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比较重要的著作当数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第一批出版的《南北朝文学史》与《元代文学史》。二书出版后，《文学遗产》编辑部分别约请了在京的南北朝文学和元代文学专家座谈这两部著作的成就。

《南北朝文学史》的突出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在平实中多有创新。与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南北朝部分相比，新著在篇幅上扩大了七、八倍。许多在以往文学史著作中没有涉及的作家和作品，新著中都有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在北朝文学研究上，新著有重大的进展，其中不仅有对邢劭、王褒等主要作家的深入论述，而且还有对十六国文学这类以前研究十分薄弱课题的专章论述。本书两位作者素以治学严谨、掌握材料丰富著称，这一特点在本书中同样得到充分体现，如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十六国文学家考略》中论述了这一阶段的六十九位作家，而在《南北朝文学史》中，仅论述了其中六位，足见这部著作的基础工作之深厚扎实。这部著作广泛汲取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如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主瑶、杨明照乃至日本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都被本书借鉴、继承，因而使本书具有较强的总结性。在广采众长的基础上，本书又融汇了两位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使之成为颇具各人特色的学术著作。例如书中对南北朝文学发展的背景多有深入的阐发，在分析复杂的文学现象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政治背景的探讨，而且还充分考虑到民族性格、生活习尚、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审美趣味、心理状态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多视角、多侧面的研究方法显然比以往一些文学史著作简单化的模式深入得多地把握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对南北朝文学观念的辨析上，本书亦有许多创见，如分析小谢“圆美流转”说与沈约三易说的关系；指出刘勰与萧统在人事和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促使《文心雕龙》和《文选》在文学分类和基本文学观上互相呼应；在详细考证《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目的、背景之后，与《文选》相比较，指出两本选集是萧统、萧纲两种不同文学观的体现，从而纠正了从刘肃《大唐新语》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传统看法。在对时代文学思潮总体的把握上，本书也颇具创新意义，书中《南朝文学的特色》、《北朝文学的特色》两章系统地叙述了一个文学史时期的总体特色，作者这种归纳总结的方法体现了新的文学史观念，在过去的论著中，还未曾见对南北朝文学有过这样提纲挈领而又深入贴切的总结。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在对南北朝诸种文体的论述中，诗歌部分最为详赅，其次是文学批评和小说，然而对于骈文这种在当时应运广泛、成就很高的文字形式，则未立专目，这显然与骈文在南朝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不相符。又如佛教对南北朝文学影响很大，而本书对此很少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个缺失。

与《南北朝文学史》相类似，《元代文学史》与前此各种元代文学论著相比，内容上也有很大的扩展，填补了许多空白，论述也更加细致谨严。这部著作内容的丰富性十分明显，杂剧、散曲、南戏、诗、词、文、小说无所不包，其中诗文部分涉及数十位作家。以前的文学史写到元代，就只讲杂剧，诗文则一带而过，所以长期以来，对元代诗文的研究一直很薄弱。而本书发掘了大量材料，介绍了众多作家，因而比较全面地勾画出元代诗文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对以往研究者未曾论述或偶一提及的杂剧、散曲家，如李寿卿、狄君厚、石子章、商挺等数十人，也作了介绍。作家研究数量的这种扩大，正是本书对文学史研究深入的表现。本书对元代文学背景的论述很有特色，与以往那种过多地强调政治、经济状况对文学影响的著作不同，本书更多地注意到社会思潮及文化思潮与文学的关系。如第一章分别论述儒士地位、理学、全真教与文学关系之密切，指出儒士地位的变化、传统理念受到冲击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文道合一的主张抬头，故此在散文创作上强调经术，贬低词章，造成了文风平实的趋向；全真教的兴起和发展对文人生活的影响反映在杂剧的散曲中，形成了隐逸思想的浓厚和人物形象半神仙、半隐士的特点。诸如此类的新见解，都给人以启发。与以往文学史著作中常见的那些泛泛而论的“概说”相比，这样论题明确、分析深入的阐述对读者理解此时的文学特征，显然有大得多的帮助。在对文学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本书也往往独出新意，如对于《梧桐雨》的主题历来有不同看法，或以为重在同情和赞颂，或以为意在讽谕和批评，或主张歌颂与批评的矛盾。而本书则有更深入一层的体味：“如从《梧桐雨》给予人们的实际感受来探索作者的创作意旨，就不妨说他是通过李、杨故事来抒发一种在美好的东西失去之后无法复得的寂寞和哀伤，一种从极盛到零落的失落感，一种盛衰无法预料和掌握的幻灭感。”并由此进一步指出这又是“元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他们对现实失望，容易产生怀旧和盛世难逢的感伤。《梧桐雨》所表现的思想的时代色彩正在这里。”而在对一些有较大争议的问题上，本书的论述则力求符合实际，避免武断。如元代儒士的地位问题在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本书作者充分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在论述中力求通过具体材料做出全面的分析，从而避免了简单化和绝对化。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断代上尚有斟酌的余地，上限的划分把在元代生活时间很长的元好问、张炎等人摈于论述之外，没有专章专节的介绍；下限又放弃对刘基、罗贯中等人的介绍，这似乎不甚妥当。又如本书论元代小说的部分稍嫌粗略，等等。

另外，在写作体例上，两部文学史也有许多可贵的探索和尝试。例如二书都采取了篇末加注的形式。这样做有许多优点：一方面使正文更加简明，另一方面也给读者的进一步研究思考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线索。以《南北朝文学史》为例，该著注文在全书篇幅中占六分之一以上，这些注文或注明出处，或补充材料，或进一步阐述论点，或存疑，等等。这样既加强了著作的学术性、科学性，也使得正文得以突出文学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条理清晰，不枝不蔓。

（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