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大管林教授、钟贤培教授主编，由其他几位同志共同编写的，被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我以为这是一部颇富特色的著作，举其大端，约有三项。

第一，是其体例的创新。任何一部著作的体例，都首先是著作者对于研究对象的认知体系和取舍框架，同时，对于读者也是一种相应的传播体系和认知框架。我国的文学史著作，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介绍，其数量已达三百二十种以上。这些文学史的观念各有差异，体例不尽一致，但若按其主要倾向和多数体例而言，却是以作家作品评述为主的单一认知体系。当然，作家与作品是构成文学史的主体，这种类型的文学史能够满足许多读者的需要，所以不但过去盛行不衰，今后也将为许多人所采用。但文学史为什么不能采用别的体例呢？

我国古代的史学著作，若就正史的体例来说，不外乎《史记》型、《左传》型和，《宋史纪事本未》型。《史记》包括表、书和三种规格的人物传记，可叫做“组合型”，或者叫做“百科型”。《左传》是编年体，《宋史纪事本未》是纪事本未体，两者体例单一，都可以叫“单行体”。“百科型”与“单行体”，各有所长，不可能互相取代，因而各有千古不磨的名著。可是，如果就两种类型的社会功能来比较，却又以“百科型”为多。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二十四史要采用“百科型”，也是为什么《三国志》等虽被列为正史而缺少志表。后人往往要为之补做的缘故吧！

我们的文学史编写体例为什么不能多一些呢？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就是一种“组合型”或称“百科型”的文学史。它完全打破了以作家作品为认知体系的结构方式，全书由综论编、文体编、作家传记编和文学大事编四编组成。四编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一部文学史由原来单一认知系统变成了四个认知系统。

体例一变，文学史的面貌遂为之一新。

中国近代文学是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产物，是中外文化撞击与融合的产物，文学史应当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近代中国文化与近代中国文学的关系，应当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应当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演变和流派，应当研究中外文艺思潮的交汇融合及翻译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等等，而且已经开展了这种种研究，但格于以往文学史的体例，这类问题却不能成为文学史的章节题目，顶多只能成为一部文学史“绪论”或“结束语”的话题。如今，这类论题却正是这部文学史“综论编”所论述的重点所在。

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诗、散文、小说、戏剧等主要文学体裁都在近代中国发生了新与旧的演变，但限于文学史的流行体例，往往不便专题讨论，而只能以重点作品为题顺便论述。这部文学史则由于体例上的便利顺理成章地论述了上述诸文体的兴衰演变，并且特别论述了大型组诗、新派诗、新体散文、白话诗的雏形和早期话剧等问题。

至于作家传记和文学大事记更是单一体例的文学史所不能包含的，在这里则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作家传记编收录了从程恩泽到包天笑120余位作家传记，既可补前两编之不足，又可当作家小辞典查阅。文学大事记一编，逐年排列了1840年至1919年之间的历史大事，逐月排列了文学活动。一路读去，的确能比较具体地感知在特定时空内的文学活动情况，如浏览1907年文学大事，就可知道斑斑可考的创作小说竟有55种、翻译小说126种；1908年创作小说达621种，翻译小说106种，与前此的历史相比，可知当年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翻译已经进入了繁荣兴旺的年代。

由这样四个认知系统组成的文学史，应当是比较全面的，接近全方位的文学史。

当然，在这部文学史里对于作家作品的评述不那么集中了，但是并没有被削弱。在这里，凡作家无不依其贡献的大小及其意义内涵层面的多少分别在有关的编次章次中予以评述。可以这么说，一个作家在这里出现次数的多少，就说明他们贲献的大小和涉足领域的多少，例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在近代中国社会、近代文学、近代文学思想、近代诗歌、近代散文等节中的反复出现，客观上就足以说明他们具有多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前人早已说过，《史记》有“互见”之法，即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在不同的篇目中会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记载。其实，这种“互见”是分散，也是互为补充，体例如此，不得不尔，亦不能不尔。《史记》如此，对于这部文学史中的许多情况亦当做如是观。

第二，是对于中国近代文学史加强了整体与宏观描述。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微观的研究与宏观的研究。微观研究可以促使这一学科向纵深发展，可以拓宽这一学科的领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可以认识这一学科的地位、意义、结构与整体价值。二者既不能代替，又不能偏废，而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对于像中国近代文学史这样一门年轻而意见纷争的学科，无疑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一、第二届全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当时无论怎样规定了大会和小会的议题，与会者总是能够把议题引向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断代、分期、性质、特点、外国文学的影响等重大问题。与会者大都带着科学研究的严肃使命感参与这种探索，反复争论，雅兴有增无减。这种关于学科总体性的研究，已经促使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为了坚持一门学科，为了建立与放弃一门学科，都必须首先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说明它有无独立存在的价值、内涵与外延有无科学性。

正是由于这种学科整体把握意识的增强，也由于编写体例上的方便，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把对于近代文学的总体评述纳入了文学史的正文，而且力求贯彻始终。它设立了“中国近代的文化精神”与“近代文化精神对文学的影响”两节，试图补充从社会史到文学史的中间环节。全书力图说明这部文学史是以鸦片战争与“五四”运动为上下历史框架，文学发展与社会史大体同步。这一时代的文学整体上是古代文学的终结与“五四”新文学的准备，具有既不同于古代文学、又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特点。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外文化的撞击融合，社会思潮的演变，审美观念的变化，文学改革运动的兴衰，旧文学的没落，形成了近代文学在题材、思想、形式；、语言、风格、作家队伍等方面的复杂多变、新旧并存的格局。而又以反帝爱国的主题，求新求变的趋向为其进步特征，整体上具有过波性的特征。它经历了发轫期、发展期、繁荣期与低潮期四个发展期，上承古代文学的衰落，下启“五四”文学的开端。综论篇全力阐述近代文学的上述特征，其它各编也力求体现这些特征。

第三是体现了教材特点。前两编每章之后有小结、思考题和参考书目，便于师生教与学。如果以第一、第二两编，或其中的一编作直接教材，其他各编又成为很好的参考读物。

总之，我以为这部近代文学史的编写体例是一个创造，一次新的突破，随之而来也给文学史增加了一些其他的功能与特色，这不仅给近代文学史，而且给整个文学史的编著工作都提供了一些新鲜经验，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类型。

当然，这部文学史毕竟还是一部探索性的著作，就是对于这种体例自身，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如果姑妄言之，我以为全书编名可以改为第一、二、三、四，以便内容安排；第一编可以增加古代文学的没落一章集中解决古代与近代文学的衔接问题；文学批评一章可以移到第二编，第三编可以增加总论部分，说明近代作家总量、分类情况，大作家往往具有思想家、政治活动家的特点等等；第四编可以增加一些图表和书影等，如林纾翻译作品的统计表，《新小说》、《南社》的书影等，以增强其文献性与实用性；全书也可精益求精，力求增加信息容量与浓度等。

赵慎修《文学史编写体例的一次突破—评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校》。1991年第4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