓惨遭劫火；而在王朝屈膝的时候，人民就为保卫家园和祖国挺身反抗。这是必然的，但这样强烈的对比，不能不使诗人心灵震动。
同时，到清中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只是须与“非我族类”的外族接触才能发生民族的认同。鸦片战争爆发，在这个来自重洋彼岸、“非我族类”而且把中国各族人民作为侵略和掠夺对象的敌人面前，古代的“华夷之辩”已失去其本来意义。“夷”成为对西方侵略的蔑称（后来渐变为“洋”），而“华”则包括了共同反侵略的中国各族。
2、鸦片战争这些特殊性质及其后果，当时还没有完全显现也不可能被完全认识。但这种客观存在的本质及其表现却不可能不被意识所反映——各种方式的反映。而文学的特殊功能恰恰在于，当理性还无力把握尚未完全展开的历史本相时，文学，尤其是诗，却可能以其特有的敏感和对生活的贴近而触觉历史变动的脉象。因此，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王朝观念、阶级视限、民族偏见的限制，向一个新的高度升华，出现某些新的、属于近代爱国主义的特征或因素。
鸦片战争爱国诗潮内涵新变的第一个表现是：诗歌中强烈的反侵略意识，更突出的以对殖民主义这个新的敌人残暴本性的直感认识，以广大人民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为基础，而不再仅仅或主要基于对王朝和君王命运的关切。
中国人是从鸦片贸易开始认识英国殖民者的。战前，烟毒泛滥引发了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乃至精神的连锁性危机，已引起龚自珍、魏源到宋诗派首领程恩泽、祁藻诗等诗人的共同关注和忧虑。待到真正的“兵燹劫”来，诗人们都惊醒了。“阴谋不可测，互市岂初心？”
殖民者野蛮本性更彻底的暴露，是在战争中。侵略军兽蹄所至，粤、闽、浙、苏沿海百姓惨遭荼毒。许多诗人目击伤心，许多诗人闻听怒起，许多诗人还和百姓一起仓皇避乱，深味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切肤之痛使他们的诗成为饱和着人民血泪和仇恨的控诉。
姚燮《速速去去五解》、《惊风行》、《冒雨行》等诗留下了一幅幅悲惨图景：溃兵难民冻馁交侵，尸骨枕藉，“日落天昏昏，声摧城树，似有万千百人与鬼号呼……”而张际亮《东阳县》、《镇海哀》、《迁延》等诗所控诉的兽兵罪行更令人发指。1842年5月，乍浦陷敌全城被火。“烈火一炬走春霆，野哭千家不忍听”
于是，血泪化成怒火，迸发出仇恨的诗句：但使苍天生有眼，终教白鬼死无皮。弯弓我慕西门豹，射汝河氛救万蚩！（林昌彝：《杞忧》）而林则徐，这位杰出的爱国者，则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甚至身处严关绝塞，他的梦仍系着东南海疆：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鸦片战争时期这些揭露侵略者罪行、为人民控诉的作品大量出现，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当反侵略爱国思想开始与“救万蚩”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它就有了更广阔的基础。并且跨出了向近代人民大众爱国主义发展的第一步。
3、20年代（19世纪），当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到社会已进入“衰世”并预言它即将沉入“夜之漫漫”时，他感到一种凄凉的孤独。而到40年代，清王朝的衰世面貌也遮盖不住了。“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与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由此导致诗歌中另一个变化，这就是从反侵略、反和议、反投降，进一步扩展到对整个封建国家机器全面腐朽的暴露，集中到对最高统治集团出卖祖国、人民的抨击，开始显现出反侵略与反封建结合的趋势。
最有代表性的是贝青乔的《咄咄吟》。这部120首绝七组成的大型组诗，全面地暴露了清朝腐朽内幕，客观上显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真实：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从上到下，从朝廷到地方，从政府到军队，整个国家机器已经全面溃烂了。如果说《咄咄吟》及同类诗歌由于其揭露面的广度而具有了社会批判意义，那么另一些诗则由于其批判的深度而超越了一般的反投降主题。“将军原不为苍生，一令苍皇忽闭门。”（周沐润：《京口》）一语破的！岂止将军，整个朝廷或战或和都只为其统治苟存，为此不惜割地、赔款、乞降，“苍生”的命运是在所不计的，所以“苍生痛哭群夷笑，到处何曾有战场”。这种谴责已经超出嘲讽官兵昏庸无能之类，触及了统治者与人民的对立这一本质。“已有社鼠神丛托，哪望鲸鲩澥渤攮”
4、当诗人们为王师溃不成军和朝廷一再求和而悲愤失望时，三元里抗英斗争爆发。三元里以及各地人民、也包括各族爱国官兵的抗英斗争，促成了爱国诗歌最重大的新变：新的反侵略主体形象的出现和中华民族爱国意识的初步形成。
与张维屏的《三元里》同一题材的记事诗和即事抒情寄慨之作不下百十首。这些诗章，描绘了威武雄壮的人民抗英场面，浮塑了同仇敌忾的劳动者英雄群象。不只写三元里，许多诗作展示了各地“纷纷义旅揭竿旄，气灭鲸鲵已莫逃”的人民战争景象，如梁信芳的《水勇行》、《捉汉奸》、《卖饼艇》，顾翰的《俞家庄歌》，陆嵩《江州述感》，越伊优亚生的《万民含忿》。挺身赴国”的有各阶层的平民，如《咄咄吟》中所赞少林拳勇、卖卜老人、乡勇村妇；徐时栋《鬼头谣》、《乞儿曲》所写夜伏城下、偷杀敌头的“群偷”和昼入城中、骚扰英军的群乞。——“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描写和歌咏人民群众抗英的诗章，是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中最具光彩，也最能显示其内涵与性质新变的部分，并且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前代诗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众多的、具有历史主动性和爱国义勇精神、反抗精神，并且显示了巨大力量的劳动人民形象。诗人也从来没有向乡人、渔民（甚至还有小偷乞儿！）倾注过如此热烈的颂赞之情：“洗尽腥臊固吾圉，破荒功业亦非常！”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诗歌中反映的抗英斗争，包括了各族爱国者的事迹，其中有汉族的英雄，也有其它少数民族的将士。1841年镇海之役中，两江总督、镶黄旗蒙古人裕谦以身殉职，消息传来，诗人悲悼。陆嵩的《青州兵叹》歌颂了满族士兵大呼杀贼贼几却”的英雄精神。贝青乔的《军中杂诔诗》中一首是献给来自大金川的少数民族士兵的。蒙族诗人古拉兰萨，在1840年他父亲旺钦巴勒奉命率蒙古军出征时热情赋诗，表达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正是在反抗西方侵略的斗争中，中国各族诗人开始形成了初步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往昔蛮夷长，依然中国人”
5、江苏诗人陆嵩在目睹平民痛击英兵后，曾激动地在诗中议论：“可知当日布章奏，船坚炮利原虚声”
1840年，战争方殷之际，魏源写下了“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唯当选节旄。”（《寰海》）。从时间上说，“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近代著名思想，是首先以诗歌形式提出来的。1844年他在《都中吟》中进一步提出：“题本如山译国书，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如。”“师长一说”这一新的思想提出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主题，抵抗西方侵略以求独立（“制夷”）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以求富强。要有效地“制夷”必须“师夷”“知夷”，而“师夷”则又是为了“制夷”。这无疑是爱国主义在近代条件下的新发展。这里指出，提出这些新思想的是魏源，赞同这些思想的则在当时就已非一人。老诗人张维屏还请人专门画了一幅“四海图扇”，表现了睁眼看世界的渴望。
6、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的这些新因素，当时基本上还处于萌生状态。然而当我们沿着近百年诗歌的历程勘察，就不难发现，这些新因素的出现确实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变，它们在此后的诗歌发展过程逐渐成熟、深化，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近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近代诗歌唱出了时代强音，构成中国爱国诗歌史的一个新阶段。
一部近代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爱国文学史。虽然爱国主义不是近代文学的唯一主题，但无疑是贯穿整部文学史的最突出的时代主题之一。而这一主旋律，首先是由鸦片战争时期诗歌奏出的。直到甲午战争以后，才形成汹涌于诗、词、文、小说、戏剧即整个文学界的爱国主义文学大潮。因此，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不仅是诗歌，而是近代爱国主义文学的开端和第一次高潮。
（原载《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全文18000字蔡史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