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17个单位联合发起举办的“全国中外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1992年10月上旬在开封河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40余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80余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一次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的专业性大型学术讨论会，汇聚了马列文论、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论、外国文艺理论及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界的众多专家学者，互相交流，展开学术争鸣。

（一）14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文学观得到了更新，文学研究的方法走向多样化，研究领域大大拓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取得了大量重要成果，远远超过了过去。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次大会的首要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研究员钱中文在他的开幕词与专题发言中指出：70年代末以来的十余年，是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佳作迭出，硕果累累，取得了令人刮目的重大成绩。他列举了十多年来新撰写的几十部著作，从六个方面概括了十多年的巨大成果。一、我国马列文艺思想、马列文论的研究不断发展，愈来愈系统深入，一些著作已开始摆脱过去单纯的注释与解释而有所深入。二、文学理论一派繁荣。既有“结构恢宏，角度新颖”的鸿篇巨制，又有大批的专题性论著，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百花竞放的景象。三、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卓著，扩大了理论视野，深化了理论范畴。四、文艺心理学研究成就斐然。十多年来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开拓出一片百花烂漫的园地。五、外国文学理论工作者撰写了一些持论公允、分析精到的专著。六、比较文学研究短短几年便进入热潮，成果喜人。钱中文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在80年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这个格局的构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与问题的研究；基础理论与文艺美学的研究；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学语言学等同类层面学科的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这种多向性的研究格局，在90年代必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深圳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胡经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艺学，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失误，但从总体发展上说，是大大迈进了一步，可以说是发生了历史的巨变。从文学观念、思维模式到研究方法都有所突破。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衍柱也高度评价了80年代文艺研究的实绩。他认为，80年代我国文艺研究的重要成果表现在走出了三个误区：一是神学的误区，即改变了“个人迷信”、“神”化性质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态度；二是政治学的误区，即不再将文艺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三是哲学的误区，即不再只是简单地以哲学命题去套文艺学命题。突破了几个禁阈：一是突破了人性、人情及人道主义禁阈；二是突破了现代主义问题的禁阈；三是突破了文艺创作过程中无意识、潜意识和不自觉因素等有关问题的禁阈。

河南大学副教授张云鹏认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根本变化表现在（1）对文学观念的深刻认识与转变上；（2）对文学活动的整体把握上；（3）文学方法和研究手段上的更新与变换；（4）研究领域和认识视界的不断拓展与深化。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新时期理论探索的三个显著特色：鲜明的时代性，即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科学的现代化倾向，即结束文化垄断的至尊统治而回归到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学自身；大胆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理论心态，即对旧有文学研究结构进行挑战，增强理论广度与理论蕴含。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研究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前提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钱中文认为，在介绍西方各种文学思潮时，极少数人不能辨析，盲目鼓吹，产生了一股嘲弄、贬低、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潮。一些文章用主体论、本体论、价值论反对被他们歪曲了的反映论，形成一股新的庸俗化倾向；也有些文章将非理性主义奉为创作圭臬，鼓吹泛性论；也有的文章宣扬民族虚无主义，更有文章鼓吹启蒙与救亡的对立，宣扬错误的历史观等，这些问题都应在今后的研究中避免。

与会学者中也有一些对我国目前文学理论的现状持批判态度。南京大学副教授潘知常认为，我国十多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对于一些根本问题缺乏反省。其一是学科形态不明。人们将其视为社会科学，而它应该是人文科学。其二是文化背景未达成转换。我们借助西方理论形成的文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实践。其三是缺乏现代视界。我们往往忽略了研究视界的转换，因而理论十分陈旧。陕西师大屈雅军认为中国文艺学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许多弊端。表现在：一、结构畸形，二、能量空耗，三、理论纯化，等等。

（二）展望90年代文艺理论的建设与走向，提出富有创新意识的命题，是本次大会的重要议题。

（1）关于如何提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许明认为，在文艺学研究中，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才是真命题而不是伪命题，对什么样的问题的研究才有可能推动文艺学学科的进步，避免重复无谓的无效劳动。其次，我们必须对研究方法提出的一般思维原则与内在逻辑进行反思。我们目前见到的多是现成方法的结构，对它的移用与学习也不过是对这个结构的了解、模仿和运用。这与学习某种技艺一样，只需耐心和专致。但提出文艺学方法的一般思维原则与逻辑，则需洞识文艺学。遗憾的是这种思考尚未被大多数研究者重视，因为这需要高度的哲学涵养和广阔的艺术视野。再次，我们必须建立文艺学研究的逻辑规范与操作程序。而现有的大量经验式印象式论证鲜有重要价值。

与许明的观点有所不同，北京大学副教授王岳川更多着眼于知识转型期如何把握文艺学的特质。他认为，知识转型所导致的并不仅仅是思维方式的转化，而更重要的是规定了新的话语方式和新的学术文化品格。在转型的新语境中如果再保持过去的知识范型以解决今天的问题，只能在时代的错位中导致更多的困惑。20世纪下半叶，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各种新理论的交织、汰变，标明当代哲学诗学维度的多元，同时也标明理论品格的后现代向度：边缘对中心的消解。所以，建立当代文艺学绝不能拒斥新的理论，而只能在充分清理、吸收、参照20世纪文艺理论的基点上，反思知识转型中的探索品格。

如何突破文艺理论研究的思维定势，从而改变原有的提问方式？南京大学副教授赵宪章主张从批判走向建设。他认为，从批判走向建设是新时期文艺学的主导趋向，是学科意识觉醒的表现。当前，强化学科的自我批判精神应成为我们的共识，即在自我批判中清理出哪些是最有价值、最富建设性的课题：哪些是通过重新阐释可以获得新生的课题：哪些是已经争论了许多年，目前仍在争论，但已被证明无太大价值的无用劳动。

建立学术大厦，必先清理基础。华中师大教授王先霈建议进行有深度有系统的学术清理。他认为，科学研究即是解决问题，由未知达到已知。文艺学在90年代主要应攻克哪些难点，我们要心中有数。为此，必须对截至目前的研究进展情况作一番清理。排除那些耗费了许多人心血的一般命题；对源自文艺现实的真命题，在比较全面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描述已达到的研究水平，找出难点所在，使下一步研究有明确的目标。他建议组织撰写《中国文艺学：问题及其症结》一书，系统总结文艺学研究的全貌。

（2）关于学术口号，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文艺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文艺学的专门学科都应自觉坚持其基本原则并不断予以发展。但究竟如何坚持与发展，人们有不同的看法。钱中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有个如何研究的问题。由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为指导，有些人把马列文论看成是文学理论发展的终极，以为反复重申即为坚持与发展；还有一些人对文艺的功能、目的和标准，存在着片面的理解，一味强调斗争、教育，这必然阻滞文艺学的正常发展。因此，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调整与更新文学观念。理论的力量在于实事求是，如果我们脱离飞速变化的现实，不能说出一些新东西，讲出一些科学道理来，就只有被淘汰。

广东湛江师院教授劳承万认为，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态作适当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态有三种，即经典形态、传统形态、当代形态。目前理论界混淆三种形态，是很不科学的。学术界有一种“伪冒”马克思主义，一切人，只要自己乐意，都可以不经严格规定自命为马克思主义，仿佛在学术探索上一打出“马克思主义”旗号，就宣告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极不严肃的。

建设和发展当代文艺学，应当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口号，与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湖北大学教授郁沅认为应提“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他认为，应对马克思主义作宽泛理解，即凡是合乎真理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凡是从实践中来被实践证明合乎规律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钱中文等人认为应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与科学的文艺学体系区别开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忠厚认为，可以将文艺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马列文艺学，这主要指马列经典文论作家的论著及思想的研究。它不存在民族特色的问题。第二部分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文艺学，它不同于马列文论，它有自己的概念范畴体系。不能用马列文论的概念范畴体系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艺学的概念范畴体系。第三部分是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研究，如引进的西方现代诸流派，也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以形成我国自己的文艺学流派。扬州师院副教授倪荣本主张应有更多的人去搞科学的当代文艺学体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包揽、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泛化，搞成“无边的马克思主义”。他赞成提“建立中国特色的科学的文艺学体系”，这样更有利于文艺学的发展。漳州师院刘庆璋教授则主张我们的口号应提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建立在中外古今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文艺学。它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指导，应主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性的根本特征。其二是必须总结吸纳包括中外古今在内的全人类文艺学成果、探寻文学的共同规律。三是具有自己概念范畴体系的科学的理论形态。

（3）关于当代形态，当代文艺学应具备什么样的机制和特点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陈传才认为，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应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相一致的原则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一体化和总体性原则。当代形态的文艺研究应转向和纳入一些重要的文艺学的关系范畴和研究，如文艺的审美因素和社会因素，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形式语言符号因素与内容因素的关系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和当代形态的关系。民族虚无主义的“西洋情结”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国粹古肠”均不可取。

关于中国特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副研究员章国锋认为，文艺学是科学，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文学的规律是共同的，世界性的。文艺学研究应以人类最高智慧的成果为座标，应有地球村的全球意识。我们应从中国特有的“墙文化”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摆脱思维观念的自我封闭状态，克服排他性，以一种真正开放的包容的文化心态去建设开放的包容的文艺学当代形态。我们总是谈西方文论的“局限性”、“片面性”，其实任何一种文艺学方法都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不可能终结真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研究员杜书瀛则认为，当代文艺学既要顺应当代中国的国情，又要融入当代越变越“小”的世界；既要开放、吸收西方文艺理论的精华，又要挖掘老祖宗的文化传统，使之当代化。中国文化传统是最符合艺术精神的。

一部分青年学者对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走向有这样的思考：辽宁大学副教授高楠认为，当代文艺学应具备四个特点：（1）研究视角的多向化；（2）研究方法的多样化；（3）研究要点的范畴化；（4）研究依据的哲学化。要实现这四点，需要研究主体知识结构的两极延展。向上，进一步形成哲学意识，形成主体性哲学；向下，关注现实文艺现象，使当代文艺学向现实敞开。江西师大副教授陶水平的思路是西方的科学方法与民族的人文精神有机结合；山东师大副教授杨守森则主张，精神思考过程的呈现就是当代文艺研究的价值。不必追求目的性明确的结果，“无用之用”之为“大用”。

（4）关于理论体系。发展和建设科学的文艺学体系，当务之急是进行扎实的基本范畴研究。胡经之认为，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这是需要几代人共同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但也不排斥有些学者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一家之言，只要能够揭示文学艺术的性质和规律，自圆其说、自成系统即可。杭州大学教授王元骧认为，“体系”是不能完全靠人去“建构”的。从根本上说，它是理论发展到成熟时候自然形成的。如果研究者根据一定的观念、运用一定的方法对各种文艺现象以及现实提出的问题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和回答，即使没有黑格尔《美学》那样的体系，那也应该说是有了自己的体系。所区别的只不过是一个是“显体系”，一个是“隐体系”罢了，而显体系则是对隐体系的整理和表达。

章国锋则认为没有必要耗费大量精力去建立庞大空泛的所谓“体系”。通论式的研究国外早在50年代便结束了，韦勒克的《文学原理》是此类著作中最后一部部。而我们今天仍停留在这一步上，落后了40年。与其如此，不如把精力放在具体问题和具体领域的深入挖掘上。

武汉大学教授何国瑞主张要把文艺学研究落实到范畴上。他认为，概念、范畴是修造科学建筑的砖瓦木石。它们的使用和创造至少要遵守三个原则：一是科学性，即要准确反映对象的特性、本质和规律，不能模棱两可或以偏概全；二是整体性，即要找出概念群的核心及其内在联系；三是民族性，既要尽可能熔铸中国文艺学、美学的术语，丰富世界文艺学。他提出了“艺象”范畴体系，证明了这一观点。

周忠厚则认为必须首先确定核心范畴（中心概念）。确定了核心范畴，才能围绕它建设文艺学新体系。我国以往理论中的“形象”、“生命活动”等范畴均不足以成为核心范畴。他提出，“审美情感信息”应为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北师大副教授齐大卫不同意他的观点，坚持认为艺术是一种“生命”存在，有其内在的目的性机制。而郁沅则不同意何国瑞的反映论观点，也不同意钱中文的“审美反映”，他提出了审美感应论，以“感应”作为其核心范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强调文学具有其独立的品格，但是在战争或和平时期被利用为工具或手段，这属于“功能性借用”。独立品格与“功能性借用”并不矛盾，文学的未来将回到它的独立品格。

（5）关于综合研究，本次讨论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界限，沟通了文艺学的不同分支领域，将文学理论、外国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及比较文学学者汇集一堂，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大大拓宽了视野，显现出综合研究的广阔前景。钱中文认为，我们应提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是文学理论与其他审美形态如绘画、音乐理论的综合研究，也可以是与非审美形态如政治、伦理、哲学的综合研究，从中形成一些新学科。要将文学理论与古代文论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打破原有的各自为“政”，自成一体的分隔局面，将它们整合为一，并在此综合的基础上进一层展开与外国文论的综合研究，这一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多种综合，汲取精粹，进行阐释，提出新理论甚至新学说。二是通过中外文论比较，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就需要互通信息、沟通学科、取长补短。胡经之认为，要融合中外，首先必须对中外文艺作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不应停留在一般比较文学的水平，而应深入研究中外文艺的共同规律及各自的特殊规律。同时也要对中外文论作比较研究，从发展道路、思想体系、思辨特点到基本范畴，作比较研究。可将之称为比较文艺学，以区别于一般的比较文学。

这次会议上外国文学研究者同文学理论、马列文论、古代文论学者增加了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张秉真认为参加这种联络和沟通各方面学者的学术会议十分必要。以往总是坐在外国文学的圈子里讨论，参加这样的会议启发良多，产生了新的理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郭宏安以法国文学近百年的研究为参照，通过对朗松的文学史理论的回顾与借鉴，得出对我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的重要启示：文艺学的实证研究有其合理的部分；而我们在经历了新方法论“热”之后必须重返批评对象撷取其正确有效的精华。

本次大会期间，学者们一致呼吁必须建立有利于学术发展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吴元迈在会议中多次倡导“平等、民主、团结、合作”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不同理论不同学派间展开平等友好的对话。他认为，讨论不一定要有结论，它永远是复调性的、未完成性的。他希望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他说，在学术讨论中，合理的“冲撞”是不受黄牌和红牌限制的。

（6）关于创作现实，本次会议期间，不少学者对当前文学创作的现实予以了充分关注。他们认为如果当代文艺学切断了与当代文学的联系就将会丧失其蓬勃的生命力。南开大学副教授刘大枫认为，几年来的纯粹形上的文学研究，离艺术实践太远，对读者、作家来说都可谓“于我如浮云”。因此他主张切实研究当前的文学创作现实：如通俗文学的流行，新写实小说的出现，王朔热，留学生文学热等。洛阳大学杨晓塘认为，现在的文学研究只有“理论——理论”一种模式，这是通行体系乏味和困惑的一个根源。科学的特征只在思辩层次上显现，民族的特征只在应用的层次上实现。打破已有的研究格局，需要深入做一些形而下的、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

面对当前艺术商品化的现实，不少学者甚感忧虑。吉林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夏芒认为，物质产品的审美化、艺术化与精神产品的商品化，是两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它们都在寻找艺术与经济的契合点。艺术是一种商品，但商品属性不是它的本质属性。我们要把艺术商品化的客观趋势同人们的艺术商品拜物教区别开来，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不要力图阻止客观发展的趋势，但却可以通过文艺方针政策、教育引导、建立有效的市场艺术机制、法律保障等手段，扼制艺术商品拜物教的泛滥。

郭宏安认为，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坏处大于好处。这从20世纪文学与19世纪文学的比较便可看出。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不应迎合这种大潮，要保持艺术品（特别是语言艺术品）的品格。理论工作者必须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中保持宁静高洁的学者风范，有抵制艺术商品化的勇气，耐得住贫困与寂寞。郭宏安的意见得到了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的共鸣。

（原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