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文学领域里出现了许许多多令人瞠目的现象：纯文学遭受社会的空前冷落，一些纯文学刊物出于经济原因转向“文化”或“俗文学”，作家“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时尚，某些报刊、出版社的稿约以“议价”方式成交，卖书号成了许多出版社的一项业务，征文评奖成了某些人发财的一种窍门，报纸上竟然出现“拿钱来，让你出书，让你获奖”之类的“文学广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出现了商品化、市场化的趋向。这种趋向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判断当前的文学现状，而且有助于我们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学观念，乃至于文化发展策略。

从沿袭了整整4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换，在我国，这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伟大的改革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一切对生活抱有历史感的人，都理解目前这场变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待这种由经济变革所引起的文学变革。

从道理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学艺术商品化、市场化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必然联系。市场机制刚刚启动，新旧体制的转换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整形态是什么样子，其运行规律如何，这些，恐怕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实践、摸索，才能被认识。因此，当前文坛上出现的那些异常情况，只能说是经济转轨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而不应该把它说成就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也并不都是听任文化艺术商品化、市场化而不加调节和管理。据说，在北欧的丹麦、瑞典等市场经济非常发达、也非常成熟的国家，其议会都制订了禁止文化产品完全商品化、市场化的法律。即使像美国这样的“金元帝国”，其税法中也有若干专门用来保护那些在文化市场上缺乏竞争性但仍有存在价值的文化艺术品种的条款。难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能眼睁睁地听任金钱去锈损人的灵魂、让商品大潮去吞没艺术吗？

在中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商品化、市场化都不应成为文学艺术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力量应该是历史向我们全民族提出的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物质文明相适应的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应该是人们对这种要求的自觉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艺术可以成为与商品、市场绝缘的一方净土。作家要吃饭，出版社和书店要搞经济核算、要赚钱，读者买书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经济能力，而且要考虑价格高低。也就是说，作家、编辑、书商和读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生产、流通、消费那样的不可能完全摆脱市场经济规律制约的关系。这就形成了文学艺术在商品社会里的两难处境：既无法排除商品性又不能实行商品化、市场化。市场经济愈是发展，文学艺术商品性的一面可能愈突出，因而也就愈是需要有关方面进行恰如其分的调节，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管理。对文学艺术来说，两难处境固然增加了生存和发展的困难，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旦克服了困难，那就意味着某种新局面、新境界的到来。

当前文坛上出现的许多情况，作为经济体制转轨期所引起的非常反应，其中有不少属于有害于世道人心，更不利于文学事业发展的消极现象，为一切有识之士所不齿。但有些则问题比较复杂，不是用一个“是”字或“否”字使能作出恰当判断的。纯文学受冷淡的问题就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今天倒是面临着调整自己以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那种文学观念，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情况的任务。

纯文学在今天倍受冷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商品经济活跃，社会物欲升温，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相对减弱，并明显地向消遣性、通俗性、“快餐”化倾斜，大概是纯文学遭冷落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也是一种世界性现象，我们这里不过是来得晚了一些罢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近期公布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期刊发展的情况，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颇有参考意义。据统计，文艺类期刊与经济类期刊的比例，中国大陆大大高出于美国、前苏联以及台湾、香港。这既反映了长期充当阶级斗争工具的文学在我们国家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同时也反映了经济在我们的社会和人们心目中所遭受的不应有的贬抑。现在市场机制启动了，经济成了社会关注的中心，原先僭越于这个中心的文学被推入边缘地带，从根本上来说，这非但不是坏事，而且对文学自身的正常发展，也是一件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好事。

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高度集中，穿衣吃饭凭证供应，不得违反“计划”，人们精神需求实际上也是被纳入了某种“计划”轨道的。阅读文学作品的目的首先是为接受革命教育，审美要求受压抑，娱乐消遣被视为非分之想。这种狭隘的、简单化的左的一套不仅服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且受到“计划”的支配和保护——按当时的说法：“计划就是法律”。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在物质生活领域里有了较为充分的选择自由，在精神文化领域里也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受制于“计划”了。通俗文学走俏，审美活动“快餐”化，文人“下海”经商，文稿议价成交，文学再也无法保持昔日那种矜持与庄重。庸俗无聊的东西和拜金主义思想难免要乘虚而入，引起有识之士的不快和不安。但正如鲁迅说过的那样，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是没有的，只能权其轻重。我们应把辩证法真正用到实践中来，不能因噎废食。在中国，耐得住寂寞，不为金钱所动，矢志献身于纯文学的作家，不仅现在大有人在，将来也不会断了香火。纯文学的爱好者会相对地少于通俗文学的爱好者，但在11亿人口中，即使前者只占万分之一，这个数字也会使一切纯文学作家感到欣慰的。相对于通俗文学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毕竟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活动，它仍然会成为一切具有较高文化修养者所向往的目标。退一步说，假如全国读者都拒绝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而只沉缅于通俗乃至于庸俗文学，那么堪忧的，就首先不在于文学，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了！

面对着汹涌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弄文学的人们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应该以不变应万变；但却也不可乱了方寸，荒了手脚，抛却一切信念，一头扎进钱眼里去做淘金梦。老实说，即使是那些发了财的“大款”们，其中不少人也都已悟出“赵公元帅”并不是人间幸福的唯一赐予者的道理，难道以追求美作为使命的文人雅士们连这一点道理也不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