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于1992年5月5日至9日在西安召开了第十三届学术讨论会。会议由西北大学和陕西师大主持。在邓小平同志今年年初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会议开展了学术争鸣。

会议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比较充分和多方面的阐述和评价，认为它不仅阐明了一系列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制定了发展革命文艺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会议指出，邓小平同志根据时代变化，提出“二为”方向，主张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又不脱离政治，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都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大发展。

有的代表认为，《讲话》对文艺创作主客体关系、文艺的功利性和审美属性的关系、文艺创作与接受者的关系的论述是深刻而辩证的。它论述了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提高主体修养以充分发挥其能动作用，指明了创作中主客体的双向作用，而不是单向受动。它强调功利，也不忽视审美，如典型化、六个“更”、使读者“惊醒”、“感奋”、内容形式尽可能完美统一、后来的诗要用形象思维及毛泽东自己的诗词实践，都说明他重视审美。在创作和读者的关系上，也认为二者要在普及和提高不断往复中向前发展和提升。

有的代表认为，民族化、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关键，也是二十世纪文艺发展的方向和中心。毛泽东所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构想是科学的，离开这三方面，就谈不上文艺现代化、民族化。民族化不仅是形式，应涉及艺术本体，即人、民族性格；现代化也应以表现中国现代人的灵魂为出发点；至于大众化，文艺要启蒙，问题是启蒙者自身也要启蒙，此外，立足于什么，向什么方向启蒙，用什么方式启蒙，也很重要。

有的代表认为，人类对重大历史现象和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是有代际性、阶段性的，科学地评价《讲话》还需要更进一步具备主客观条件。从客观方面讲，政治上应有一个宽松和谐的气氛；思想上应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学术上要允许各种不同见解努力完善自己理论的可能；心理上要有发展和超越的心态；人际关系上要形成以追求真理为共识的学术友谊，而不是以“谁战胜谁”为目的的群体间的相互防范或戒备。从主观方面讲，应该有整体知识结构（逻辑化了的知识网络）的更新、丰富和开放；学术视野的广阔和深刻；理论创新欲求的韧性和强烈；直接或间接的艺术实践经验的多样和提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理论勇气的高扬和坚定。

有些代表着重讨论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问题。从客观条件来讲，当务之急则是要切实贯彻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双百”方针，切实贯彻小平同志在《祝辞》中讲的“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写什么和怎样写”问题上“不要横加干涉”，“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有的代表结合《讲话》提出的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的思想论述了“主旋律”和“主体性”问题。认为“主旋律”就是“正面宣传”、“歌颂激励”为主，或以“响亮格调”、“史诗境界”表现重大革命题材，这两种看法都是可以商榷的。文艺是要表现时代的，问题是如何把握“新的”时代脉搏，我们所处的时代根本不同于四、五十年代，当前国际国内仍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而如果在思想和语言上仍念念不忘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对时代的误解，对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就会错过新的改革发展的机遇。主旋律应与时代的走向相关联。改革的进程，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代、物质与精神、群体与个人、功利与伦理、生机与危机诸种矛盾的冲突与撞击。坚持正面教育、鼓舞人心是文艺的神圣使命，但它也必须切中时弊，勇于正视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悲欢、困惑，对生活进程和人生变异作深刻的表现和探索。它既可以是嘹亮欢快、激越雄浑的，也可以是朦胧悲怆，甚至忧郁感伤的。澄清“主体性”的理论是非是必要的，但应看到它是文艺理论中重要和复杂的问题之一。我们所肯定的主体，首先是马克思毛泽东历来肯定的历史实践主体。主体的目的、意志、利益、愿望、行动，谱写了历史浩浩荡荡的进程，其形象和情感是艺术的主要魅力所在。处于不同层面的实践主体，先后不同地承受变革的风险、压力和得失，告别习惯的生活方式，创造和适应新的变动不居的社会运行机制，势必引起连续的深刻的精神震荡。

（原载《文学评论》199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