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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潮冲击中的文学:危机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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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浪涛正在无情地涤荡计划经济的陈旧构架,商品大潮与魔力巨大的金钱亦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不能不发出了危机的呼号。是的,当今之日谁能超脱金钱的要挟呢?作家生存要钱,写书出书也要钱,钱、钱、钱,从来将“为稻梁谋”视为耻辱的文学作家们,被金钱与商品狂潮所羁绊。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引用莎士比亚剧本《雅典人台满》的一段台词,说它“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黄金这东西,只要一点儿/就可以把一切黑的变成白的/一切丑的变成美的/一切罪过变成正义/一切卑贱变成高贵……。因此马克思认为金钱是“看得见的神,把一切人的特性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反面”。

文学作为精神产品当它投入销售市场,就不能不接受商品经济规律与金钱价值的约束。倘若不能从读者口袋抠出金钱的书,出版社,印刷厂,书店书摊,有谁会乐意做赔钱生意呢?因此,在高潮冲撞下的文学,必然遇到出书的危机。老诗人公刘说他的一本诗集,竟然“历经5年才得以问世”。原因很简单,不就是没有钱吗?自己掏腰包买书号不说,还得自购500册,剩下900元算是稿费”。慨叹者何止公刘,许多作家、理论家不但得不到他的“区区小数”,甚至还要变卖家当“倒贴”出版费用呢!即使你没有“倒贴”而是得到了稿费,可是现在稿费标准低得可怜,日常开支捉襟见肘,“作家”、“批评家”的头衔与“清贫”几乎是同义词。所以,他们遇到的另一个危机即是生存的危机。近年来作家为什么出现了英年早逝?且不说那些不大知名的,既便是像路遥、邹志安、祝兴义等荣获全国大奖的名家,当他们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为什么溘然夭折?原因尽管多样,但囊中羞涩、家境清苦和缺乏营养却是一个要因。邹志安当他住院时,不是还在发愁自己《关中异事录》一书出版不了吗?

不仅仅是出书危机与生存危机,我觉得更有普遍性和深刻性的乃是价值观念的危机。昔日,文学被众目钦羡、被誉为崇高的事业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时时吸引一批又一批才俊参与文学队伍中来;今天,神圣被奚落,斯文扫地,队伍在分化。王朔颇有嘲笑意味地说,哪一行都干不了,才做“写字”的。如今,价值危机的例证俯拾皆是,不必举其大者,仅以人际问候语言符号之变迁,即可窥其危机之一端。昔日,人们见作家,或作家之间相见,头一句话是:“您最近在写什么大作?”;今天则问:“您‘下海’了吗?”抑或“您在哪家公司兼职?”抑或“您啥时当大腕?”总而言之,人们所关注的,不是作家的精神产品,而是金钱!这类问话不能仅仅视为时髦的词汇,它透露了一个沉重的信号,即价值观念变了。何以论英雄?它的价值尺度不再是文学作品的多产、高产和优产,而是钱袋的丰亏。使“卑贱变成高贵”的金钱,肆无忌惮的开始嘲弄作家与文学了。我以为,眼下最值得戒惕的是拜金主义的泛滥和价值观念的危机,这是真正关乎文学生死存亡命运的深层危机。

危机,这是商潮对文学冲击的一面。但它还有另一面,也是主要的一面,即挑战与机遇。这机遇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的转型。首先,文学由唯上而面下、由服务政治转向了面向读者。现在流行这样一种提法,将文学推向市场,或文学要面向市场。我认为它似有道理但又是片面的。市场包括广泛的概念和多样的内容,通常指的是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物质产品,投放市场流通的领域。文学虽有商品性的一面,但它主要性能是提供读者欣赏的精神产品。所以,我建议,不能简单说将文学投向市场,准确的提法应是面向读者。写作品是给广大读者看的。但这1+1等于2的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什么长期弃置不顾,对于汉斯·罗伯特·尧斯的“接受美学”,又为什么是那样的陌生?文学有一个上帝,他不是别人,而是读者。转型后的面向读者意识,即写读者亟为需要的、深为喜爱的作品,而不是热衷那些政治“保险”、趋浪赶潮、令读者厌恶的东西。赢得广大读者喜欢的,象贾平凹、王朔等的小说,自然获得相应的经济效应。畅销的作品,并不是媚俗,不是迎合读者,而是征服和提高读者的审美情趣。

市场经济打破“大锅饭”与“铁饭碗”,对于“包、养”作家终身的体制也是不小的冲击。它给作家带来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强化了认识自我与竞争的意识。这是价值观念转型的又一特点。为生存,为在强手如林的文坛上夺取一席之地,为了出类拔萃,文学家们自然需要强固实力(包括生活经验、知识、文识与胆识),扬自我之优势,竞争之力催促每个人苦心孤诣与呕心沥血地创造好作品。

谁都知道,写出大作品的大作家,必具自我文化人格的尊严与独立深邃的思考。强化文化人格意识,这是由计划经济变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的另一特征。现在有些人常说,商潮使作家与文学失去了尊严。其实,昔日从属政治的时候,在“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年月,那不是独立与尊严的最大失落吗?现在,市场经济虽给文学带来种种挑战与危机,但它并没有剥夺你人生选择的权力,更不是强迫谁“下海”。在我看来,正如今天存在着多样经济形态的商品市场,作家既有独立尊严又有多样选择的自主权力。“下海”的无须嘲笑仍立岸畔的文人之穷相;安贫守道的也不必轻蔑“下海”的淘金人;有志于先“下海”尔后稳坐“经济基础”之上再创作的,也应受到鼓励。面对中国诺大的市场之海,理应千帆竟发百舸争游,不要肯定一个而否定另一种治法,不要趋时若鹜,麇集在一个道口上。大浪淘沙,各扬己长,金钱富有者是英雄,精神产品富有者尤应受到社会最高的礼遇。统观世界文学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由于商品经济冲刷而消亡。伴随20世纪钟声而开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92年的89位得主中,除了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10个发展中国家,他们大多数来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等这一连串熠熠闪光的名字,不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的吗?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曹雪芹、鲁迅等不少伟大文学家的我国,在未来,不但在经济上将会成为强国,在世界文学史册上亦应载入我们文学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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