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浪涛正在无情地涤荡计划经济的陈旧构架，商品大潮与魔力巨大的金钱亦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不能不发出了危机的呼号。是的，当今之日谁能超脱金钱的要挟呢？作家生存要钱，写书出书也要钱，钱、钱、钱，从来将“为稻梁谋”视为耻辱的文学作家们，被金钱与商品狂潮所羁绊。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引用莎士比亚剧本《雅典人台满》的一段台词，说它“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黄金这东西，只要一点儿/就可以把一切黑的变成白的/一切丑的变成美的/一切罪过变成正义/一切卑贱变成高贵……。因此马克思认为金钱是“看得见的神，把一切人的特性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反面”。

文学作为精神产品当它投入销售市场，就不能不接受商品经济规律与金钱价值的约束。倘若不能从读者口袋抠出金钱的书，出版社，印刷厂，书店书摊，有谁会乐意做赔钱生意呢？因此，在高潮冲撞下的文学，必然遇到出书的危机。老诗人公刘说他的一本诗集，竟然“历经5年才得以问世”。原因很简单，不就是没有钱吗？自己掏腰包买书号不说，还得自购500册，剩下900元算是稿费”。慨叹者何止公刘，许多作家、理论家不但得不到他的“区区小数”，甚至还要变卖家当“倒贴”出版费用呢！即使你没有“倒贴”而是得到了稿费，可是现在稿费标准低得可怜，日常开支捉襟见肘，“作家”、“批评家”的头衔与“清贫”几乎是同义词。所以，他们遇到的另一个危机即是生存的危机。近年来作家为什么出现了英年早逝？且不说那些不大知名的，既便是像路遥、邹志安、祝兴义等荣获全国大奖的名家，当他们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为什么溘然夭折？原因尽管多样，但囊中羞涩、家境清苦和缺乏营养却是一个要因。邹志安当他住院时，不是还在发愁自己《关中异事录》一书出版不了吗？

不仅仅是出书危机与生存危机，我觉得更有普遍性和深刻性的乃是价值观念的危机。昔日，文学被众目钦羡、被誉为崇高的事业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时时吸引一批又一批才俊参与文学队伍中来；今天，神圣被奚落，斯文扫地，队伍在分化。王朔颇有嘲笑意味地说，哪一行都干不了，才做“写字”的。如今，价值危机的例证俯拾皆是，不必举其大者，仅以人际问候语言符号之变迁，即可窥其危机之一端。昔日，人们见作家，或作家之间相见，头一句话是：“您最近在写什么大作？”；今天则问：“您‘下海’了吗？”抑或“您在哪家公司兼职？”抑或“您啥时当大腕？”总而言之，人们所关注的，不是作家的精神产品，而是金钱！这类问话不能仅仅视为时髦的词汇，它透露了一个沉重的信号，即价值观念变了。何以论英雄？它的价值尺度不再是文学作品的多产、高产和优产，而是钱袋的丰亏。使“卑贱变成高贵”的金钱，肆无忌惮的开始嘲弄作家与文学了。我以为，眼下最值得戒惕的是拜金主义的泛滥和价值观念的危机，这是真正关乎文学生死存亡命运的深层危机。

危机，这是商潮对文学冲击的一面。但它还有另一面，也是主要的一面，即挑战与机遇。这机遇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的转型。首先，文学由唯上而面下、由服务政治转向了面向读者。现在流行这样一种提法，将文学推向市场，或文学要面向市场。我认为它似有道理但又是片面的。市场包括广泛的概念和多样的内容，通常指的是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物质产品，投放市场流通的领域。文学虽有商品性的一面，但它主要性能是提供读者欣赏的精神产品。所以，我建议，不能简单说将文学投向市场，准确的提法应是面向读者。写作品是给广大读者看的。但这1+1等于2的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什么长期弃置不顾，对于汉斯·罗伯特·尧斯的“接受美学”，又为什么是那样的陌生？文学有一个上帝，他不是别人，而是读者。转型后的面向读者意识，即写读者亟为需要的、深为喜爱的作品，而不是热衷那些政治“保险”、趋浪赶潮、令读者厌恶的东西。赢得广大读者喜欢的，象贾平凹、王朔等的小说，自然获得相应的经济效应。畅销的作品，并不是媚俗，不是迎合读者，而是征服和提高读者的审美情趣。

市场经济打破“大锅饭”与“铁饭碗”，对于“包、养”作家终身的体制也是不小的冲击。它给作家带来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强化了认识自我与竞争的意识。这是价值观念转型的又一特点。为生存，为在强手如林的文坛上夺取一席之地，为了出类拔萃，文学家们自然需要强固实力（包括生活经验、知识、文识与胆识），扬自我之优势，竞争之力催促每个人苦心孤诣与呕心沥血地创造好作品。

谁都知道，写出大作品的大作家，必具自我文化人格的尊严与独立深邃的思考。强化文化人格意识，这是由计划经济变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的另一特征。现在有些人常说，商潮使作家与文学失去了尊严。其实，昔日从属政治的时候，在“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年月，那不是独立与尊严的最大失落吗？现在，市场经济虽给文学带来种种挑战与危机，但它并没有剥夺你人生选择的权力，更不是强迫谁“下海”。在我看来，正如今天存在着多样经济形态的商品市场，作家既有独立尊严又有多样选择的自主权力。“下海”的无须嘲笑仍立岸畔的文人之穷相；安贫守道的也不必轻蔑“下海”的淘金人；有志于先“下海”尔后稳坐“经济基础”之上再创作的，也应受到鼓励。面对中国诺大的市场之海，理应千帆竟发百舸争游，不要肯定一个而否定另一种治法，不要趋时若鹜，麇集在一个道口上。大浪淘沙，各扬己长，金钱富有者是英雄，精神产品富有者尤应受到社会最高的礼遇。统观世界文学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由于商品经济冲刷而消亡。伴随20世纪钟声而开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92年的89位得主中，除了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10个发展中国家，他们大多数来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等这一连串熠熠闪光的名字，不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的吗？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曹雪芹、鲁迅等不少伟大文学家的我国，在未来，不但在经济上将会成为强国，在世界文学史册上亦应载入我们文学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