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85年问世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之后，叶易同志又向学术界奉献出他精心撰写的另一部力作《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这部著作不仅是前一部的姐妹篇，而且是我国第一部近代文艺思潮的断代史著，从而把中国近代文艺思想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首先，作者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努力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大变动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联系当时整个社会历史背景、文化环境和社会思潮来研究、说明近代文艺思潮的发生与演变。譬如说在对近代文艺思潮思想渊源的考察中，作者首先分析了明清以来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和生长同封建压迫之间的矛盾斗争；接着指出这种政治、经济的历史性演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得到的深刻反映，主要表现在明清之际以肯定人的作用和地位为核心、充满个性解放精神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出现和以追求变革图新为核心的、矛盾直指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历史进化观念的萌发。然后再分析在这种启蒙思潮哺育下学术、文艺思想面向实际的新风派，和以反模拟贵独创为宗旨的文学革新思想的崛起，强调当时涌现的“童心”、“顺性”、“惟情”、“尊才”、“真趣”、“性灵”、“天然” 等文艺理论范畴的提出与阐述，体现出“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人文主义思潮的滥觞”，得出“近代进步文艺思潮正是承接了它的精华而形成自己导向的”科学结论。我以为，这样的研究思路，既避免了一度出现的仅追求从文化论文化的虽时髦却片面的弊端，又克服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以一定时期的阶级斗争为主线直接比附、推演出文艺发展的庸俗社会学倾向。作者在阐释一定时期物质生活状况对文艺思潮的决定性影响时，重点放在对二者之间的中介——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的说明上，这样就避免了简单化。这成功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其次，该书另一重要成就和特色是在广泛占有和研究第一手素材细致的辨识、钩沉史料的基础上，精心梳理脉络，准确把握主潮，清晰地匀勒出近代文艺思潮发展的历史线索。作为一部思潮史，本书十分注意史的演化。虽然在19世纪20年代至本世纪20年代的近百年间，文艺思潮新旧并存，派别标立，成分复杂，更替频繁，变化多端，因而呈现五光十色的杂乱形态，要在杂乱中梳理出主流、主线及其发展脉络实属不易。作者知难而进，以时间为序，以各文艺派别的斗争为线索，以中国近代四大社会思潮的变迁为背景和依据，理出了近代文艺思潮发展的四个阶段的主线，即：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变逆文艺思潮、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反孔文艺思潮、改良主义运动时期启民文艺思潮、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时期民主革命文艺思潮。抓住了这条主线，一百年间林林种种、杂乱无章的许多文艺创作，批评流派、个人、著作、观点就被汇集贯串了起来，不再是许多不可理解的零散史料的堆砌，而成了有规律可录的历史演进。

再次，本书作者作为文艺理论家，虽是写“史”，却自有一种理论眼光，始终注意以论带史，力图在史的叙述中提示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就使本书获得了可贵的理论深度，本书在构架上就不同于一般史著，上编“概说”主要就对下编历史叙述的理论概括，既提出了研究近代文艺思潮史的原则，分期、方法、勾画了这一思潮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也为“史”提供了一个纲目。唯其如此，下编在述“史”时，作者心中时时悬着理论之纲，刻意在述史中显示近代文艺思潮的主要特征与规律。为四个阶段文艺思潮的发展，不论派别发生了多少变动，作者叙述中时时紧扣儒家守旧的封建文艺思潮与变逆、反孔、启民文艺思潮之间的斗争，起伏的主线，很有说服力地揭示了中国近代文艺思潮“适应外势、主变倡逆”，“新旧并陈、东西交杂”，“革弊启蒙、各实重用”、“终古萌新、变中过渡”等四个主要特征与规律。本书的理论眼光还体现在作者对文学史现象作出的某些新理论概括上，前述四大特色的总结，特别是对近代文艺思潮的过渡性特点的揭示，就是这种新概括的范例之一；用“启民文艺思潮”来概括康梁等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诗文理论与晚清理论，也是作者的独创。本书之所以能取得上述种种富有开拓性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拓展理论视野，改进研究方法，所以能面对旧的史料作出富有当代意义的新发现和新阐释。作者自己意识到，“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开拓纳新，借助反映现代最新思维成果的种种新方法，来取得更大的成果”。所以，在研究中，他总意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既努力从思潮的注体上把握各阶级文艺思想的萌发、流变、盛衰的基本走向，又竭力对每一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文艺观点作实证性的考评，做到宏而不空，微而不散；他也注意对近代文艺思潮的内部种种构成因素和外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心理、道德等等因素的联系中作多角度、多层次的动态研究，力避简单化、片面性、静止孤立的形面上学思维方法的干拢。美中不足之处，是对文艺创作思潮的叙述相对薄弱了些，思潮史中美学观念变更的勾勒也略嫌简略。我们期待作者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丰富，推出更加完善的新著。

立文《一部富有开拓性的新作—评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原载《文艺报》1991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