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来，我国的经济生活已经和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性的变化。这场新的革命性的变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改革、开放的闸门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的赓续，但它仍然具有属于自己的新的内容、新的广度和深度，酿成新的声势和影响，给予人们，尤其是感觉锐敏的文化人以新的心理震荡。

这场新的革命性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就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张。这个主张现在已经变成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行动。改革也是一种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唯物史观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终极根源。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生活犹如一锅急火烧开的沸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受到它的灼热，它的气浪。有的人甚至已经被溢出来的沸水烫伤，颇有几分狼狈不堪的样子。有的人则被它升腾的水雾眩惑，拿不定该怎样迈出自己的步子。但不管人们主观上的感觉如何，这一经济生活中的革命，将必然地使人们的生活形式、心理结构、观念形态乃至风俗习惯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以社会的人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必然也会或快或慢地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较短的时间里也许并不明显；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成比例的不平衡规律也会参预到这一整个错综复杂的进程中来；但是，这种变化的必然趋势是属于历史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使之发达昌盛，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灵活性来开辟财富之源、造成社会主义条件下庞大和多样的商品堆积，——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进程，是一定会有崭新的文学艺术与之相配称的。

在这种情势下，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说法不过是一些乐观的空话而已，还是请正视一下文学艺术的发展面临的一些严峻的难题吧。

是的，历史的具体发展，现实的实际情形，社会生活变迁中的细节、个案，往往是斑驳复杂的：太多的纡回曲折；无数的坏现象；一窝风的起哄压倒了理智的、清醒的声音；商品拜物教及其极端的发展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几乎要吞没人类一切纯洁的、善良的情感，雍塞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泉；……这一切都是真的，几乎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看到、听到、读到很多这样令人沮丧不安的事情。精神上的痛苦更是不可避免和毋庸讳言的。

但是，揽史观世引起的失望和痛苦，可以用读“经”通变的哲学沉思来缓解。这里所说的“经”，是指汇萃、包括、升华了人类对历史规律，对自身的社会组织赖以生存、发展的伦理、道德、法制、风俗等人文传统的所有有价值的总结和思考，并在这一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最先进、最科学、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历史唯物论。古人主张读史与读经交替进行，务实与务虚不可偏废。这是不无道理的。在当前，我觉得很需要一点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湛深把握的历史乐观主义和文化达观主义。“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文学是不足悲观绝望的，文坛也是不足悲观绝望的。改革先行，文学后变；世情迁徙，文运随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作为精神生产者的文学工作者，不妨以唯物史观为思想的立脚地，把自己的旌旗插稳。

在当前关于文学艺术事业的命运的议论和思考中，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个人生计问题的焦灼和呼吁，超过了对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本身所需解决的一系列文艺思想、创作实践问题的研究和考虑。我觉得，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个人生计问题，当然也会影响到创作和研究的进行。大部分文学艺术工作者近年来实际上陷入的相对贫困化的状态，是一个应该引起有关方面注意并予以解决的问题，过去认为这是一个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是政治上的举措；实际上，这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也是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作。提高包括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工资，是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价格的问题。提高各种著作的稿酬，是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些特殊商品（精神产品）的价格问题。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和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划，切实认真而不是敷衍塞责地，积极稳妥而不是消极延宕地解决这些问题，比让文学艺术工作者自己就所谓下“海”经商问题乱撞乱闯和吵吵嚷嚷，更要切迫和实在得多。我注意到，大多数文学艺术工作者对所谓下“海”经商问题持无动于衷的淡漠乃至怀疑、讥讽的态度，这不是因为他们“清高”、“耻于言利”，而是因为去讨论和实践这类问题，和让为政者登台唱戏，治军者拈针绣花，精技工者务农桑，娴科技者入杏林一样，徒乱社会分工而已。对于个别人来说，在社会分工中转换角色而且能有更上乘的成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对于或一类别的社会劳动承担者而言，成批地趋时而行，见利而动，转换角色，打乱分工，则只能造成闹剧。所以，这一类问题，我们用不着过于热心。作为文学工作者，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怎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个人生计问题还是有区别的，也是更值得我们花心思，耗心血的。

所以，所谓下“海”经商的问题，不妨用“面对生活的大海”这个文学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来代替。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因为生活的大海是洋流恒动，浪波不息的，它永远决定并影响着文学的命运。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是生活的大海中发生的一次“大海运”，那么，文学艺术的鲲鹏，正应该以其巨眼察海运之流向、穷海运之堂奥，以其创作和批评的双翼，顺海运之势而高翥，然后向着自己确定的远大目标御风而行。

当然，写下这些从中国古典神话借用来的充满英雄气概和诗情色彩的语言，我也只能是为自己提提气而已。很多朋友会不以为然的，我又何尝满足于这样空泛的伟辞呢？

那么，就切入当前影响着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那些具体的问题吧！不要怕那里荆棘丛生，流言四伏，积弊有年，新瘥迭起吧！也不要顾虑自己人微言轻，动辄得咎，徒费口舌，枉抛心力吧！一阵热血涌动，正待蹙额苦思，肃然命笔，眼前突然闪过孙犁老人煌煌的八卷文集和孤峭的身影，闪过鲁迅先生震古铄今、浑涵万汇的遗篇和横站苦战，至死不悔的神情，我突然宁静下来了。言不当其时者止。喋喋不休，知其不可而为之，诚先哲之精神；然而审时度势，有为有弗为，有言有弗言，亦不失为智者。面对生活的海洋，虽不能纵身搏浪，却不妨登山观海，以定行止。登山之径者何？退居寒斋，研鲁读孙，庶几乎可以悟道，可以敬业，可以心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