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恰如中宣部文艺局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领域面临的新问题》一文的开篇中指出的：1992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不平常的一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震动着中国的经济领域，也震动着中国的文化领域，对文艺原有的生存状态、组织方式以及供需格局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波，给中国当代文艺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几年前，一位作家在作品里揶揄道：一个人如果什么事情都不会做，那么只好去写小说。但置身于当今喧腾澎湃的经济大潮中，仍潜心于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写作，却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1992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尚差强人意，大致上仍保持了一定水平，似乎是，最初的惶惑和迷惘已经过去，重又恢复了镇静和自持。1991年的小说里出现有大量针贬时世、反讽自嘲的作品，暴露出作者急于发泄排遣的心态。这类作品在1992年数量大减，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创作上的新的成就。恰与喧腾、实利、焦灼的社会氛围相对立，1992年的短篇创作总体上追求一种深远、淡泊、纯净的艺术境界，其中复杂的意味耐人寻觅。
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有铁凝的《孕妇和牛》1201018，一首田园诗或牧歌式的作品，取材角度十分巧妙。一个怀孕的农村少妇在原野里啟步，一头怀孕的母牛和她相伴而行，她为她们各自怀着一个小生命感到欣喜，这个画面生动地凸现了她周身沉浸在生命意识和生活热望中的感觉。这头牛是妈妈牵出来让她骑的，怕她累了身子，而她不愿去骑它，怕它累了身子，对她来说，生命都是神圣的，孕育着生命无疑使她从一种与过去不同的角度看待世间的一切。铁凝用浪漫的笔调写了一个幸福和幸运的农村少妇，她从山里嫁到平原，有了一个关心体贴她的丈夫和一位同样爱护她的婆婆。丈夫到城里为她挣钱，婆婆净给她沏红糖水喝，红糖水把孕妇的嘴唇弄得湿漉漉的红，人就异常地新鲜，婆婆逢人便夸儿媳傻得少有。她开始有了闲适，而闲适实在是人生中最大的享受之一。这个孕妇可以自由自在地到集上逛逛，什么都看看，也开始有时间想到一些从未想过的事情，例如，过去住在山里望不出去，眼光就短，现在来到平原，眼前十分地开阔，可平原的尽头都是些什么呢？闲暇不仅放松了她的身体，也解放了她的思想。这思想可以驰聘得很远，没有谁能比一个孕妇最先体验到生命的延续和新的生命所带来的热望。铁凝细腻地描写了她为未来的婴儿所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伏在石碑上认真为孩子摹画碑文，准备拿回去向人请教，因为她将来不能够对孩子说不认识这些字。她觉得那些陌生的字很“傻”，“字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呵”，这个举动，这些语言既自然又纯真，熨贴地表现出农民对文化的尊敬与渴求，也表现出人在精神上自由发展所产生的趋向。这样，作者就通过一组田野上的画面理想化地传达出一个生命的主题。《孕妇和牛》是1992年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品之一。
另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何立伟的《〈日子〉续篇》1201019，同样以恬静的心情表达了深远的意境。“日子”即生活，而生活是一个永远难解的谜。在此篇中，祖母终于去世了；母亲完成了她一生中应该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从这以后，似乎母亲的生命才属于自己，一切才可以重新开始。可是，她反而又落在岑寂之中。她是从“日子”苛刻的规范里走过来的，这规范对她来说，就是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媳。现在，她又开始不断地回忆往事，回忆起祖母、外婆、姨妈等人，追寻着那些细节，守着自己内心的纷纭，承受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则暗暗为母亲担忧，试图使她有所解脱，同时又在不断地观察和思索。这种思索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篇幅。他知道，象佛一再悲悯的那样，人们要抛却识心而赢得智慧，就须得长久地磨炼自己。又象《耶稣传》里的句子：“天风随意吹拂，人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灵的事，原是超人知识的奥秘。有远象的见远象，那不见远象的，或者望望然，或者嚣嚣然，又怎样知道上一层世界里的真际？”“我”唯祝愿母亲和心灵不胜缠绕的男男女女们都能有幸见到远象，为自己的生命保留下一片安宁。作品里的人物几乎没有什么动作，只有母亲的起、卧和简短的言谈，仿佛时刻可以听到一座时钟的滴滴答答的响声。
如果说1992年的短篇创作存在一种总的趋向，那么这种趋向就是：在物质的重压以外寻求某种精神上的慰藉。它出现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是自然而然的，表明了人们有关重建信念和信心的努力。
无论如何，迅速变革的现实正促使小说不断产生新鲜的题材和样式。伴随着竞争加剧而来的是生活的戏剧化，社会矛盾及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反映在小说里，则往往是情节和情境因素的再次得到强化。薛冰的《花落谁家》1201020以邮票交易为题，围绕一本由集邮家陈复祥手定的邮集和一枚红印花邮票编织出一幕悬念迭起、险象环生的情节故事，展示了普通人不太熟悉的邮界黑幕。作者设置一名生疏此道的记者，通过他的询访介绍出种种邮票知识，使读者大开眼界。主要人物袁小红为袁世凯的孙女，颇带传奇色彩。她可随手将一枚金戒指脱下来丢给对方作为定金；又可故作娇羞，以媚态引出洋人的怀疑，破坏掉对手的一宗买卖，完全是当今黑道上女强人的作派。其命运发人深省，寄托了严肃的主题。孙颙的《摊牌》1201021以桥牌竞技为题，于两代牌手之间安排下殊死一战。当年“鬼手”龙伯里夫妇将一副牌亮在桌子上打赢，迫得司徒中兄弟在报上公开声明退出牌坛。十几年后，司徒中的一儿一女复来挑战，妹妹司徒西不惜伤身练就特异功能，终将龙伯里夫妇击败，自己竟也不久于人世。与《花落谁家》相比，此篇立意更深沉几分。龙伯里打一辈子牌，路数从来不正，专靠暗中做手脚取胜，别人奈何不得。龙夫人年轻时骂龙伯里打牌“不规矩”，以后却嫁给他，同流合污，以“巫术”相配合。司徒东、司徒西兄妹替父报仇，只能以毒攻毒，弄得两败俱伤。难怪终了龙伯里也叹道：“何苦呢？”世间有许多事尽在这何苦之中。
这些作品都可归于“竞技小说”一类。竞技小说在题材上非同一般：一方面，多以描写某一行业的活动场面为主，具体描写技术性知识性内容；另一方面，专篇性内容又通俗易懂不乏趣味，而且充满了人际关系纠葛，遂使技术性内容成为竞技性内容，带有表演性。因此包括侦探、武打、体育在内的竞技题材常被视为情节小说的天然材料。而这类小说的写作需要一定的社会冲突为背景，人物必须有充分的个人动机为依据，所以竟技小说在目前的兴起能够说明人文环境的变迁。
与通俗化的方式不同，毕淑敏的《女人之约》1201022等作品则力图完全现实主义地反映现实，其作法是努力从生活中发现新的矛盾和新的人物，由此诞生新的主题。《女人之约》中所谓新的人物是厂里一个名声不好的女工，曾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她在工厂遇到危机时挺身应聘，使出包括“美人计”在内的各种手段向外单位讨回债务，挽回了一个大厂的生存。她事先要求的报酬只是女厂长向她鞠一躬，使她重新获得人们的尊重。但女厂长没有实践这个“女人之约”，直至女工抱憾死去。作品在主题的处理上未免肤浅，但还是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今天那些不择手段去实现目的的人们，这类人及其行为几乎已构成一个时期里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在这里，道德观念与经济观念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作者则明确站在经济观念一边。其实经济观念与道德观念本无法相互替代，女工想用经济行为换取精神利益的作法也就注定要失败。
刘兆林的《妻子请来的客人》1201023和戴厚英的《完成》1201024等都以一种更开放的家庭婚姻观念为创作契机。《完成》所“完成”的是一桩过去的心愿。妻子与丈夫结婚时已有了恋人，可是，为了革命工作，她必须与他扮做夫妻，与恋人断绝来往，结婚时他答应她一旦找到对方就不加阻拦。几十年过去了，夫妻间感情很好，但她知道恋人的消息便开始与丈夫秘密分居，丈夫则积极予以配合。又过了几十年，他们终于在年过七旬时友好离婚，他送她到了旧日情人家。三人重逢叙旧、开怀畅饮，乐极生悲，一起发了心脏病，不治而亡。这个故事虚构痕迹较重，一望而知是作者凭理想和想象写就，但细节上有些生动之处。作者认为，他们近似荒诞的举动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向别人做了一辈子交待，最后总算有了向自己交待的机会，他们“完成”的不是理想和道德，而是人的生命。《妻子请来的客人》探讨了夫与妻对待异性朋友的问题。男主人公是个作家，平时需要交往各种人，妻子则不喜欢在家里招待丈夫的朋友，尤其不能容忍女朋友。为了打开局面，作家主动提出愿意招待妻子请来的男客人，遭到妻子的讥讽。一次出差途中，妻子生病后得到男女两位旅伴的慷慨帮助，回家后破例请客。来的是女旅伴，她就是丈夫正想请来作客的女友。结尾时，丈夫瞒着妻子在外面与女友约会一次，拥抱后告别，各自祝对方婚姻美满。小说对夫妻间互相猜测的微妙心理作了精细刻划，效果远超过对丈夫与女友关系的描写。丈夫对妻子的试探，妻子向丈夫坦白邂逅男友时的神态，都写得近清近理，饶有趣味。丈夫最终并未越过雷池一步，可是也象《完成》一样，完成了对自己感情的“交待”。《妻子请来的客人》和《完成》都企图在传统道德与现代观念间作出调和。
刘心武的《画星和我》1201025仍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看得出，动笔前经过深思熟虑，作品结构严谨，语言凝重，但缺少些灵气。小说中“我”也是个作家，他认识了邮电所的一位女营业员，她的丈夫在蛋品仓库工作，文革期间常泡病号在家里画猫。作家去日本访问时，需要带些中国画作礼品，又不能花费，就把画猫人的画带去一些。日本人不懂画，如获至宝，以后派人到中国寻到画猫人，高价订购其作品，遂使他一举成名，收入丰厚。画猫人再见到作家时态度变得倔傲，竟始终不提感谢的话，最后合家迁往美国。作者在此篇中并非感叹世间人情冷暖，而是嘲讽那些本无真才实学，只靠运气飞黄腾达的人们，这些人被捧红以后又被自己所陶醉，成为世上屡见不鲜的怪现象。这种现象暴露了社会机制本身的不完善，因为机会对国人来说是不会平等的，而机会又在相岀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以沉重、冷峻的笔调描写下层社会生存状态的作品一年里大为减少，继续写下去的大都跳不出既定的模式，但偶尔也有佳作发表，如刘庆邦的写矿工的《白煤》1201026。煤矿题材作品似乎总是适应上述模式，并且总是离不开女人，女人在这类作品中的重要性标志着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在生活中的比重。《白煤》的主人公是个年青的采煤工，新婚燕尔，与妻子有说不尽的话，调不完的情，但厮守在一起的时间甚少，妻子时刻担扰着男人的安全。下班归来，年青矿工立刻想亲热一番，妻子怜惜他的身体，愿意从容一些。待到该从容的时候，丈夫已经累得睡着了。作品只写了矿工平平安安的一天中普普通通的几个场面，就把这个人群中困顿、劳累、贫乏、单调的生活状态写得淋漓尽致，无须添加事故一类情节作底衬。
社会上的两极分化及分配不公现象曾在前几年里引发了大量社会小说，借此排遣人们的不满情绪，这一年里此类作品逐渐减少，反映出人们对现实的默认和承受力的加强。有些作品触及到这些问题，也以反讽形式出现，艺术上显得更为成熟。赵长天的《船过海峡》1201027写一对中年夫妇在海船上用餐，菜价高得要命，他们只要一菜一汤，不符合餐厅的规定，于是将要两份饭改为要一份饭。邻座是个晕船的有钱人，付款后将几个高档菜弃在桌上回舱，夫妇俩就将他的菜吃掉。这种内容固然尖刻，但作者在处理上借调侃冲谈气氛；笔下人物也不再愤世嫉俗，而是自我解嘲，保持精神上的优势。他们两人共吃一份饭，吃得“理直气壮”，毫不理会邻桌射来的目光。又在众人的注视下吃掉别人的剩菜，还做出潇洒的样子，取笑那位阔佬花钱给不认识的人买菜。这种处理本身已表明现实生活的新的发展。
有趣的是，1992年里更大量的小说对现实的反映是曲折和间接的，作者似乎更愿意后退一步，以便从更广阔的景观上看待眼底的场面，作品更带有人生哲理的思索。
关于艺术、文化、知识分子的命运，自然会成为作家首先关注的问题，这一主题已被扩展到长久的历史年代中去考察。吴晨笳的《塾师》1201028记叙一位吴姓塾师的经历，此人精通书法，但终不得施展才华，生平中唯有一次被高官看中又错过了时机，到底默默弃世。耐人寻味的是，逢到旁人规劝他有所进取时，吴塾师总是面带微笑地说出两个字：“没用。”——这“没用”二字正是看破红尘之语，含义十分复杂，不知是指他的字没什么用，还是指靠字来进取没什么用，总之是对知识价值的一种高度概括。李国文的《涅槃》1201029中k君是位失败的画家，为他信奉的艺术追求了一生，但世人是不关心艺术的，他的画也不曾卖出过一幅。作者援引芥川的“临终的眼”句意，写画家在临终时看清周围的一切——如果他不是一定要成为他想当的那种画家，本来会活得很快活的。至于画什么和怎么画，画得出杰作和画不出杰作，按自己的意志画和按别人的意志画，本来是不重要的。亦麻的《极乐之门》1201030中易先生是国内古文字学权威之一，发表专著或译著的时间都在解放前。解放后文化学研究整整荒废了三十年，易先生的学问也耽搁了三十年，藏书都捐给了图书馆。与《画星和我》中的画猫者相反，他并不因为自己仍然是权威便聊以自慰，不肯随便充数，谢绝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邀请，过着清苦的生活，继续他的研究。在他家贴着一幅条幅：“有家无家，有官无官”，则是他的人生态度。这些作品并不见得直接描写当前文化人的处境，但读来总使人联想许多，而且，一般仍落脚于肯定人生事业的追求，意在强固知识分子的信心。
社会价值观念迅速更迭的时期也是社会价值观念空前混乱的时期，而观念常常是超越具体社会形态的。作家们面临了太多的困惑，思想上也会由激进转趋保守。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小说不遗余力地向传统’观念发难，而现在一些传统观念又在不知不觉间回到小说之中，其中的变化不难辨察。
贾大山的《容膝》1201031写“四宝斋”出售朱熹“容膝”拓片，先要考查买主的“道德学问”，有贪心的暴发户、存怨心的机关干部均被拒之门外，唯有叫卖绿萝卜的老甘获得资格。“老甘，大觉人也”，无非所求不多，知命易安。小说概括了时下所有人们的“贪”、“怨”两大心态，又将陶氏的“审容膝之易安”的精神奉为圭臬。黄家刚的《古董商》1201032赞叹了旧时“同古斋”老板朱明轩的经商之道。他常以高出卖主要价的价码收进古瓷，决不肯杀价亏人，主张“生意人要赚钱，也要维持人；维持人才有人上门，才能财源不断”，故此口碑甚好，生意兴隆，获得人们的尊重。这种商业道德与今日流行的坑蒙拐骗的作风迥然有别。作者叹道：“但不知还有人说起‘同古斋’朱四爷这些行状来否？”显然是对某种古风的怀念。范小青的《酒话》1201033则欣赏一种超然物外，洁身自好的传统人格。老胡与老金都是退了休的人，老金不甘寂寞，遇到些场合难免还出一下风头，老胡则一切淡然处之，颇有旧时士大夫的风度，也算看尽过眼烟云。这类创作都不约而同地与时下最流行的社会观念保持了距离，又不肯明白地对现状作切近的写照，构成小说新作中一大景观。
与此相呼应，新历史主义的创作十分活跃，一批年轻作家热衷于大胆勾勒他们从未经验过的旧时代的生活面貌，有些在场景和细节描写的真切感上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
突出的作品包括《团圆》1201034，作者韩东（32岁），以第一人称追述“姥爷”、“姥姥”等人抗战期间迁徙于南京和重庆之间的经历，日本人的轰炸、难民的逃散、迁建区的轮廓、旧职员的生涯都得到清晰的刻画。作品采取叙事与故事分离、故事与事实分离的方式，着意制造陌生化效果，更凸现了厚实的历史感。作者的语言从容不迫，颇为大度，具有不容置疑的吸引力。如开头写道，“姥爷当年是南京武定门小学校长。姥姥显然就是武定门小学的校长太太。武定门小学当然在武定门。”本是平常的开首方式，便已见出手不凡。王文莉的《流浪的天空》1201035以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环境氛围取胜，再现了满清时期偏僻驿站上晦暗污浊的生活场景。驿站的管爷要兵丁去送信，兵丁就去，回来时见管爷从自己女人的帐篷里出来，就让他扬长而去。女人死了，老爷要兵丁把天上飞的猎鹰打下来，兵丁又亲手打死了心爱的宠物。千爷的傲慢、双福的谦恭、女人的麻木，以及断续出现的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声构成一幅中世纪风格的油画，使人站在这幅画前沉思默想。王晓明的《西路军魂》1201036写西路军轶事，人物、情节都是虚构的，借当时特殊背景编故事，故事编得比较简单。故事之一《靴子》写红军师长曾审问过一个敌兵战俘，两人都没有鞋穿，就将从死尸上弄来的一双靴子分给战俘一只。后师长被俘，在行刑队里发现那个士兵，又将另一只靴子踢给他，慷慨就义。另一故事《父与子》中老吴头的儿子是机要员，战场上负伤后即将被俘，担心自己熬不住拷打吐露机密，请父亲当场把自己击毙。《白桦树》写的是一群女战士被敌军围住，纷纷被拖走奸淫，一个年轻女战士为保护孕妇，脱掉衣服，走到惊呆的敌兵中夺得马刀英勇牺牲。这一组作品显示了作者在利用题材结构故事方面的娴熟技能。陈启文的《流逝人生》1201037里，金陵大学高材生张耀祖被土匪绑去做了匪首，杀过许多人，又被许多人追杀，渐渐地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在一个危急时刻，旧日的恋人将他推出绝境，自己罹难。从此这个土匪头一直象坐在棺材里一样坐在一只老渡船里，沉浸在沉重的反思之中。作品通过这个人物写出一种经过人生颠簸后虽生犹死的精神状态，对于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们来说，余下的时间已经不是一天接着一天，而仅仅是从一个地点移到另一个地点。颜廷之的《老师》1201038记述六十年代中学里发生的一件师生之间难以说清的感情纠葛。一个男学生对他的俄文女教师产生好感，女教师也愿意同他相处，两人天真无邪，无所忌讳。自从有一次去水库游泳归来，女教师被调走，后被整死，整她的人里为首的是当年班上的女团支部书记。这个女团支部书记在小说里只隐约提到，却是作品里最重要的人物，她概括了一个时代的人性异化现象。
新历史主义作品的繁衍可以被视为小说在开拓创作的自由空间上的重要尝试，这类创作与上述其它一些创作无形中汇成某种共同的流向，那就是努力打通历史与现状、社会与人生、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界限，追溯一些更涉及本源的问题。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近几十年来社会生活不断出现的反复有关，当作家们意识到对现实所作的最逼真的描写都可能只是制造一时的假象时，当他们感到避免重复过去的主题是非常困难的时候，改为采取一种超越现实的态度就十分自然了，这同时也巩固了小说的优势：固然今日的读者更倾向通过报告文学及时了解周围的世界，但他们只能通过小说了解自己的生存状态，因为小说较之历史更接近于哲学。
此外，还有一些不同题材和风格的作品，也带有显著的哲理化倾向。王蒙近几年的短篇小说大多属于这一类型，常以家中琐事为题，无孰重轻，寄托某种寓意。《调试》1201039是关于电视机调试的故事。一对夫妇买来一台20时彩电，最初的欢欣过后，就开始对电视节目评头品足，后又觉得效果不及别人家的，又开始无休止的调试，翻来复去不能满意，直到毁掉这台电视，两人几乎为此离婚。作品剖析了人们无事生非、庸人自扰的心理。阎欣宁的《极限三题》1201040在军事文学中写出了哲理。上级派一个工作组考察三个步兵团的军训情况。精锐的A团一连受命在酷暑中奔袭，路程远近听凭上级命令。连长胸有成竹，却不知人的体力终有极限，当他自己一头栽在路边时，全连战士都随他一齐倒下。C团三连是个落后连队，即将被拆散，参加拉练的连长对部下的士气毫无把握，没想到哀兵也有得胜的道理，战士们在“绝路”上越过了极限，创造出新的纪录。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从枯燥的部队题材中发现了形而上的意味。姜贻斌的《二十四面风》1201041的主人公浩无老师平时得让人处且让人，以超脱一切是是非非为处世哲学，但玉珍老师偏偏找上门来挑衅，他在忍无可忍之下使出浑身解数，将玉珍老师制服，未曾想这样做又使其他老师们从此对他深怀戒备。小说揭示出的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人生处境。
商品经济对小说的冲击和推动是双重的。文学作品的群众市场日益缩小，社会影响不断减弱，文学团体和作家陷入窘迫的困境，都将直接影响到小说创作的质量乃至数量，但市场竞争也正在迫使小说重新审视自身的真实价值及其取向，重新面对读者和争取读者，其中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创作的品级。就短篇小说而言，向精短发展仍是主要的目标，有眼光的小说家自然能够看清这一点。1992年的一些短篇小说篇幅不长、内容凝炼、形式巧妙、可读性强，预示了新的格局。莫言的《鱼市·夜渔》1201042是两则渔村纪事，由于短小，显示出灵活的构思和生动的形式感，由语言和想象构成绚丽多彩的迷幻境界，结尾一笔都出人意料而余味深长。李贯通的《高枕·寿桃》1201043也有相似的妙趣，《高枕》中炊事员蔡师付竭尽全力杀死一只公猪，去世后乡党委书记从信封中取出一片指甲盖、一截白骨，放在他的骨灰盒里；《寿桃》中备受崇敬的白头翁当众作画，脱下裤子，用屁股蘸墨在纸上画下一只寿桃，都如飞来之笔，令人啧叹。俞胜利的《舅母》1201044有一个中篇的份量，实际只三千多字。小说表现了普通农户的日常生活，琐琐碎碎的事情中包含着紧张和惊奇的成分。舅母善于做小米饭，它成了这个庄户人家殷勤待客的饭食。作品描写道，亲家来作客，端上来的饭软了些，舅舅“嚼了一口，猛地停下来一怔，眼皮眨了几眨，又把嘴里的饭快速嚼了几下，脸就刷地拉了下来，但又若无其事地忙着给亲家夹菜去了。“舅母”刚拿起饭勺子准备盛饭，桌子那边的舅舅却把碗往桌上一放。舅舅这个微小的动作别人大概没注意到，”而“舅母盛饭的手停了一下，两眼注视着窗外。停顿虽是极短，可那眼神却让我忘不了，那眼神很空洞。”晚饭时，舅舅便抢救舅母，因为舅母喝了卤水。第二天，大家再次把亲家请来，吃了一顿舅母做的上好的小米饭。作品里的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悲剧无声无息地发生，又被无声无息地制止，“日子”就依旧这样过下去。作者将叙事角度放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方面，更渲染出平静又绝不寻常的气氛。此作在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性上达到了很深刻的程度。蔡测海的《留贼》1201045讲述着一个留贼的故事，贼是逃难人，带了个小女孩到“我”家借宿，走时卷带了一床棉被，把棉被带到别处换粮食，被人扭送回来。“父亲”可怜他们，假称被子是送给他的，落下“养贼”的话柄。若干年后，那人寻上门来，要把女儿送作媳妇，又被谢绝。故事虽然简单，可是作者凭借有声有色的文字和涵蓄的情调，形成许多故事以外的意趣，“做”成一件精致的作品。结尾时写，那件事发生以后，“我娘再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便望一望我，望一望我就笑。我娘一笑，我心里就翻出一堆事来。”一句话顿使全篇格外生辉。李钧龙的《水思》1201046取材于傣家风情，在风情中点染出时代色彩。作者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数十年来创作了大量反映边疆风貌的作品。此篇写一位傣族姑娘痴心等候一个愿意替她挑水的小伙子。依照傣家传统习俗，每天往葫芦形陶罐里送水的必是女人，而那个小伙子却认为这件事应该由男人来做。作品将民族特色、普遍人情与当代文明巧妙地融会在一起，也将作家的特殊经历与思想艺术修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创作上的突破。苏子的《钥匙的故事》1201047是篇数百字的微型小说，写离婚后男人告别前妻的最后一刻，他解下家里的房门钥匙，然后向房门走去。就在推开房门的一刹那，听见三岁女儿清脆的呼唤：“爸爸——，你忘带钥匙了。”这篇作品能够代表一种正在流行开来的写作风格，即简捷、机敏和富于双关含义。
纵观之，一年里短篇小说领域在不利的处境里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它表明中国文化有着强盛不衰的生命力，也显示了中国文学创作力量业已形成的实力。然而这一年也仅仅是历史性转折刚刚开始的一年，更重大的变化尚未来到。小说界面临分化，竞争必将大量淘汰一般平庸之作和平庸作家，鼓励真正优秀的或拥有读者的作品问世。人们会承认，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前途最终不取决于外界条件，而取决于小说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