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观，当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搞文学史研究的人必然有着自己的文学史观，没有文学史观的文学史是不可思议的。但文学史观可以是有自觉意识的，也可以是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的。近年来，“文学史观”成为越来越令人瞩目的字眼，越来越热门的话题，标志着古代文学研究者们的自省程度不断提高，理性反思在不断深化。

古代文学界近若干年来所讨论的一些热点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不断深入、嬗变发展着的。文学史观的问题，是在1985年以来开始兴起的“宏观研究”中就包含的了。1987年在杭州召开的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正是文学史观讨论的生长点。而近几年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以及许多部断代、分体文学史的问世，都把文学史观问题“逼”到了眼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从1989年以后开始兴起的“文学史观”的讨论，正是产生于这样一个背景之中。

应该指出的是，《文学遗产》编辑部在近年来的古代文学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中，一直起着非常关键的引导作用，从宏观研究到文学史观的讨论都是如此，《文学遗产》往往及时发现古代文学研究中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开辟园地，组织会议，使讨论得以集中、深入，並且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一九九〇年《文学遗产》开辟了“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专栏，组织专文讨论，第一、二期及九一年一期连续发表了八篇有关文章。《文学遗产》在开辟这个专栏时所作的“编者按”，阐明了文学史观问题的重要意义；《编者按》说：“缺少科学的、独到的文学史观，就不可能有精彩的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观上没有特色，直接导致文学史著作的平庸。五、六十年代的几部文学史（包括刘大杰文学史）的贡献，首先也就是在文学史观上取得了进步。今天我们要在文学史领域作出新的贡献。这个文学史观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种种迹象表明，九十年代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文学史高潮”。面临此种情势，我们认为，开展‘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讨论，是有意义的、适时的。”这个编者按确实对于文学史观的讨论，起着了导引作用。1990年10月，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术讨论会，在桂林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一百二十余人。这是一次气氛热烈、争论激烈的盛会，真正使文学史观的讨论大大深化了一步。会上，代表们对传统的文学史观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和科学的总结，讨论了文学史研究中的哲学问题、价值观与方法论问题，探讨了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特征、发展演变的形式和内在规律。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对文学史的基础、视角，文学史的民族文化精神，文学史写作中历史与逻辑、阐释与描述、自律与他律等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在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强调坚持“双百”方针推进文学史研究，在文学史研究中要突出文学史观的研究，指出文史著作的差异，首先就是文学史观的差异，文学史观无处不在，它渗透于文学史写作的全过程，不仅指导思想、整体框架、思想评论、艺术分析等环节，即使是资料鉴别、取舍及解释，也无不受文学史观的影响。轻视文学史观的问题，以为讨论文学史观就是“空对空”，务虚不务实，意义不大，不如多花些力气编几部文学史等等，是片面的。桂林会议对于文学史观的讨论来说，起了决定性的推进作用。

继桂林会议之后，1991年7月，在大连，《文学遗产》编辑部、辽宁师范大学等单位又联合举办了“全国文学史理论问题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均有四十余人，讨论的有关文学史观的问题更为集中、系统，是桂林会议的延伸。这次会议在几个理论兴奋点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苏州大学王钟陵在会上提出“文学史的原生态把握方式”的命题，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鸣。在理论建构与历史原貌的关系上，辽宁师大许志刚提出了“发轫于文学史实，归结于历史逻辑”的命题。“当代意识”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深入点，北京语言学院韩经太呼吁文学史家应以当代意识治史。他理解的“当代意识”，应该是超越当代人的生活层面。站在更高的哲学角度来审视当代，通过对历史的把握而通向未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董乃斌则认为，当代意识也就是现实感。而现实与历史又紧密相联，不能离开历史而空谈未来。其它如关于文学史与文化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文学史的流派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讨论。

近年来，除《文学遗产》有计划地发表“文学史观”的专栏文章而外，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也都关注着这场讨论，并且分别发表了一些有关文章，如《文学评论》、《学术月刊》、《求索》、《社会科学辑刊》、《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社会科学辑刊》还在1991年第3期组织了“中国文学史观笔谈”的专栏，刊发了陈一舟、王钟陵，许总、张晶等人的文学史观文章，推进了这场讨论向纵深发展。

现在就“文学史观”讨论所涉及的几个理论兴奋点的诸家观点略作述介。（限于公开发表的文章）

首先是关于文学史的本体理解，也就是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的本质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看上去并不新鲜，但随着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文学观念的更新，对于这些有关文学史的本体问题，人们的理解明显地超越了旧文学史观，而且有了更为自觉的理论意识。

什么是文学史？

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与新的解答，构成了文学史观讨论的遂辑起点与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的不同回答，映现出当代学术界的文学史观种种。吴调公在《从探求到抉择》1204120一文中认为：“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的历史，是阐述文学的发展过程和总结运动规律的历史，‘运动’也好，‘规律’也好，都必须是属于文学范畴的‘规律’和‘运动’，而不是社会史的规律、哲学史的发展，也不是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言的阐述。”无疑地，吴先生是把文学作为文学史的根本的。同时，吴先生又以“人学”的内涵来阐释他对文学史的本质理解，他说，“归根到底，唯其表现了审美关系中主客体的人性张扬，这才是作为‘人学’的文学之史的特色。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也就是人性赋予语言以内在生命的艺术创造演变过程的历史。”陈一舟则侧重于从史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史的本体存在。他在《文学史的形态与语式》1204121一文中回答“文学史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说：“文学史，它是而且只能是文学的历史。”他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很明显，我强调的是历史的形态。狭义的文学史，无论人们要如何去界定它的学科特性，它仍然不过是全部历史的一个侧面，如同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艺术史一样只是人类史的某一分支。它不可能逸出历史的基本属性和时空结构。文学史家的所有工作，归根到底，就是对过往时代的文学现象进行历史性的追寻与把握。”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把文学史研究格局分为三个层面，即文学史——文学史论——文学史哲学。这三个层面的研究对象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因而它们所结出的果实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同的形态与特征。而马德富对文学史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界定，他既不同意文学史是反映客观社会生活的历史的观点，也不同意文学史可以界定为人类的心灵史、人性史、精神史等等”的看法，认为这二者都是片面的。同时，他又反驳了“文学史不过是形式结构自我变化的历史”的观点。在《语言艺术历史流变的描述和阐释》1204122这篇文章中，马德富提出，“文学史从本质上说来就是语言艺术的历史。”他对语言也有独特的理解：“这里所说的语言，绝不止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它本身就是具有一定内涵的实体。词语的艺术组合本身就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具有现实生活的内容，并凝聚作者的意蕴和情感（包括审美意识等）”因此，他进而说：“文学史可以更具体地进一步界定为：人类用语言艺术地反映客观世界、表现主观世界的历史。这种本质的界定无疑规定了文学是一个由多层面组合而成的复杂的开放的系统，题材、主题、结构、体裁、艺术手法、语言特征以及凝聚其间的作者的思想、情感、审美意识等等，就是这个系统中重要的因素。文学史就是整个系统的发展演变的历史。由此可见单从某一个层面、某一个因素来研究文学的流变，都只能是专史，而非整体意义的文学史”，不难看出，马德富是力求全面、整体地理解文学史这个大概念的。汤斌则主张以作品为关键来界定文学史。他在《文学史的复旧与创新》1204122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文学史是文学作品的发展史。”因而，他主张“首先要如实地展示有史以来作品的存在和发展的全貌和原貌，而作家的因素应放在从属地位来讨论，虽然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李春青先生从价值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提出“文学史就是对文学价值的阐释”，并且批评说“已往文学史的最重要的缺陷，乃是在于对文学人性价值阐释的失落，因而导致了文学史建设的畴形发展。”他积极主张“文学史科学应该致力于对文学价值这种特点的认识，努力发掘文学的人性价值与社会价值。”1204122他的这些提法不无浮泛笼统之处，但却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

关于文学史的客观存在与当代意识、复原历史与逻辑架构等关系，这本来并非一回事，但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重新建构文学史的过程中，首当其冲地便会遇到这些拦在研究者面前的问题。因此，近两年有关文学史观的讨论有相当的注意力是在这方面。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文学史”这个概念的不同含义加以甄别。马德富就此辨析说：“我们首先应区分文学史的两重含义：一、指文学实际的历史，即文学的历时存在及其演变。二、指人们对实际历史的认识、描述和阐释，其物化的实体即文学史著作。前者在本质上无可否认是客观的，后者却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成分。”1204125这个区别是十分必要的。王钟陵则就文学史的问题提出了“历史真实的两重存在性原理”。他在其七十万言的专著《中国中古诗歌史》的“前言”中首倡此说，又在其《历史存在与逻辑学思路——漫议文学史观》1204125一文中，重申这种理论。在他看来，“历史的存在则是两重的。首先，历史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之中，这是历史的第一重存在，是它的客观的、原初的存在。这种过去时空中的存在已经消失在历史那日益增厚的层累之中了。然而，书籍、文物以及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仍然留存着过去的足迹、真实的历史依赖于人们对这些存留的理解来复现，所以历史便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它存在于人们的理解之中。”因此，他主张“在史与论的凝结中，既要求着真实的客观内容，又要求着研究者自己的理解。依我的看法，文学史的写作，不仅是一种客观规律的总结，而且也是作者本人的一种理论创造，是一种依托于历史的理论创造。”而主张在文学史研究、写作中加强当代意识、批判精神，是近年文学史观讨论中很强烈的呼声。在桂林会议和大连会议上，专家、学者们都以很大的兴趣来议论这个话题。通过争论，人们得到这样的共识，不能把文学史的当代意识狭隘地理解为文学与当代政治、经济诸方面的联系，也不能认为生活在当代的人就有当代意识。当代意识是时代的先进思想与时代的科学方法，也包括作为时代一员的文学史家的人格与品德。吴调公认为，要正确地对待文学史现实，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有当代意识。……唯其有当代意识，我们才有可能怀着一种创造历史的今人的自豪感，为纵观未来而审度历史。”“当代意识的最终目的恰恰是着眼于未来。”1204127在此之前，张碧波、高国兴也曾著文倡导文学史研究中的“当代意识。”1204128

与此有密切联系的是，在文学史建构中，究竟是倾向于复原历史、还是倾向于逻辑把握？也是论争的一个热点。王钟陵提倡“文学史的理论形态化”。在《文学史的理论形态化》1204129一文中，他说：“我所期望的文学史著作是一种具有理论形态的文学史著作，或者说，我们的任务是使文学史理论形态化。”他是主张“以黑格尔——马克思的還辑学思路建构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形态”的。而这种逻辑思路是以高度思辩、高度抽象为点的。因此，“要结撰具有理论形态的文学史著作，必须有一套概念和范畴体系”，“以逻辑形式来反映文学史的有机进程。”由于这种高度思辨化的文学史方法论，王钟陵把“中国的前半段文学进程”纳入到严密的逻辑框架之中。“整个进程都是基始于矛盾的辩证展开，其中每一环节都包含着自身的否定因素，而且到了一定的阶段都必然发生向另一环节的转化，这是一个环环相扣具有‘内在行进’的过程，因而具有十严密的体系性。”而陈一舟则针对于这种建构文学史的“逻辑学思路”提出“史实复原”的主张，他说：“无可置疑，具备历史本相历史原志的文学史著作，当然要把复现如此复杂如此丰富的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1204129在他看来，“文学史作为文学的历史，它仍然要把相对客观、相对具象的生态展示给读者，绝大多数文学史的读者要的是毛茸茸的质感热乎乎的触觉，而不是干巴巴的公式冷冰冰的结论。……对于文学史和文学史哲学，文学史的史实复现既是首要的基础，又是必要的手段，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出发点。“他不满意于以逻辑来框定史实的倾向：“在近年来对文学史规律发出的一片热切呼唤中，我们似乎也察觉了某种浮躁的心态。毋庸掩饰，一些论著忽视了不同科学形态的不同个性，而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规律的探求和逻辑的展开上。其结果，要么是以逻辑之筛淘金，却又漏掉了含金的沙子；要么是以逼婚的方式，代替了两厢情愿的结合。……似乎不难理解。对于复现历史丰富复杂的本然态，复活文学的血肉之躯，过份理性化的思辨式语言显然无济无事。读者希望在文学史的银幕上看到一群又一群文学的精灵，而不是（起码主要的不是）几个‘圆圈’，几组三段论式。”由此，陈一舟主张以描述的语式“去复现历史的无数瞬间和许多横断面：生动地描述历史片断中的文学流派、思潮、运动的特征、态势及其关联，生动地推述众多个体作家的创造与心灵，包括生动地去描述那些相对静态甚至纯属偶然的文学现象。”陈一舟是以很幽默的话语来表达他很尖锐的意见的。张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相对平和一些，但也不同意以思辨哲学前方式来建构文学史。在《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1204129一文中，张晶指出，“我以为以逻辑为支点建构、文学史，体现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跃进，使文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然而，如果仅从逻辑为出发点和归宿，会使文学史趋于简单化，也便是削足适履地将文学史现象纳入逻辑框架，而不符合逻辑框架的，势必要被弃置。全然强调逻辑，有着浓重的思辩哲学的色彩，正如黑格尔把历史的发展都视为理念的外化一样，把丰富多彩的文学史现象都阐释为主体所构建的逻辑的推演。而这种逻辑，又往往有着浓重的主观色彩，很难说有牢靠的客观基础。”出于这种认识，张晶认为应该以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的方法来建构文学史，他说：“文学史的编纂不能不注重其内在的逻辑。注意文学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槁‘唯逻辑论’，要充分认识文学史上大量的、随机的、偶发的现象，注意到某些突变的因素，反映出文学史的复杂、丰富与多姿多彩。而这些随机的、偶发的现象背后，也有深刻的原因，这又是应该揭示的。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是文学史研究的正确方法。”许总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从对文学史的本体识出发，而更为重视文学史的“丰富本相”。在《多元的存在与深层的流动》1204129一文中。许总认为，“文学史的发展实际绝非简单的、单线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多元的存在现象。“……文学本质上更是一种人类的精神活动，它的生成离不开特定的个体的作家，其艺术外现形式根源于作家的精神因素及其心理状态，因此，这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与个性的艺术创造带有更多的偶然性与突现性。”他也批评“逻辑论者”说：“我们的文学史学的误区大概正在于偏重构建规律圈与逻辑链的一端，固然，理论意识的强化使我们从资料堆积的文学史迷途中走了出来，但是简单化的理论概括往往以舍弃具体文学现象为代价，使丰富生动的文学史变成干瘪的一串串圆圈和一根根链条，无疑又走入另一个极端。我以为，与其抽象地找寻规律，不如实在地描述现象，在文化背景的铺展、作家心态的显微、文学史整体的结构的联结与叠合中立体地展示文学史的轨迹与进程，在动态地把握其运行方向的基础上，进而窥探文学史的丰富本相。”许志刚则提出“历史逻辑”的命题，并以之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归宿。他在《历史逻辑：文学史研究的归宿》1204133一文中认为，一般地谈论尊重历史已无多大意义，对历史的尊重应该进一步明确化为对历史逻辑的承认、探究和理论概括。历史只是当时人们活动的过程，在文学史来讲，就是前代文学嬗变为后代文学的过程，是某种文学样式产生、繁荣、衰落的过程，作家成长、创作的过程，作品及艺术形象产生的过程。逻辑贯穿于历史过程之中。……因此，仅仅尊重历史事实是不够的，而应当把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据，作为通向历史逻辑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当以历史逻辑为核心，建立起科学的文学史理论体系。“许文的论旨也在于避免以思辩的模式剪裁文学史。钟优民先生则强调文学史建构的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他在《历史·现实·架构——文学史方法论漫议》1204134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史观。他认为，“文学史的根本任务是总结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描述和阐释中国文学发展的嬗变轨迹、宏观走向及其规律、价值意义，单纯罗列文学现象，就事论事，不叫文学史。”他主张以历史主义来治文学史，他在文中强列调：“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有机组成部也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比较方法，当代意识理所当然地应包括这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对作家作品进行历史评述，离不开对各种文学现象的比较，以显示其它们各自历史地位、价值，因而历史主义原则是编写文学史普遍运用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他侧重强调文学史要说明文学动的变迁，在“历时性”和“共时性”这对矛盾中，应突出“历时性”一面，“探索演变轨迹，而不是静的排列，更不是各种文学现象的简单累积、组合，如作家作品的详略取舍，就要以此为准绳，凡是助长或延缓其变迁的，就取之，详之，否则，则略之乃至舍之。”这种主张是与其历史主义的态度相一致的。

关于文学史的发展动因，以往论者大都把眼光投向外部因素，如社会的、时代的、经济的对文学的决定作用。而近年的文学史观讨论，人们多从文学的内部寻找文学发展的动因。研究者往往能超越前一阶段片面强调文学的主体性的局限，而能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上，综合地考察文学发展的驱动力。陈伯海在《文学史动力结构刍议》1204135中，系统提出了自己关于文学史动因的观点。认为，“推动文学发展的诸种力量即“合统力”并非笼统杂陈，而是一个多元互补的动力系统。其动态模态建构大体包含三个阶段。第一段由总体社会生活演进为主体审美感受，其间社会诸因子的积极推动作用通过主体实践和社会心理折光，为审美感受活动能动地吸收；第二段由审美感受向审美表现推移，感受的诸成分和表现的诸要素之间相生相克，形成主体内部的矛盾运动；第三段文学作品由创作母体分离出来，进入文学史长河，在纵向与横向的联系中确立自己的性能和位置。因此，客体（生活）与主体（审美）、感受（内容）与表现（形式）、选择（人学）与承传文学），便是贯串于文学史动力结构中的三大矛盾，对整个动力系统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这三对矛盾结为一个整体，不仅完整概括了作为创作动力要素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结合，而且显示了文学创作乃至文学史的基本进程。”陈伯海把文学史的动因用这样一组“合力”来概括，是较为深刻、也较易为人们所接受的。他把文学史的动因解析为这样的系统工程，超越了以往的高度。张弘也提出文学自主或自律发展的动因在于其内部结构成份的矛盾统一。在《文学的语言文字中介与文学史研究》1204136一文中，他突出地强调文学的语言文字中介性在文学史动因中所据有的关键作用。他认为，“以语言文字为中介是文学把握世界的独有方式，因为唯有这一特殊的中介才最终把文学同其他艺术门类区分开来。”这种看法直接关涉到文学史研究的思路。张弘指出：“提出文学的语言中介，也意味着文学史研究方法需要相应作出调整。既然确认了语言文字的中介功能规定着文学的全部构思方式和艺术处理方式，那么，对文学自主或自律的历史进程的研究，就应注意并揭示语言文字中介对不断演化的文学形态的影响与作用。这无异是说，文学史研究在执着地以文学作为自己研究中心的同时，还要求通过内部诸因素的关系来把握与认识文学的发展变化。……可以期待，对文学自主或自律的发展进程的考察，将深化为对文学以语言文字为中介的存在方式的演变史的考察。”张弘不同意把文学的特殊本性归结为审美性，而以语言学的中介作为文学的特质，这在文学史观诸说之中，确实是独辟蹊径的。

关于文学史研究的视角及文学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近年来文学史观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人们越来越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考察文学史，也更为注重从一些相关学科的角度去透视文学史的发展。如从文化.背景上来考察文学史的变迁便是近年来一个可喜的现象。在理论上，论者也提出了在文化背景上建构文学史的设想。林继中在《文.化建构与文学史》1204137一文中，提出“文化建构文学史”的命题，指出：“要使文学史获得现代意识与活力，就必须在我国长期形成的文化构型的发展、嬗变的运动过程中，把握文学史与文化诸因子之间的特殊联系而形成的整体性结构，作功能性的研究。”傅璇琮、赵昌平在《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1204138一文中，深入论述了在文化背景上研究文学史的重要意义。文中指出：“以在一时期的文化动态为背景，以作者的生活方式及特定心态为契机，认真分析研究文化因素进入文体的具体形态，从中探索文学的艺术因素的发展变化，或许会使文学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地。”傅、赵又进一步指出文化背景的复杂因素以及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所应取的科学态度。“应当看到，所谓文化背景，本身是众多因素的综合，而且是不断变化运动着的，因此在对文化背景的研究中应当注意，尽可能作多方面的考察，既注意某一时期占主导性的文化因素，也尽可能注意其它因素的参互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无一定之规则可循的，而唯有在对诸多因素的尽可能充分的了解，才能得出较为全面的分析。”这个意见，是十分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

强调从美学的角度来建构文学史，是近年文学史理论的一个突出倾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多层次的开放系统，有很大的兼容性，而文学史的审美性质，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因此，随着对文学自身特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从美学角度考察文学史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吴调公在谈到“文学史的联姻”时说：“文学史要联姻的对象还很多，最关重要的应该算美学史了。文学与美学的关系一直是水乳交融的”1204139傅璇琮、钟元凯在《古代支学的整体研究评议》1204140一文中指出：“怎样把文学史和美学史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体现文学发展的史的脉络，又反映一个民族审美理想的逐层展开和渐次深化，这是文学史研究亟需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文学与美学本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人们审美意识的关注，不过前者偏重于其感性显示的方式，后者则偏重于其理论形态。”傅、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深入到审美意识层次的。这是从美学角度认识文学史的关键。傅、钟之文是从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有感而发的，而王钟陵在该书写作中是有意识地以文学史来展示民族审美理想、审美意识变迁的。王钟陵在该书“尾声”中曾经宣称：“我这部着重从民族思维的发展、社会思潮的流变以及审美情趣的变化、审美心理的建构上来把握诗歌史各个阶段的递次的逻辑前进，以展示我们民族四百年心灵史。”标明着作者在这个方向上的高度自觉之努力。朱立元、杨明在《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1204141一文中也指出从审美角度研究文学史的必要性。文中提出要“充分重视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审美趣味、时代的审美理想之间的联系，”“充分注意到读者的反映、作品的社会效果以及社会审美心理等方面。”都从美学的角度对于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无疑是很重要的。

以哲学的观点来建构文学史，这方面文章虽然不多，但却是对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的研究实践的理论概括。张晶的《文学史的哲学视角观照》1204142在这方面是有一定代表意义的。文中指出，“文坛风会的演变，一方面有文学发展的自身机制，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深受哲学思潮的‘诱惑’。研究文学演变递嬗的规律与原因，从哲学这个视角可以看到许多深层的东西。”论者不满于只看到文学与哲学之间表面的、线性的联系，而致力于考察哲学进入文学的具体方式，并且看到，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排拒了哲学的影响，保持了文学的独立性。论者指出了哲学进入文学的几种方式：（一）哲学的概念、范畴，直接进入文学本文，创作主体借以表达对世界、对人生的某种认识与感受，有的则是在诗文中直接演绎哲学（包括宗教哲学）义理。（二）哲学观念的渗透和濡染，使文学创作得到一种新的风格和意境。（三）哲学思维使创作主体提高思辩水平，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在作品的审美情味中包蕴着深刻的理趣。（四）一种哲学思潮的崛起，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很大变化，广泛渗透于创作之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思潮，是文学史建构必须重视的前提。

关于文学史研究及写作的方式与原则，也有一些论者予以论述，严迪昌在《审辨史实，全景式地探求流变》1204143一文中，认为文学史的研究“原是一项艰巨的宏伟的整体性工程。”文学史的任务，是“全景式地复活并再现中国文学的历史画卷”。严迪昌指出；“正因为文学重要的是探求存在于史实中的作家们的关系、关联所构成的文坛景观和演变轨迹，所以我以为文学史决不是简单地排名次论位置，即以是一流抑是二三流，是大家还是名家或小家的分等列传的编缀。若审慎地考辨史实，全景式地再现文学历史画卷，就会区别出文学史和作家研究应有的差异。”“没有基于史实的文学实践运动的全景式的过程的描述和重现，也就构不成文学史。”严迪昌本人的文学史专著《清词史》，就体现了这种“全景观照”的特色，蔡镇楚在《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史家》1204144一文中，提出了文学史研究的几个原则，（1）历史性原则；（2）系统性原则；（3）比较性原则。并且指出，“我们呼唤文学史研要有新的突破，我以为要做到三点：一是文学史观的更新，二是研究方法的改进，三是文学史学体系的建立。只有实现这三大目标，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才算有了新的突破。”眼光是颇为宏阔的。熊黎辉在《文学史的史学启示》1204145一文中，提出要“建立文学史自身的时序”，认为“文学史既然是‘史’的特殊存在，困难却又十分必要的是，寻找和建立文学史自身的时序，使文学史自身的流变分期与政治史、社会事件史、经济发展史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地独立出来，从而为文学史研究寻求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这既是从历史哲学中获得的启示，同时，又是一种超历史的、重新发现文学史自身的一种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