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第30个年头。不管从什么角度观测，过去30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传统的、高度集中和指令性的苏联模式，为新型的、富有竞争性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占当今全球人口1/5的中国人民，用勤奋和富有效率的劳动，在新体制的激励下彻底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温饱问题，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庞大群体，一举扭转了近代以来被外界蔑称的“东亚病夫”形象。在强大和持续的经济驱动力支配下，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30年年均近10%的增长率，人均所得从不到300美元提高到近3000美元，提供了世界上最大、也是增速最快的新兴市场，成为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公认的最大受惠者和出色冲浪者。以此为前提和基础，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科技、体育、传媒等领域乃至城乡面貌和人的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积极改变。例如，中国的政治体制尽管保留了传统的构造，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自身指导思想、行动纲领还是具体管理与行为方式上，都出现了适应时代特点和中国现阶段国情的深刻而持续的调整变化，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更加灵活、更富有人性，也更适合新的经济发展氛围和民众消费愿望；可以说，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与朝鲜就有本质的不同，自然不必说中国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依然保持着重大的分野（或对峙）。又如，在新的经济政治体制下，中国社会变得更有生机、层次更加丰富，其弹性、延展性和抗危机能力从而都大大增强；旧式的阶级划分标准已完全无法适用于界定今日生动多样和动感十足的阶层群体及利益差序结构。再如，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不止可以看到通俗性、大众性的市民社会文化与党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等政治文化并存，即便在政治性层面也能明显观察到意识互动和导向的多元性，如同所谓的“中”（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西”（即近代以来欧美思想文化的影响）、“马”（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其传播）三足鼎立说描述的那样。从根本上讲，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内各种体制从旧时的适应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形态，转向了适合和平与发展年代及经济全球化要求的形态，转向了极具特色和灵活性的政治体制、经济机制、社会形态、文化结构和思想结构。这种转型仍在继续中，未来的路途仍然漫长，其间包含的不确定性和受挫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但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历史转型还保持着强劲的动能。

本书探讨的主题，是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它与中国内部发生的改变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从国际角度看，伴随着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历史性转型与发展进程，尤其是伴随着经济重心的确立和市场化进程的迅猛推进，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也出现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外交和国际战略及相关研究领域发生了持续而重大的转型。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社会已俨然是世界新的一极（尽管GDP总量与超级大国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世界前三甲的经济大国位置为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施展新作为奠定了基石。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变革的双重因素驱动下，中国对外关系的表现形态不断调整、更新和自我完善，适应着新的形势与要求。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大国的含金量不断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中国独特的发展方式和探索道路的价值越来越被各方面看重。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艺术的形式生动展示了中国的这种气势与信心。不过，我想特别指出的一点是，迄今为止，中国力量、中国声音和中国影响的主要来源，是其迅速壮大的经济实力，是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民众强烈的消费欲望，是这个国家尚未成熟但极具潜力的市场容量，以及这一切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四两拨千斤”的特殊角色。这是观察中国整幅画面的基本出发点，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及观念转型的“窍门”，也是分析中国对外关系各个方面巨大变化的前提。它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是力量、也是弱点，既包含令国人骄傲的优点，也带有不可小觑的问题；尤其从对外关系角度看，如同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它给中国带来的绝不止是机遇，同样还有未能预期的各种压力与挑战。

下面将具体说明中国对外关系转型的各方面内涵。这里，对外关系即“外交”，它是统称，指一个国家广义的对外联系与事务，即英文中的“foreign affairs”。它包括了狭义的“外交”（diplomacy）（外交部门的体制与操作），但范围更加宽泛，包含了外交体制、外交思想、国际交往、国际战略、国际观念，等等。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可以有不同的途径和角度。本书采用广义的视角，聚集不同作者的智慧与专业，从十个领域（方面）透视中国对外关系的这种历史性变迁；虽然不可能涵盖全部，但在我看来，它们也许代表着中国转型期的最重要内容，使当代中国外交及整个对外关系显得丰富多样和动感十足。

第一，从与邻国和周边地区的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依据“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及“周边为首要”等指导思想，中国对邻国及周边地区的态度和做法，由过去政治意识形态标准高于一切、敌友关系泾渭分明的思维形式与行为模式，逐步转变为努力同所有邻国建立友善与合作关系、妥善处理各种棘手难题的新形态和新实践；简言之，旧的类似冷战的模式被新的睦邻友好的方针所取代。

众所周知，中国是当今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周边关系也是现今国际政治中最复杂多样的形态之一。由于一言难尽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在近三十个大大小小的邻国中，竟有近一半曾与中国发生过主权纠纷甚至武装冲突，至今仍然有近十个国家同中国存在着围绕陆地边界、领海和经济区及各种岛礁、大陆架归属等问题的争议。历史上，中国与各个邻国的关系既有和谐相处、共荣共进的美好阶段，也不乏剑拔弩张、残酷争斗的不幸事件。在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间，在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氛围导向下，虽然有外交部门和周恩来同志个人的友善努力，但总体上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表现为：中国与部分邻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主权与安全问题始终没有根本缓和；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不仅数量少，而且严格服从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针；“敌”或“友”的划线一直存在。朝鲜、越南及印度支那地区被视为中国外交和军事的主要“盟区”之一，而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被看成对敌国家或潜在的遏制范围，苏联及“卫星国”蒙古等在不同时期被当做主要战友或主要威胁，与南亚主要大国印度、巴基斯坦的关系恰似“冰火两重天”。尤其是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等极“左”气氛盛行的年代，中国人的被包围感和焦虑感极为明显，很多人心底存在着强烈的“解放他人”和“输出革命”的意识。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间，中国军队先后在朝鲜半岛、印度支那、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等地投入大规模作战和备战的力量；必须承认，这既有保家卫国、维护主权和自我生存的重大考虑，也有革命性政治意识形态输出和对国际形势总体严峻判断促成的实际行动。

从邓小平同志1978年执掌中国航船以后，整个形势开始向着改善、调整和充实的方向发生积极变化，随着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中国与周边关系也呈现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良好态势。正像本书第一章详细叙述和分析的那样，这一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的特点是：中国与多数邻国的关系得到改善（无论是邦交国还是非邦交国），经贸关系成为推动这一变化的重要纽带；中国总体外交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新气象，即倡导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或对抗）的立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邻国的关系全面改善。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冷战格局的结束，对于中国与邻国关系产生了新的推进作用。旧的集团分野和对抗氛围淡化了，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内部合作的意愿加强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得到迅猛发展；所有这些因素有助于强化中国与邻国和整个亚太区域在80年代业已改进的关系，并朝着更高的标准和更广的领域迈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所有周边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建立起形式多样、互惠互利的睦邻关系。邓小平同志积极推动了中苏关系（包括后来的中俄关系）的实质性改善，从而抓住战略机遇大大提升了中国和平发展、全力搞好国内建设的氛围层次；通过他对日本的访问，历史性地将中日关系提高到一个真正正常的大国间关系的水平（包括他对中日之间尚未解决的钓鱼岛问题等主权纠纷的著名论断，确立了后来中国外交部门解决与邻国主权纷争的总体思路）。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新独立的各国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即在打击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等领域的自主性国际制度建设进入了深化期。中国与韩国的建交，并没有以损害其同朝鲜的传统友谊为代价，相反，却大大促进了半岛转向后冷战格局的进程及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框架的有利变革。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宏观联系上：中国在保持与巴基斯坦“全天候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努力改进了与曾经的对手——另一个发展中世界大国——印度的关系。不用说，中国在这一时期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从“十加一”的经贸一体化协定，到东南亚友好条约的签订及东南亚无核区倡议的认可，及至互信互利、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的倡导，均反映出各方已经从曾经的假想敌和遏制对象转变成新型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从外交决策层到专家学者的普遍判断是：最近的这十多年，中国与邻国的关系经历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从学术研究方面也不难注意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邻国关系的认识和定位同样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直到冷战结束之前，邻国关系和周边方针还只是中国对外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1997年，也即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和中国向邻国伸出援手的那一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把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作为总体外交政策中一个特别紧要的内容提了出来；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口号，并完整制定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从而使周边外交的地位上升有了执政党指导性文件的背书。此外，分析近一时期与邻国交往关系可知，中国人的自信心和主动性也有一个逐渐增强的过程，体现在中国提出更多倡议、参与更多制度安排、担当更大责任等方面。例如，率先提出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协议、承当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东道主、与俄罗斯共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等。

自然，转型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中国与邻国及周边的关系也不是不存在棘手、难解的课题。如前所述，中国与多个邻国存在的主权归属矛盾，作为当今世界单个国家面临的数目最大的一类主权纠纷，无疑是中国外交将来要面对的头号难题之一；如何处理和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霸主位置，与这个超级大国建立“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战略对话协作机制，共同应对东亚及中国周边的各种危机，更是中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门不能不始终谨慎对待的大课题。还要看到，中国的崛起过程既给邻国带来机会和利益，也造成了冲击和忧虑；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安抚周边、安定周边、安排周边，是中国外交前所未有的一项任务和环境压力。无论如何，如同本书第一章结尾强调的那样：持续和成功的周边外交转型，对于中国的未来十分重要；它有助于为本国国内集中精力谋发展塑造可靠的周边环境，也可以发展为中国崛起为世界一极力量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同时带动整个亚太地区在全球地位的提升。

第二，从与非洲及广大发展中世界的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最近30年间，在“改革、开放”的国内政策总体指导下，在新的时代认知理念导向下，中国的对非政策及对整个第三世界的方针，从原先只看重民族独立和解放理念、单纯注重政治和外交上的相互支持、经贸关系方面很少根据市场原则和互利标准行事的形态，逐渐转变为既讲政治又讲经济，既尽力保持原有的友谊与合作关系，又根据“平等务实、共同发展”的原则，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大背景下稳健推进的形态。

首先必须承认，中国与非洲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自新中国建立到今天一直保持着很强的连续性和内在逻辑。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始终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发展中世界的一员（虽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仍与那些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发展中国家有一定差别，中国现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身份认同标准也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改变），在政治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阵营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距离感和对立意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世界国家有着同样的历史遭遇和现实挑战，这种感同身受是凝聚长期的“准盟友”关系的重要基石，也是精确衡量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关系变化不可不参照的尺度之一。不管是在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时期直至现今的发展阶段，中国与非西方世界的紧密联系，始终是塑造或撬动中国与国际体系整体框架的一个重大支点。本书第二章以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为例，讲述了这种关系的历史性变迁和深刻含义。它的一个基本线索在于，追求国家复兴和民族自强以及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相互承认与支持，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在外交上缩短与非洲众多新独立国家距离的起点，是新中国外交努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国革命和建设领导人对外战略方针的要点之一。非洲国家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不懈努力和巨大成效，使中国人有理由相信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依赖的必要。中非关系从20世纪50～60年代便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亲疏成分，但它又不是可以用中国与苏联那样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模式能够简单类比的。这些是理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非洲关系内容（如互不干涉原则在双方关系宣言中频繁出现以及中国大量非市场性质的外援等）的关键钥匙，也是客观剖析改革开放初期中非关系某些波折的恰当切口。即便在改革开放进程走过30年的今日，普通中国人对于“非洲兄弟”仍然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情怀，对于昔日曾经无私援助过的那片大陆目前还广泛存在的战乱、贫困和宝贵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人文景观仍然既叹息又憧憬，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仍在观念中和（一定程度上）实践上保持着对非洲的特殊友好。

然而，人们同样不得不承认，历史毕竟在变化，时代在前进，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非关系进入了与此前状况大相径庭的阶段。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及各方面工作的转型。正如第二章叙述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决策层对世界局势与国际格局的基本判断依据，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转变为中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经济因素获得了自主的地位而不再只是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调整对非洲经济援助的政策与方式。一是要对经济援助所追求的目标进行调整，二是要考虑提高经济援助的效益，三是要改革经济援助的方式，四是要把经济援助与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总之，要结合中国自身能力和非洲国家的需要重新制定援非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更明确把“平等务实、共同发展”作为对非政策调整的方向。它适应国内改革要求，将中非关系的重点由政治转向经济，将不计成本的无私援助调整为关注效益、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当西方国家以悲观眼光看待非洲前景、纷纷缩减在非投资的时候，中国却因与非洲国家有着重要的战略诉求，在延续传统友好政治关系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和长远的眼光看待非洲的发展问题，通过改革援非方式而拓展出中非经贸技术合作的新天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非经贸关系逐年升温，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已悄然上升，甚至超过一些西方大国，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尽管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也给非洲某些传统一党制国家带来冲击，中国台湾地区的“银弹外交”一度有所奏效，从而造成中国对非外交的某些困难和挑战，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重新加强了对非外交关系，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世纪之交时中非贸易额达到百亿美元，到2007年超过7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法国而超过了英国，估计中国很快就将成为仅次于超级大国美国的非洲第二位贸易伙伴。政治上，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宣告成立，特别是2006年的中非首脑会议，标志着中非关系新阶段的到来。中国的强大开始惠泽非洲大地，非洲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共赢阶段；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生动体现为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中国，用变换着的政治理念、战略方式，加上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市场方式和自身经济实力，在全球发展和治理进程中带动非西方世界的传统伙伴一道前行。且不论效果如何、时间长短，在中国人眼里，这种趋向和理念是显而易见的。

中非关系仍在变化，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关系的转型还在继续。这里面包含的问题与不确定性，并非此处简短的篇幅能够说清。我认为，简单地讲，最大的一个挑战和变量是，当中国逐步进入比较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具有的共同点会增多，法律及制度方面的趋同性可能加强，但全球战略方面的矛盾可能加剧，能源、气候、环保、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磨合会变得更加艰难；也就是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紧密度将会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与相对不发达的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会继续处在一种摸索中调整前行的状态，某些方面的实力差距可能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与非洲和整个发展中世界的相互需求与合作，会置于新的平台和标准之上。对于中国更加年轻的外交决策者和广大公众而言，历史记忆因素和现实利益因素的影响可能此起彼落、此消彼长。因此，能否在市场化和开放的大环境中保持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友好关系，使之继续处于中国总体外交中比较重要的层次，无疑将是各方面关注的大课题。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变化，是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关系调整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调整的一个折射。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恢复的强大而持续的经济驱动力，是洞察中国神奇故事全部奥秘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外部世界的赞美、惊奇与困惑、担忧的重要路径，是看到我们自身优势与不足的一个要点。中国外交的非洲政策及对发展中世界的方针，也许是解读这一命题的最好注脚。

第三，从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角度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与问题，尽管彼此关系发展的进程复杂曲折，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重大国家利益和原则问题上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始终承诺并坚持了不扛旗、不对抗、相互沟通与协作、和平合作发展的理念，改变了原先那种对国际形势偏“左”的、充满焦虑和对抗性的看法，敞开了与当代国际体系全方位交往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形象由某种“造反派”式的被排斥主体，转变成国际社会的“参与建设者”和“负责任大国”。

本书第三章以中国对美关系为例，叙述了中国对外关系转型的重要方面。显而易见，一方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一方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头号大国和苏联解体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中美关系无疑是特别有代表性的案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对美关系，深刻反映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拓展过程中的行进方向及曲折路径。从新中国建立到毛泽东去世，中美关系的进展曾经一波三折，经历了“隔绝与对抗”、“接触与磨合”等不同阶段。早期，美国对中国实行了长期、全面的遏制政策，中国相应采取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后期，双方的接触和沟通有所增加，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标志着两国正式交往的开始。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尽管双方认识到重大战略利害关系的存在，却缺乏起码的信任与了解，更谈不上建立有效沟通与制约危机的机制。尤其是，这两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大国之间，基本上没有经贸和人员方面的往来，相互关系的社会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强烈的政治敌意和意识形态障碍使得有限的接触与协调显得非常脆弱。本质上讲，这一时期中国对美外交的功能与范围相当局限、狭隘，中国国内政治的极“左”气氛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外交部门开展的相关工作，中国对以美帝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保持着严厉批判和小心防范的态度。虽然中苏关系的破裂和对抗形势的逼迫促使中国与美国交往的大门有限敞开，以及与西方一些国家（包括欧洲和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格局限制了中国对美外交及对整个西方交往的水平。

如同本书第三章分析的那样，观测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十年的进展，中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其间包含着中国新时期外交转型的大体特点：第一阶段（1979～1989），从建交到关系初步发展。第二阶段（1989～2001），两国关系大起大落。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建设性合作关系得到全面推进。虽然其间出现了“最惠国待遇”问题、“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事件、炸馆事件等危机，特别是由于“6·4”事件引发的停滞和低谷，中国方面始终本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原则，在起伏跌宕中坚定不移地寻求中美关系的稳定。从中美处理危机的效果看，危机是坏事，也是好事，处理得当便有了危中之机。中美之间如何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和各种危机，既是一大难题，也是提升中国外交的重要路径之一。这涉及如何正确界定危机的性质和对国家利益的伤害程度，如何保持交流渠道的畅通，中国如何在涉及原则问题上发出清晰的信息，如何正确估计事态的严重性，以及如何在危机处理上给对方台阶下，等等。对于中国外交部门的相关政策制定者，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机会和能力提升过程。典型事例还有，近些年中美两国在涉及反恐、防扩散、遏止“台独”势力走极端等方面的相互沟通与合作达到新水平。中美两国在扩大共同利益、把握各自的核心利益、照顾彼此重大关切等方面，形成复杂多样的大国间关系，对于中国外交处理一般的大国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从中国应对中美关系的复杂矛盾和机遇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出，不仅危机是可控的，中美关系的总体形势也是可以管理的，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复杂关系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取决于管理的水平与能力，包括大国战略对话的方式、层次、内容设计及落实步骤。

阅览中国对美外交的多彩画卷，人们可以读出许多有益的启示。我认为，最重要的启迪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国外交正在变得成熟，尤其是对占据国际体系主宰地位的西方大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理性、冷静和自信，既充分认知其中包含的重大机遇和主要利益的轻重缓急，也善于理解西方国家对待中国事务上的两面性（接触、协作的一面与防范、遏制的一面）。处理好这种关系，既不能只是一味地强硬和斗争，更不能单靠退让和妥协；它既需要领导者及外交家个人的智慧与眼界，更需要有效的应对机制和复杂的博弈方略。从中美关系的走势看，随着相互需求的增加和交往的扩大，摩擦与矛盾也会相应增长，处理这种多层次的复杂关系绝非旧的体制和观念能够承担，它只有在内部的社会弹性日益增强、政治体制更加稳固、外交工作具备坚实国内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方能推进。于是，我们回到了本书的主题——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在大国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关系转型的含义变得清晰可见，即它是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线性思维到多维度观念、由传统的斗争哲学到新时期的“以两手对两手”、“和而不同”等复杂战略的转换过程，是中国从国际体制外的不满者到国际体制内和大国关系结构中的重大利益攸关方的升级过程。

第四，从中国与多边组织和机制的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中国从过去那种不熟悉甚至轻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组织和机制的立场，逐步转变到看重、善用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从过去那种更多是旁观的立场到现在这种愿意承担各种责任与义务，从很少提出倡议到更多提出自己的主张转变。虽然这一过程仍在继续，缺点与挑战尚存，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多边机制的关系，进入了充满互利、双赢机遇的新阶段。

像本书第四章讨论的那样，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恰似一面镜子，从中既能看出中国总体外交政策、特别是多边外交政策的调整变化，也折射出国际形势变化对中国的深刻影响。由于长期被拒之门外，中国对于联合国无论是实质问题还是程序方面的了解都十分有限，一度在观念上也持排斥和批判态度。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氛围最盛的年代，中国曾将联合国指责为“美帝苏修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即便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初期，中国主要还是把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讲坛和开展双边外交工作的渠道；譬如说，中国利用联合国的渠道，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头五年里，同十几个国家进行了建交谈判并签署了建交公报。从总体上看，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国对于联合国及整体上国际多边组织的看法还是比较肤浅和片面的，相关政策受到这种有极大局限性观念的左右，也比较单一、狭隘。正如“文化大革命”之前一部在中国很有名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主人公之一、解放军战士赵大大的一句台词说的那样：“联合国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呢！”它形象地表达了当时的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对于国际多边机制的轻蔑和抵触情绪。从另一方面讲，联合国在冷战年代确实也作为有限，尤其是在发展领域、减贫或救灾等领域没有多少倡议及行动，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上的争吵和各种集团之间的划分（组合）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行径及东西方的对峙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国际机制的道义合法性和实践效果。加上中国国内长期存在的偏“左”甚至极“左”气氛，联合国被中国人广泛认为是有碍于世界革命推进、压制第三世界兴起、只让霸权国家为所欲为的地方。在这种前提下，中国的排斥和观望态度是不难想象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改革开放30年来，在邓小平同志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多边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同本书第四章详细讨论的那样，中国在继续传统外交领域各种努力的同时，日益重视以联合国的作用为主的多边外交。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关系，以一种稳妥的、渐进的、审慎的方式，不断向新的尝试和广度拓展。今天，联合国已经成为中国联系国际社会的一座重要桥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可以信赖的支持者之一，并且成为中国展现自身国际形象和外交理念的主要国际舞台。中国成为联合国维护全球安全的一个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在维和行动领域（例如，中国促进两伊停火，为化解海湾危机而努力，中国军队把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自身在新时期的使命之一，中国军人多次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代价）；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为推动军控和反扩散所作的努力，为推动国际经贸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所作的贡献，以及在联合国人权领域的对话与交流中提出的一系列倡议和改进措施，都是中国与联合国新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良好佐证。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联合国的态度及具体方针可以看出，中国在新时期的多边外交政策逐渐成形和成熟。它的主要特点是：独立自主，坚持原则；充分利用多边机制，寻求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尽力遵守国际规则；反对少数国家的野蛮霸权和单边主义，越来越看重和支持多边主义；赞成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实行渐进式的改革，使之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和更好地反映多数国家的要求；推动建立持久和平、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让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新面貌、新气象更多地反映到国际机制和国际社会的进步进程中。当然，必须承认，并非在所有方面和领域，中国与以联合国为主的多边机制都有完全相同的立场与利益。对于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和人权机构的改革进程，对于多边贸易谈判的步骤和全球变暖问题的责任，对于处理不同地区的热点问题的具体方式，对于那些所谓的“麻烦国家”及其有争议的领导人，双方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中国外交部门和公众对于联合国及其他一些重大国际组织的相关立场仍然持有保留意见；特别是当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以权谋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端一再发生时，中国对于多边机制的多重性仍然保持着复杂和多种应对的方针。这也是任何大国与联合国相互关系中自然存在的一种现象。

总体上讲，联合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联合国，这种日益增强的相互需要是进入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积极迹象之一。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作为一个综合国力快速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展的国家，中国无疑在联合国和整个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有了中国的存在和积极参与，联合国才能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多边机制的全球治理效能才可能发挥作用。同样，中国更加器重和参与联合国的前景是可期的，这不止是因为过去的30年里中国从与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组织的对话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和机遇，更是由于中国今后的发展需要借助这一重大国际平台。它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关系发展乃至消除“中国威胁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这一关系既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也深受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认可与支持。30年不过转眼一瞬间，它却见证了中国外交在国际制度和多边关系舞台上的历史性转型，是一种静悄悄的革命。

第五，从对外援助这一特殊侧面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在遵循对外援助（主要是对非洲等不发达地区）宗旨的前提下，中国大大扩展了国际援助的广度和深度，改造和完善了外援的机制、方式方法和管理模式，实现了弱化传统意识形态、拓宽外援相关领域、强调双方互利共赢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市场因素被纳入了外援领域和整个国际关系中，有关发展经验的国际交流不断增多。在坚持开放合作方针的同时，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

如同本书第五章介绍的那样，中国的对外援助并非始于今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它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比照改革开放前后，外援在中国显然可以分成两个大相径庭的主要阶段。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不同，中国对外援助的宗旨在保持不变的同时，具体政策、方式方法和管理机制有明显的不同。在新中国的对外援助方针下，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中国的爱国主义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外援的核心体现在两条原则上：一是平等互利，不把这种援助看做是单方面的赐予；二是不干涉内政，即不附加任何条件。然而，随着极“左”气氛的蔓延，中国援外工作奉行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平衡被打破，某些特殊时期甚至实行了涸泽而渔的援外方式（如20世纪70年代前期外援支出一度占同期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7%）。从外援管理体制角度观察，改革开放之前的对外援助采取了中央负责制定援外政策、相关部委负责执行援外政策和管理项目的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保证了援外政治任务的执行，另一方面使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弊端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援外过程中。例如，当时单纯靠行政手段管理外援项目，一切费用实报实销，从而使项目投资多少、建设周期长短及工程质量优劣同执行单位的经济利益没有关系，不利于充分调动项目执行单位的外援人员的积极性。总而言之，第一阶段的外援折射了中国外交在传统体制下特殊的境况与矛盾。此外，让很多中国人至今仍然心酸的一个记忆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曾经在本国百姓吃不饱肚子的情况向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盟国提供了数额大得寻常的援助，但后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陷入停滞、危机甚至对抗的局面；它们给“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特殊外援蒙上了厚厚的灰土和让人不堪的印记。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顺应变革的精神与氛围，中国的外援政策也出现静悄悄但却是重大的调整。引导中国新航向的邓小平同志，要求把对外援助作为“一笔不可缺少的战略支出”，服务于中国新时期对外工作的总方针，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四化建设创造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同志的另一重要指导思想是：仍相当落后的中国，既提供援助也接受援助，接受援助实现自我发展之后，再提供更多的援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新援外原则。这就同“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只讲政治要求、不顾经济规律，国际援助与本国能力脱节的状况拉开了距离。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工作，包括援外工作，经历了从弱化意识形态、扩宽交流领域，到强调互利双赢的转变。为此，中国主要在政策、方式、管理和机构等方面集中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例如，减少了传统的援外资金投入，要求受援国承担“当地费用”，从援建生产性项目转向援建标志性建筑，从援建大型项目转向因地制宜地援建贴近人民生活的中小型项目（如援建农业示范基地乡村学校和一些必要的社会基础设施等），并且开辟新的援外资金渠道，提供优惠贷款。上述措施使得中国在援外支出有所减少的同时，也扩大了与受援国的接触面，提供援助的内容比改革开放前更加丰富，援助项目也更加贴近受援国的人民。中国还向发生严重旱灾的非洲国家提供无偿粮食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派遣专家到受援国讲学、传授技术，提供小型的示范性设备，邀请并资助受援国人员来华考察学习、进行技术培训，等等。在援助方式上，努力实现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国家控制经济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企业转变成市场行为主体，按照市场竞争规则和利润原则行事。承建部制的行政网络体系逐渐被打破。援外工作的主管和执行部门开始尝试各种能够发挥市场潜力的方式，探索了“投资包干制”和“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方向是转变政府在援外工作执行过程中的职能。随着援外规模的缩减、援助方式和内容的改变以及援外行为主体从国家和国家机构变成了市场行为者，政府援外管理的工作量缩减，指令性和行政性工作相应减少，一些机构被合并，部分权力下放给专业公司和地方政府。

如我一再强调的那样，政治意识形态统治一切、隔绝于国际市场之外的中国外交与日益熟悉国际市场运作、国内经济重心引导下的中国外交之间的差异，是分析中国对外关系转型的关键。它既是新时期我们的力量所在，也是大量矛盾和争议的根源。第五章的讨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根据政治与经济结合、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的原则推进的新外援过程，虽然强化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但同时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尤其是逐利趋向同政治战略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应当说，这是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壮大给中国的外援乃至整个对外工作提出的挑战。中国的援外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真正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却仅是近几年的事情。关注与争议中混杂了赞许、误解、批评乃至恶意攻击。这些情况伴随着中国在21世纪初的显著崛起和影响力日增，像其他领域一样变得越来越强烈。必须承认，各种关注与争议中固然有值得我们注意和改进之处，但它们更多是来自对中国巨人强大后的担心与防范心理。无论如何，中国的转型还在继续，外援的新模式已蔚然成势、数量还在扩大。外援工作出现的问题，好比成长的烦恼，是过去的时代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的。

第六，从国防现代化及其观念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的国防与军队建设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整个对外关系的巨大变化而发生战略性转折：在物质层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一支封闭、技术装备落后、数量规模型的军队，朝着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方向、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军队方向转型；在观念层面，中国军人对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目标与外交工作中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有了更多理解和保障，军队使命具备了复合型、兼顾性和符合时代要求的特征。

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中国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的外部压力和内在焦虑的状态，中国军队同样长期处于“大敌当前、随时准备作战”的氛围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打压、封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背信弃义与大兵压境，在不同阶段上被中国领导人、普通百姓和军队将士视为头号威胁的来源。与整个国家经济的艰难困苦相一致，军队在建国的头几十年承担了艰苦而沉重的任务和负担，对外先后投入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大型战争，并且与印度、苏联、越南等国发生过边界武装冲突；“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也受到严重冲击，军内外的“造反派”曾令一些老红军和高级将领受辱，使军事设施和装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这一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步履维艰，军队丧失了正确的方向感和使命意识，武器装备长期落后且得不到及时更新，对外部世界的新变化、新动向缺乏了解，很多方面陷入无序混乱状态。应当讲，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数十年，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没有完全超越战争和革命年代那种特殊的时境与心态，仍然没有完全适应和平建设时期对军队建设提出的要求和标准，与多数大国在同一时期加速更新武器装备和技术手段、加快战后新军事革命的势头相比，处于一种相对停滞、封闭和落伍的状态。

像本书第六章全面细致探讨的那样，自邓小平同志全面接管中国决策事务之后，与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相联系，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也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过程。首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对时代主题的全新判断，把人们从过去那种随时可能打仗的想法，转变成“世界大战可能推迟”、时代主题朝着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积极认知。其次，邓小平同志调整了国防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要忍耐”；坚持科技强军，走精兵之路，努力实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跨越式发展”。国家也通过了一系列新的法律，规定了军队的使命与作用，把国防建设纳入法制轨道。再次，配合国家总体外交方针，军队实行了数次大裁军，先后裁员二百多万；开展了层次和形式多样的对外军事交往，定期发布国防白皮书，邀请外宾观摩我军训练，与多个国家军队进行联合军演，努力增强军事透明度和增加互信；中国还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国际裁军与军控进程，提倡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倡导反外空武器化条约；尤其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贡献了“五常”（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兵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军队始终在新时期中国对外交往总方针的指导下履行维护祖国统一、遏制分裂势力、守护边境安全的任务；因此，中国军队与周边邻国军队的关系良好，对于武力和武力威胁的使用非常谨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与此前的30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基本上没有与邻国发生过武装冲突（“对越自卫反击战”可看成是过渡阶段的特例），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得到良好维护的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军事交往及互信关系得到全面改善。虽然这一转型过程仍在继续，中国国防和军事现代化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军事技术差距仍然不小，但它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成功得到了公认。

应当讲，作为国家总体对外交往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国防和军事领域的对外交往，面临着日益强大的压力与挑战。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外部世界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不断增多，尤其是对于中国军队现代化的目标有着越来越多的猜测与议论；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进程的深入，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在不断拓展，超出了传统的疆界，延伸至更大范围的国际空间，因而也对新时期军队保障国家利益提出了新的要求。撇开国内因素不谈，单从对外关系角度讲，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如何统筹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不同要求，如何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如何面对各种误解与质疑，如何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各种威胁，都是中国军队在转型的新长征中必须克服的难题。如同第六章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在21世纪，人们已经见到的一个积极互动关系是：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密不可分，中国的国家安全离不开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离不开一个安全的、对国际安全合作事业积极作为的中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大的中国军队，既是本国和平发展事业的可靠保卫者，也将是世界和平的守护者之一。

第七，从非传统安全角度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中国的决策部门和学界以及公众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一种不断上升的强烈兴趣，其密切关注程度不仅超出改革开放之前的任何时期，也超出了很多国家对类似问题的关注程度；非传统安全议题重要性的迅速上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大国经济重心的无所不在，说明了能源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各种经济安全因素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强烈利害关系，从而也令今天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凋零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由当时的国内政治氛围所决定，谈论和追求经济利益，对于中国人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虽然国家经济安全形势十分危急，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人们仍然不能正视这类挑战。另外，从国际关系角度观察，中国与邻国的军事冲突连连，外部强权的压力通过中国自身焦虑放大，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的和明显的来源。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先是美国的封锁与打压，后有苏联的挑衅和威胁，中国人始终没有缓过气来。这一时期的安全观，只能被锁定在传统范畴之内。这种安全观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完全聚焦在军事方面，对其他方面要么缺乏了解，要么顾及不上；它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在这种安全观下，人们对于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互动关系缺少积极认识，一般来说不愿承担应负的国际义务。这种安全观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即它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对世界形势的“左”倾判断，认为全球革命到了关键阶段，因而急欲推进全球范围的解放事业，即便付出重大牺牲和战争代价也在所不惜；作为革命英雄主义的尚武精神被广泛推崇，也强化了“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人安全观的激进和狭隘特征。

像本书第七章提示的那样，在中国，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识，则完全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事物，它呈现出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也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大体上，可以把中国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分为三个时期：①1978～1991年是中国从传统安全拓展至非传统安全的过渡期，也是初步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时代观、安全观及相应安全战略的历史性转型，在与贫困问题相关的社会安全维护、与国际国内政治事件相关的政治安全维护方面作出了努力。在这一时期，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时代观的转型与工作重心乃至安全重心的转移，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在安全重心上，从单纯看重“军事安全”概念到越来越强调多元因素的“综合国力”范畴。同时，“脱贫”、“节育”提上政府工作日程，它与社会安全的维护紧密相关。“脱贫治穷”、“计划生育”上升为基本国策。在1989年政治事件之后，政治安全的维护也作为一项新的任务摆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面前，形成了非传统安全的一种新类型。②1992～2000年是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凸现的时期，也是全方位、多领域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提出了新安全观，在与外交转型相关的国际安全维护、与金融危机相关的经济安全维护、与认同危机相关的周边安全维护方面做出了成绩。正是在这一时期，“非传统安全”概念开始引入中国，外交上也首次提出“新安全观”，强调其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和学界对于金融危机的威胁及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有了全新的认知和措施，开始反省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的非军事的、非传统的各类挑战。加上这一时期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逐渐转向新的后冷战外交结构，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对于传统安全威胁之外的各种安全形势有了全面探索。③2001～2008年是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认识不断加深、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世界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时期，也是中国全面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外交部门和学界媒体全面重视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与应对，在与反恐怖行动相关的国际合作反恐、与反分裂主义相关的国家安全维护、与流行疾病问题相关的人的安全维护、与能源资源问题相关的能源安全维护、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生态安全维护等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努力。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政府重视并正式提出正确应对“非传统安全”的问题，把它上升到关系“和平发展”及“和谐世界”等理念能否推动的高度。在中国，学界更是大量探讨了非传统安全的起源、概念等理论问题，并就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民族分裂问题、宗教极端主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武器扩散问题、信息安全问题、流行疾病问题、人口安全问题、毒品走私问题、非法移民问题、海盗问题、洗钱问题等作了多维的分析，对综合理解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就我个人观察，中国学术界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讨，其热度和广度或许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中国目前仍在不断加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的相关政策、理论和实践仍处于不断深化、调整和适应的过程之中。无论如何，非传统安全议题的提出和排序，是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气象的一个重要窗口。

第八，从地方的国际化进程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推进，中国各地方单位的国际化进程也在不断加深。中央在保证相当的财权、人事权和对军事完全掌控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性的变革和完善，给予各省、市、自治区及更下层的单位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包括对外经济交往的权限）；市场化进程改变了旧的大一统模式，使地方积极性的发挥有了新的表达渠道与方式。这一切都对中国整体的对外关系和国际角色产生了或现实或潜在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与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是隔绝的。这种隔绝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中央政府高度集权。一切听令于行政指令的计划经济，使各个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受到强烈抑制。地方没有自身的财权，更谈不上对外经贸权；不用说，在外事和外交方面，“外事无小事”的想法直接限定了传统外交体制的特点，地方是不可能对国家的对外关系决策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大量繁重的外援任务面前，从来听不到、也不可能见到各个省区有任何抱怨与不满。所有工作都必须准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否则可能面临严厉的政治批判，招致无法想象的各种麻烦。撇开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不谈，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过分集中都是不正常的、也是难以持续的。

如同本书第八章指出的那样，中国各个地方的国际化背景，正是由改革开放所直接引发的中国对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始终是在坚持国内—国际统筹的大战略下进行的。为了实现国内政治经济从经典计划社会主义体制向市场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以及满足现行国际体系规则和规范对国内调整的要求，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形式就是全面参与国际体系，主要表现为接受并参与建设国际体系中的制度规范。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历表明，国门一旦打开，本国与市场导向的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就会对一国从上到下的国际化进程产生强化作用。就政策层面而言，随着政府工作重心转向经济领域，从1979年开始，中央政府对企业和地方政府实行分权让利，其指导思想是从统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对企业的分权促使财政收入进一步向企业分散，对地方的分权则促使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拥有更多原来属于中央政府管理的财权和事权，这些财权和事权包括基本建设计划审批权、物价管理、外资审批、外贸及外汇管理等；中央还授予少数地方政府、经济特区、中心城市享有一定的“经济特权”。地方的束缚一旦被松开（尤其是沿海地区），经济活力就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加上对现行官员升迁的考核与地方经济增长存在最直接的关系，作为经济活动主体之一的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最易见成效的贸易与投资（所谓的招商引资）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国际化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策首选。在中国，它表现为一种不均衡的渐次推进、由沿海向内地纵深发展的过程。从中央和地方的制度变迁角度观察，财政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度调整，也是地方国际化进程加快的动因之一。1978～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财政制度变迁。20世纪80年代三次调整的共同特点，是在分权思想指导下实行“分灶吃饭”或者“分级包干”制度；再就是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防止经济生活中抬头的诸侯经济或地方保护主义，以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就整个国家而言，国际化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中出现的最重要现象之一；由于不同地区实施了差异化的开放战略，中国不同地方的国际化程度存在差异，不过，这种差异在最近几年出现缩小的趋势；同样重要的是，国际化进程也构成了中国地方与全球联系的重要纽带，加强了地方对全球体系的依赖；地方并不是中国国际化的发起者，但是地方——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国际化——却是中国国际化的试验地；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似乎能够恰当地掌握国际化进程的节奏，尤其是通过前面阐述的制度调整与政策变化，促使地方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即帮助国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起高水平的经济依存关系，帮助中央政府采取更多降低地方国际化交易成本的措施，也即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另外，国际化的现实使地方即便在分税制的背景下也能够逃避制度约束，通过全球联系增加地方的财政来源。假设国际体系处于和平状态的时间越长，地方对中央政府提供的国防安全需求将越来越降低，并且进一步假设中央政府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的能力减弱而地方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能力增强，其结果势必导致地方在与中央的谈判过程中地位上升的可能，并促使地方产生更进一步的分权要求。这样看来，央地分权的“底线”就不是财政汲取能力高低问题，而是在全球—国家—地方层次的变化中寻求权责平衡的问题。对于国家的对外行为而言，地方国际化以及其全球联系的增强，间接地将地方也推到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沿地带。正统的外交定义赋予中央政府（主权国家的代理者）对于外交的绝对控制权，但是，随着地方在全球联系中地位的上升，从国家大外交角度看，地方在国家外交中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可能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这可能是后主权时代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转型的重要表现之一。与中西部市场化程度提高成正向关系的现象是，随着开放范围从局部转向全局，从沿海推进到内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合作逐步扩大与加深，这种中国内部的次区域与周边国家之间形成的各种经济合作区，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全面开放所带来的最意想不到的现象之一，其后续政治经济影响值得区域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给予持续、认真的关注。

从对外关系角度而言，研究中国地方的国际化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像第八章分析的那样，首先，它提示了中央政府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一种新挑战。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治理问题和地方自治导致的分权化问题，中央政府既要学会利用国际制度推动国内政治和法律现代化进程，又要适度放宽限制并让地方的国际行为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补充部分。这不是一个简单和容易的学习适应过程，就中国而言，它是一个充满各种麻烦与问题的长期艰难磨合过程。其次，尽管地方的国际行为不具备独立的国家法人资格，不论范围或影响都无法与中央外交相提并论，但它使得中国对外关系的结构与层次发生了深刻改变，对于未来可能的多层次外交的形成具有无法简单评估的价值。能否从多个层次上考虑外交运作，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将考验新时期中国核心领导层的智慧与能力。再次，地方国际化及其全球联系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的事实，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型战略关系”形成的重要基础。地方通过全球联系获得利益，实现国际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越有可能推动中央政府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换句话说，国际化程度越高，地方拥有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越明显，地方则越有可能支持中国更为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此外，过去30年中国的地方国际化进程与地方之间的保护主义蔓延，构成一对较为奇特的现象。它的存在反映了中央政府的宏观治理能力并未得到实质性加强，这显然不利于统一的内政外交政策的执行。虽然迄今为止这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还不像经贸领域突出，然而人们必须对此加以预警和防范。

第九，从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植根过程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推进，中国从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边缘位置逐渐向中心区域靠拢，从体制外变成体制内的核心角色，从不懂得全球化为何物甚至排斥之，转换为公认的全球化最好的玩家和受惠者之一。从研究角度讲，全球化观念对中国的深刻持久影响，是当代国际关系进步的最主要体现之一，曾经闭关锁国的国家成为全地球村最活跃的居民；中国对外关系的积极变化，也对全球化观念在其他地区的推广产生了有力的示范效应。

显而易见，全球化对于中国而言完全是一个当下的命题，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可能扎根和传播。正像本书第九章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全球化观念的影响渗透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有其历史必然性，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各领域变革的客观要求使然。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1）是初步传播时期。在此期间，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及其不断深化联系在一起。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放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头等重要地位，被视为最大的政治。因此，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成为大趋势，得到民众的广泛拥护。但争议也大量存在，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还远未达到理论的自觉。第二阶段（1992～2001）是迅速传播时期。这一阶段是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特别是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相适应的。其标志性事件深刻反映着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拓展。先有邓小平同志著名的“南方谈话”，再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最后是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人们从这些生动的事例中，加深了对全球化的了解。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开始了对全球化理论的探讨与研究。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被及时介绍到中国，中国的学界、传媒界开展了对全球化的大宣传、大讨论，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前所未有。与第一阶段相比，对全球化观念的理解与传播更为自觉、主动，其对现实的作用也更为显著。正是对市场经济的承认，对加入WTO的追求，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中国的开放地区已经遍布沿海、沿江、沿边和内地，实现了全方位对外开放。这一进程再也不可能逆转。因而中国并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发生震荡与崩溃，而是进入国际化、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第三阶段是2002年至今的这段时期，也是全球化观念全面传播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全球化观念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政治正确性标志之一，从上到下没有人不讲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机遇与好处，全球化观念大量转化为政府政策并产生了各种引导效应。同时理论界也注意到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一些消极后果，政府部门对国际上的各种震荡冲击也有更多的应对方案。在当今世界，没有人怀疑，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好实践者和最大受惠者之一，也是全球化观念最重要的传播者。

如同第九章分析的那样，全球化观念对当代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极为显著。这种影响与转型主要表现为：一是注重世界的相互依存和时代主题的转换，从强调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二是注重世界的整体性，强调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考虑问题、制定政策。三是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强调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坚持在改革开放中求发展、求安全。四是始终强调全球化的复杂性、不平衡性，反对并努力改善经济全球化的非人性一面，使其朝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五是承认人类面临共同的全球性问题，存在共同的利益，主张在人类共同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间寻求平衡。六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对抗，强调以国家为现实基点，以超国家共同体和人类整体利益为新的参照系处理国际事务。七是注重对话、合作，强调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的作用。八是从对抗、抵制现有的国际秩序，转向认同、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但始终坚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理想目标。不过，在中国学术理论界，关于全球化的论争，对全球化的疑虑，以及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选择与定位等问题从来没有停止。比如，人们在探讨全球化到底是人类在全球层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客观事实与进程，还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及其新形式（全球资本主义）？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成了全球化的坚定融入者和最大受益者——这一事实作何解释，带来了哪些问题？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地位与角色发生着什么变化，怎样理性地予以审视与定位？无论如何，争论本身也是全球化在当代传播的一种方式，是中国思想界在改革开放之后多样性的一种体现，从特定侧面反映了中国对外关系在新时期成长变化的社会基础。

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植根，非常充分地验证了改革开放进程对中国对外关系转型的推动作用。中国不再是局外人，不打算推翻现存的国际规则与秩序，相反，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事务，越来越主动地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全球化改造着中国，全球化观念塑造着当代中国人的心态；同样，中国的多方加入与积极态度，也增强了全球化的势头，扩大了全球化的受众面与影响力。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赢态势，而且无疑它还会继续下去。

第十，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轨迹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改革开放所倡导的思想解放精神，使得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成长进步十分迅速，并从前理论阶段进入了真正的理论学习借鉴阶段，从完全同国际主流学术隔阂割裂的状态转向积极对话、努力探寻、不断提升的状态，从粗糙的、简单的、注释式的国际问题追踪发展为更加精细的、形态多样的、具有极大潜能的国际关系学探索；虽然矛盾与缺点尚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态势是显而易见的、令人期待的，它为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观的更大拓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本书第十章专门讨论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进步与创新难题。不用说，显著而巨大的进步是改革开放时代取得的，而问题同样具有全新的性质，与昔日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进步，既指历时性的演进，表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逐步向着更加先进的阶段发展，也反映内涵上的深化和质量上的提高。问题，是说至今仍然没有取得能够得到举世公认的理论突破，离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还比较遥远。如果从改革开放开始算起，1978～1990年是第一阶段，亦即前理论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结束时的10年是第二阶段，亦即理论学习阶段的初始期，主要是学习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以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主；进入21世纪后是第三阶段，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学习内容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幅度提高，经验型研究大量出现，使用中国经验（历史的和现实的）的研究日益增多，并且开始有了理论创新的意识。近一时期，关于中国世界观的深入讨论也在进行中。中国学者开始更多地使用中国的经验和现实来验证西方的理论。在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框架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结合研究的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中国学者的视角和思想。对于是否要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已基本达成共识，2000年之后的讨论开始涉及如何进行理论创建问题，而如何做正是理论创新的开始。进入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全方位互动逐步形成。这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十多年的巨大进展。从流派分析中，形成了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范式等不同学派、流派林立的可喜局面。虽然从流派数量和影响力角度观察，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成为三大主流学派，但换一个角度说，理论研究又呈现三种类型，即经典派、传统派和学衡派。经典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传统派以中国传统概念体系解释世界和中国经验，学衡派则以中西结合的概念体系解释世界和中国经验。换言之，经典派的理论思路是将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语境，主要研究内容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角度诠释中国领导人的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传统派是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思想用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语境，主要研究内容是以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和政治文化理念思考当今的世界制度和世界秩序；学衡派则试图将中西思想结合起来用于中国国际关系语境中，主要研究内容是寻找中西学理思想的结合点。三种理论类型的并存，也反映出改革开放推动下所营造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良好氛围。

不过，也如第十章指出的那样，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问题，主要还是缺乏原创性的东西，表现为：一是突破性理论的缺失，二是理论范式的缺失，三是创新与差异的问题。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包括缺少学理自觉、西方理论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缺乏富有生长潜力的理论硬核。它的一个结果就是加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主导权，甚至产生了一种误解，就是现有国际关系理论都是普世理论，忽视或是忘却了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和不同民族集体记忆和现实经历的差异。这是新时期的新问题，有它的必然性与进步性，但也要意识到，停留在这一阶段是没有前途的，下一步的发展关键是超越和创新。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迅速发展也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关系已经展开。这不仅仅是指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成员，也包括中国向未来国际秩序塑造者的身份转变。如何发掘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实践价值，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思想，创建既有中国内涵、又具普适性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继续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如果想在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上占有更大的话语权，相关理论、范畴和方法的自主创新是必不可少的。

从对以上十个方面的观察，不难得出结论：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正在全面推进，它的广度和力度史无前例，其壮阔而美好的未来难以估量。有关这一转型的探索，本书算是投石问路的一种尝试。我衷心期待有更多同行加入探索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