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批评界谈论文学“低谷”或“失却轰动效应”的时候，显然是把报告文学排除在外了，因为《哥德巴赫猜想》以来的报告文学一路风光，从未失色过，从未疲软过。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问世，每年都有一些作品产生或大或小的社会反响。改革开放的当代生活造就了报告文学，也造就了报告文学的市场需要。

对改革的报告 报告文学最本质的特性在于它的报告性，即对当代生活中最重大、最牵动人心的或体现历史主流方向的大事件、大题材的报告和反映。1992年的报告文学继续着它的这一功能，努力追踪当代生活的滚滚巨轮，把文学性献身于复杂纷纭、气象万千的变革时代。一直以乐观地审视现实、热情地讴歌改革而牵动读者注意力的贾宏图，1992年再出力作——《跨世纪的人》1201148。如果说此前的《大森林的回声》（获1990—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是对中国现实的观照，那么《跨世纪的人》则把目光射向未来，饱含着对民族前途的希冀与信心。作者惊喜地发现，改革的大潮已经把一批卓尔不群、英气勃发的政治新生代托出了当今时代的地平线，他们如旭日东升，透着生机与活力。这些共和国的后生们深知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的沉重，因而自觉地、拼命地、急迫地探索着，前进着。他们将个人的命运纳入到民族的命运和历史的潮流之中，以不懈的开拓冲向二十一世纪的门槛。身后抛下的是一个辉煌的旧世纪，面前是一个希望无限的新纪元。他们是民族的未来，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隆隆前行的巨人。有人评论这篇作品说：“《跨世纪的人》是一部蓄积贮存着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时代精神的黄钟大吕式的史诗性作品，其思想的张力已超出了文学境域。”1201149曾以《昆山之路》赢得广泛反响的杨守松，再度推出一部引人注目的长篇报告文学《苏州“老乡”》1201150。作品对二十一位极富创造精神的典型人物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他们中有艰苦创业的乡镇企业家，也有县、市党的领导干部；有强悍有力的男性，也有不让须眉的女性；有注重经济效益的创汇王子，也有强调思想理论、经济理论的经营家。他们身份不同，个性各异，但都以自己的方式共同创造了苏州经济的奇迹。他们具有相通的精神气质，即不甘于落后，不甘于贫穷，不甘于平庸。无论是从破草棚小马灯起家的宋连根，还是出国的农民之子毛建华；不论是开创张家港速度、张家港精神的秦振华，还是倡导“三明主义”的沈奎生，更不用说作为高举改革大旗的苏州市委书记王敏生，……他们全都敢于破天荒，敢为天下先；他们全都是开拓进取型的人物。作者一方面描写他们开天辟地的创造活动，另一方面也注意展示其闪光的改革思想，如作者所采辑的“老乡”的理论格言：“看海不如下海，泡官场不如泡市场”、“改革的深度决定竞争的程度，竞争的程度决定开放的自由度”、“抓住机遇，平等竞争。失掉机遇，对不起父老乡亲”，这些来自改革热线的滚烫的思想鲜明地表现了“老乡”们的精神风貌。这种立体性的写作使读者分明感受到改革的热浪、现实的振动。《跨向二十一世纪的内蒙古》1201151也是一篇较重要的反映改革的报告文学。作者以一个大区为报告对象，以凝重、热忱和奔放之笔，全方位地描绘内蒙古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描绘自治区骨干企业发展与繁荣的轨迹和企业家全新的思维方式，以及他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读之令人振奋，令人心灵震颤。

对新事物的报告 改革开放势必给当代生活增添许多新的内容、新的事物和新的现象，例如“三资”企业、星级饭店、公关小姐、广告、股市、开发区、保税区，……等等。报告文学在追逐新生事物方面似乎敢与新闻报导决一雌雄。长江的《中方雇员》1201152把目光投向“三资”企业，描写令不少人羡慕的“雅皮士”阶层的生活、工作和他们的感受，为局外人打开了一扇知识的窗口，为人们重新认识雇员这一久违的时代现象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形象。戚鸣《女人的价值：公关在中国》1201153全面讲述了商品社会公关这一新的职业的兴起和发展，具有相当丰富的信息。

1992年股市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令人颠狂的现象。发展经济就需要融资，要融集巨额资金就需要使人人都成为投资者。从前人们通过银行储蓄参与投资，但这不是真正的投资，因为储蓄者并不承担任何风险。股市的产生把广泛的股票持有者投入到经济的搏杀中去，风险陡起，一念之差可能使百万富翁一文不名，而乞丐却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富。股市使股民们疯狂，也使股海边的观潮者产生好奇。于是，反映股市的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胡平的《夏季的证明——一篇关于股票和非股票的放眼录》1201154和刘汉太的《中国股市风情实录》1201155及时地把股海风云展示给股民和非股民，使读者对这一新鲜事物有了具体直观的认识。作品具有很强的知识性，甚至可以当作“股票交易指南”来读，但它们是文学，因而在知识性之外，还有情感、形象、故事（表现为传奇色彩极浓的传说）和具有张力的语言。

对昨天的反思 报告文学按其原始的定义，所报告的对象应具有当前性，即是当前的或与当前直接相关的。但是这一经典的定义正在被打破，报告文学的当前现实性正在向历史现实性转化。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1201156被称为“长篇历史报告文学”，因为它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绝对忠实于历史事实；而且当拂去积垢在历史之上的文化尘封时，如作者所言，“往往，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新闻。”作为一段历史，鸦片战争已进入教科书，成为我们的基本常识，但是作者在常识之外独辟幽境，用“东西方文化冲突”这一新的透视角度观照苦难与血泪的过去，于是出现在我们视野的鸦片战争便具有了新的意义。作者强调指出：“不从东西方文化和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重新了解鸦片战争，我们就难以了解今夭的中国和今天的世界，一个中国人也就难以了解今天的自己和自己的意识、情感。”历史总是被现实所不断地评价，在这不断的现实性评价中，历史翻新着自己的面貌。作为一部非历史性著作，《昨天……》在鸦片战争的重新研究中也许会引起历史学界的注意和一般读者的深思。

邓贤的《中国知青梦》1201157也可以视作对昨天的报告。它不是如老鬼的《血色黄昏》以描述知青生活为主要内容，而是以结束知青生活为报告对象。云南农场知青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惨烈的斗争：罢工、请愿、绝食、下跪、自戕……他们对命运的抗争有些悲壮，也有些让局外人不可思议。在这个主流价值观受到怀疑和批判的时代，作者不是“主题先行”，在写作之前便拟定了评价的准则，而是注重于写实，把历史的万种纠结和盘托出，请读者清理。这种客观性的写法较之从前充斥于报告文学中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写作要更符合当代一部分读者的要求，因而也可能更接近历史真象。

对问题的报告 报告文学不仅关心变革，也关心变革时代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它不仅暴露问题，也试图解决问题，是谓“问题报告文学”。王灵书的《失落的小太阳》1201158是一部引起较大反响的“问题报告文学”。作品反映了拐卖儿童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探讨了产生这一问题的复杂原因，呼吁：“让每个儿童都有更好的未来。”著名作家冰心在读到书中拐卖儿童的罪恶事实时，“惊心动魂、气愤填胸”。她立即写了一篇短文，请大家都来读这部报告文学，并号召“全国人民都起来打击这些给无数家庭带来灾难，而且摧残祖国的未来的滔天罪人”1201159。

张雅文的《畸形世界的呼唤》1201160、贺慈航的《邮市走入误区》1201161、陈中华的《谁是雇主——当代大学生流浪现象剖析》1201162都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

歌颂式报告文学 歌颂作为一种文学热情在新时期文学中逐渐冷却，以共产党人为对象的歌颂式报告文学日见其少，能够震憾人心者则更是风毛麟角。在这种文学形势下，正言、爱民的《天地人心》1201163显得弥足珍贵。作者从千千万万个普通党员中选择了一位楷模式人物——安徽泗县粮食局长张守敏。他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在大灾之年力主收购了全县农民上亿斤毫无用处的麦芽，全然不顾可能招致的坐牢之险。他工作上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不留任何私情天地。三十载超负荷运转使他积劳成疾，人困命危。他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却得罪了暗中的邪恶势力——他唯一的儿子竟被人爆炸碎尸。当他痛失爱子之后，前来探望的群众络绎不绝，道路为之堵塞。他拖着重病之躯坚持下乡，被感动的农民抬了起来。这样的性格，这样的场景，不能不使人想起“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是一个一心为人民并为人民所深深爱戴的共产党人形象，一个九十年代的焦裕禄。作者写他的个性，写他独特的人生追求，更写他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即共产党人所特有的精神品质。因而这篇作品实际上便是一曲共产党人的颂歌。在歌颂的同时，作品还愤怒地揭露了某些党员干部的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欺压百姓、腐化堕落行为。这一方面反衬出张守敏的廉洁清正、无私奉献，另一方面也沟通了民间的“清官”理想，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思想感染力。这是一篇人物型报告文学，但它兼取了全景或报告文学的长处。人物的生活轨迹被置于中国粮食问题的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各种各样的材料被“多视点转换”巧妙地组织。例如既写种田人之苦，又写粮食蛀虫之贪；既写挫伤农民积极性的严重后果，又写统购统销政策的得失；既写各式各样的农民言论，又写某些人吞并“三挂钓”物资的卑劣行径……总之，既写出了历史和环境中的人物，又写出了人物所置身的历史和环境，于是作品便较之于一般的人物型报告文学显得恢宏、厚重和意味深长。

1992年的报告文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作品过于急功近利，热衷于抓“热点”，抓大事件，但由于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或者以更高的标准观察分析问题，以及作者本人缺乏敏锐准确的历史判断力，肤浅、空洞和含糊便成了一些平庸之作的通病。更有的“报告文学”作者不问贤愚，不论善恶，给钱便歌，既不顾文学操守，也不管商业道德，结果便跌入了拜金主义的泥坑。这也许是商品大潮下难以避免的“泥沙”，但其危害性却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