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神话与社会民俗。 我国的生殖神话、死亡神话、产育神话、感生神话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它们分别与民间的人生仪礼相伴随,是在彼此组结的状态中一道传承和保存的。这方面的论文相对多一些,其中不乏精采的见解。比较重要的篇目有:郭于华《死亡起源话略考》
应用民俗文化的观点研究神话传承人的作用,也是近两年出现的一个比较有眼光的课题。这与深入探究神话的发生学有关,当然也与部分神话传承人成为民间文学普查和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直接对象有关。巫瑞书《崇巫·尚道·爱国为潮》指出,在楚文化体系中,巫是祭祀者,也是卓越的祀神歌手舞师(领队)。他们的神话传承以巫觋及其活动为中心展开,本人又在跳神“治病”、生产劳动和生活经验方面,有超群拔萃之处,因此他们的讲述活动很受群众的赏识和信任。
杨冒鑫《神话、传说、故事讲述家始祖——略谈苗族等民族祭司特别职能》也承认原始巫教或中国民间宗教对培养神话传承人的作用。但他认为,与其他民间叙事文学讲述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类神话传承人有以下独特的地方:①涂染宗教色彩,宣传神类的崇高与庄严。他们讲述的神话有其他故事家所没有的神圣性。②借助神像、神图、神器,使神话的讲述更具有形象性。③严守师传教规,使神话的讲述具有原始性。④求祥祷瑞,比附古今,使神话的讲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
神话学界两年来不再保持高产丰收的势头,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减少,醒眼的新话题不多,也缺乏争论。给人的印象比较沉闷。伹也有两点变化,在悄悄扭转着神话研究的国内动向。一是全国十年民间文学普查接近尾声,一批有心的基层普查工作人员走进研究队伍,增强了神话探讨的地方性和实证性;另一方面,许多长期注重田野调查的专业研究者积极吸收普查的成果,从抽象到具体,补充和调整这门学科的理论框架;两者的结合,使一些从前悬而未决的中国神话系统和母题流布问题,获得了比较深入的科学解释。二是民俗学研究方法在神话学领域的推广应用,拓宽了人们认识神话内涵和功能的视野;用民俗文化的整体观念考察神话的趋势,逐渐上升。总的说来,上述两点变化,体现着人们对前几年汹涌而来的新观点、新方法的思索与消化,促动着人们对中国神话的民族性与历史特点的反思,调动着人们做踏实学问的积极性。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多有久积而后发的学术份量。它们像一条深深的潜流,缓缓地、却有力地漂移着当代神话研究的格局。
从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实际出发,参照历史文献记录的异文,求证中国神话的民族特色和系统性,是两年来神话学界所做的一项高层次工作。钟敬文在《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考》的序文中指出,比起欧洲、中亚细亚和东南亚其它国家,相对封闭的中国社会的传统神话,至少有三个特点:(1)四大文明古国中,其它三国的古代神话都发生了断层现象,唯有中国的有幸传承下来。它们至今活在中原民间的口头形态中,就是明证。(2)一些宝贵的古典神话从口头消亡了,但却凭藉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字记录保存下来。(3)作为多民族统一的古老国家,一些神话退出了汉民族的思维舞台,却在兄弟少数民族那里存活着。今天我们手头拥有这么多古典神话的口头遗存,她呈现着的种种可供探索、判断的实证资料,这个学术史上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大大重视的。对世界神话学者来讲,这也是一种奇遇。
我国洪水神话中的一种重要说法是鲧禹治水。鲧输于堵而禹成于导,久成定信。然堵与导,作为人类战胜洪水的先后过程,不应该是为此对立的。洪水初来时堵堙以应急,洪水减势后疏导以见功,两者之间,似应有中间环节,才能完整反映洪荒时代先民的神话思维历程。我们在屈原的《天问》篇:“鲧何所营?禹何所成”中可以发现早有类似的质疑,可惜证据被屈原隐去了。莫高的《吴越地区防风神话群系的新发现及其意义》,描述了最近在吴越地区新来录的大量防风神话,使我们看到,防风氏,恰好是鲧、禹之间的中介人物,他上承于堵而下启于导,恰好把这一段历史疑案系连完整。
神话研究的科学作业,不限于文本研究本身。两年来许多专业研究者和基层普查人员,把神话看作历史文化遗物,应用本民族或本地区的现代口头传承去论证神话的内涵与功能,对他们采用了民俗学的研究方法。这样大规模地运用民俗学知识解决神话问题,在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有些论文在对于某些问题的剖析和论断上,还取得了神话学史上的一定突破性成绩。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神话与精神民俗。 蓝兴发《从畲族风俗看其“多图腾”》的写作,基于作者几十年土生土长于畲族民俗氛围中的体验与感受。他指出,“人们世代相传畲族匏神话,一般都认为它是崇犬的。……其实,畲族的祖图、家谱、宗教仪式和神话等反映着大量的鸟崇拜和龙蛇崇拜,呈现多图腾的特点。”
2、神话与物质民俗。 杨
国《服饰、历史、神话》
3、神话与社会民俗。 我国的生殖神话、死亡神话、产育神话、感生神话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它们分别与民间的人生仪礼相伴随,是在彼此组结的状态中一道传承和保存的。这方面的论文相对多一些,其中不乏精采的见解。比较重要的篇目有:郭于华《死亡起源话略考》
应用民俗文化的观点研究神话传承人的作用,也是近两年出现的一个比较有眼光的课题。这与深入探究神话的发生学有关,当然也与部分神话传承人成为民间文学普查和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直接对象有关。巫瑞书《崇巫·尚道·爱国为潮》指出,在楚文化体系中,巫是祭祀者,也是卓越的祀神歌手舞师(领队)。他们的神话传承以巫觋及其活动为中心展开,本人又在跳神“治病”、生产劳动和生活经验方面,有超群拔萃之处,因此他们的讲述活动很受群众的赏识和信任。
杨冒鑫《神话、传说、故事讲述家始祖——略谈苗族等民族祭司特别职能》也承认原始巫教或中国民间宗教对培养神话传承人的作用。但他认为,与其他民间叙事文学讲述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类神话传承人有以下独特的地方:①涂染宗教色彩,宣传神类的崇高与庄严。他们讲述的神话有其他故事家所没有的神圣性。②借助神像、神图、神器,使神话的讲述更具有形象性。③严守师传教规,使神话的讲述具有原始性。④求祥祷瑞,比附古今,使神话的讲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