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梅林同志的《唯物史观与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是一部近40万字的文集，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发表的20多篇重要论文。全书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的历史分期问题、科学体系与精神实质问题、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如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艺术的意识形态本质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状与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学术性很强的理论探索和现实性很强的理论交锋。可以说，努力进行辩证的理论思维，努力从理论的高度上认识和反映时代的要求，并由此推动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些，正是这部文集的特色，也是这部文集的魅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什么？唯物史观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基石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如何形成和发展，它的性质是什么，它有没有完整的科学体系……本书正是在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深邃的理论探索之中，跃动着思想解放运动那生气勃勃的精灵。作者把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分析、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分期和思想标志，而且讨论了它的研究、传播历史对理论发展的影响。作者指出，在恩格斯逝世以后，马、恩的遗稿落到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手里，被湮没达数十年之久。这使得人们长期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科学体系，而把普列汉诺夫视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奠基人。直到30年代马恩遗稿面世，这种情况才逐渐得以改变。而西方一些人则一直编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并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到60年代随着马克思晚年4个古代史笔记面世，他们又拟出第三个马克思来。作者正是在这种历史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的体系和实质的深入探讨。作者在字里行间强烈呼唤并身体力行的是，全面、准确、系统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以解决中国当今的实际问题。显然，这在整体上深刻地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时代要求。

这部文集还提出和探讨了新时期以来思想理论界关注、分歧和论争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作者对人道主义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给予了科学的历史的分析，不但肯定它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指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还将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作者强调，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混淆起来，决不能把抽象的人或人性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对马、恩早期思想的发展作了深入研究，特别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了细致分析，还讨论了马、恩后来对“伦理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深刻批判。这些探讨，不仅在理论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且对澄清当时的理论混乱无疑有重要作用，在今天仍然给我们以思想启发。

作者鲜明地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面对当时有人以自然科学“承认非决定论的存在”而提出的理论挑战，作者请教了钱学森同志。钱学森同志说道：“所谓非决定论，无非是有些因素，有些因果联系还没有认识到，这些因素在产生作用，却不在你的控制之内，所以产生了非决定论。”因此，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非决定论的因素总是有的。人不可能了解全部情况”；另一方面，“在量子力学中，爱因斯坦与玻尔的争论，现在已经有苗头说明为什么产生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这就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深入到物质世界再下边的一个层次。如果深入到物质世界的下一个层次，进一步揭示物质世界的规律，就会是决定论而不是非决定论了。”作者特地把这段话记入自己的文章中，因为它不仅澄清了某些理论是非，而且启示作者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现实问题，不断拓展人类的认识领域。正是本着这个思想，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些重要方面和文艺的意识形态等问题，既坚持基本原则，又提出了某些探索性见解，同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和特征进行了考察和剖析。尽管作者有的意见正引起国内学术界的争鸣，但我以为作者的许多意见在理论上是有贡献的，而作者勇于探索的锐气、求实求真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充分尊重的。

总之，这部文集记录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新时期以来批判过去“左”的错误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的理论思考。作者以深厚的理论索养，严谨的理论逻辑、坚定的理论原则性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了艰辛的努力。我相信这部文集是一定会得到人们的欢迎和信任的。

（严昭柱《充满魅力的理论探讨——读〈唯物史观与美学〉》，原载《光明日报》1992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