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纷纷撰文，呼吁让文学和改革大潮一同前进，并针对文学界的现状，各抒己见。“十四大”之后，这种讨论更为热烈，讨论的焦点是如何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健康发展，使文学跟上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现将有关讨论综述如下。

1992年8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内蒙古乌兰牧旗艺术节闭幕式上讲话指出：繁荣文艺必须解放思想。李瑞环强调：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发展很快。文艺界要跟上大好形势，切实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就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我们有些同志对文艺的功能、文艺的目的和文艺的标准，存在着片面的理解。文艺有娱乐、审美、认识、教育等多方面的作用。我们总是希望并努力争取充分发挥文艺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但必须承认，不可能使每个作品都具有这种作用。文艺的根本任务，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我们在提倡多创作健康有益、群众喜闻乐见作品的同时，也不反对政治思想上无害、艺术上较好、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只要不违反国家宪法和法律，就不要横加干涉。实践证明，对艺术作品简单地、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姓“社”姓“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就很难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不利于形成生动活泼、百花盛开的良好局面。李瑞环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解放思想，团结奋斗，努力工作，大胆创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做出贡献。

《中国作家》1992年第6期联袂发表九位著名作家的短文，呼吁文学跟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巴金在《新的希望》一文中说：“现在改革开放的新势头，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我相信我们的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进一步活跃起来，繁荣起来。”冰心在《和我们祖国同步》中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创作，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更为‘西花齐放’，女的、男的、少的、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写出自己的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爱和平的真情实感。我祝愿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我们祖国同步，向着繁荣富强的前途迈进”。夏衍在《解放思想繁荣文艺》中指出：“前不久李瑞环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讲话提到，文艺作品只要不违背现行法律，就不要横加干涉。这表明文艺上仍存在‘左’的问题。一些人动辄把自己看不惯的作品，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和平演变’等帽子往上套，这对文艺繁荣发展十分有害。”文艺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经济形势发展并不协调。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辞中就提出了文艺的方针和任务，并且明确指出：“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采、敢于创新”。陈荒煤在《要尊重文学的客观规律》中认为：“学习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我认为，文艺界主要要反对‘左’的思想，应该实事求是，尊重文学是人学这个客观规律。作家写什么，怎么写，不要去横加干涉。长期以来，我们对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观念、行为、举止，以至表达的语言、形式、风格……常常都要习惯地打上个问号：是姓‘社’还是姓‘资’？把人们无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性格、遭遇、命运、人际关系、思想感情的发展与变化，都要求有明显的阶级标志，不姓‘社’就姓‘资’。作家处处设防，他怎么写？他能写什么？文学还有没有它特殊的规律？”谌容在《文学呼唤春风》中感叹：“小平同志南巡谈话被称为一股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为经济领域带来了多么暖和的天气！”“中国人讲究出门先看天气！不知为什么，文学的天空总是那么灰灰暗暗，沉沉闷闷，老是不阴不阳的黄梅天儿，总让人不舒服。春风果真不度文学关？莫非还需要一个关于文学的南巡谈话……”张光年在《作家与改革共命运》中说：“我国正直的作家们是爱国的，党心民心，看透了‘左’的祸害危险更大，是应予防止的主要倾向。近些年愈演愈烈的左倾迷雾，直接阻碍了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有些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人物，其所作所为，实际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败坏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名声，从‘左’的方面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街谈巷议，疾首痛心，很怕好好的社会主义事业，被根深蒂固的‘左’祸断送了”。冯牧在《让文学和改革大潮并进》中指出：“一个时期，有些论者十分热衷于用是否‘主旋律’这个标准来判断作品的成败优劣，大有取‘双百’方针而代之的气势”。“我十分拥护小平同志‘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正确论断。……有些人却告诫我们说：小平同志的这一英明论断只适用于经济领域和物质文明建设，而不适用于理论界和文艺界；对文艺界来说，则必须是坚持把反右斗争进行到底。这种论调在作家队伍中已经产生的恶劣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王蒙在《为了民族的生机》中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艺的活跃代表着民族的生机。希望能有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生动活泼、新鲜创造的文风，而不是陈陈相因、摘引武断，披大旗做虎皮，把文艺评论搞成棍帽齐飞的讹诈恫吓。希望重视文艺的多方面的功能，而不是气急败坏，一花独放，到处摆出一副教师爷的面孔。希望搞大团结，而不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自立门户、‘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小团结。希望越过姓‘社’姓‘资’的片面的、过分的、抽象的争论，焕发文艺生机。”袁鹰的《让春风驱净阴霾》中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左’。黄钟大吕，声震山河。几十年来被‘左’所困扰和残害的知识界、文化界，感受最深”。对于“左”的势力，尽管思想界、知识界多次口诛笔伐，痛切陈辞，但“左”的幽灵却始终时隐时现，到处游荡。“有时似乎消声匿迹，过不多久就会重新打扮梳妆，手持神圣的旗幡招摇过市，跟先前一样继续兜售伪药，蛊惑人心，制造迷乱。‘左’能得利，可以升官，可以掌权，可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既无挨批之虞，又无罢官之际，唾骂由他唾骂，‘左派’我自为之。……再大的罪过，一句‘认识问题’，‘方法问题’，似乎全可轻轻遮过。等到认为时机合适，阴霾就会重新集聚翻滚，呼风唤雨。这种反复，我们见得还少吗？”“‘左’毒不除，国无宁日”。

关于如何开展健康的文学批评，《天津文学》1992年下半年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作家报》也发表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文章。杨匡汉、班澜的《姗姗来迟的第十位缪斯》1201286一文中说：“最近以来，人们对批评的健康发展予以必要的关注，成为文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这使我们想到了伏尔泰的一句名言：“长期以来我们有九位缪斯。健康的批评是第十位缪斯。”论者进而指出，“提倡并推进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价值，提倡并鼓励批评家的学者化，进而建设中国自己的、新型的、充满朝气和灵性的‘新学院批评’，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以此来克服“批评的现实障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或言过其实的吹捧，将批评变成小圈子“情感交换”的工具等等。论者提出建设“新学院批评”的具体任务有三：其一，建设中国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其二，建设中国自己的批评风度，其三，建设中国自己的批评学风文风。所谓“新学院批评”，或可称作“学者化批评”，论者具体对这一批评的品格与特点又从九个方面进行了阐释。谢冕在《建设性和科学精神》1201287一文中指出：“文学批评的非科学性有诸多表现，其中以非艺术的粗暴强加和居高临下的夸夸其谈最为让人嫌恶。……文革结束而文革思维和文革作风并不随之结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谢冕认为，批评家与作家应当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在批评中实现民主精神，其起点则是这种倾心交谈的姿态。唯有保持了这种姿态，批评才有可能健康而正常地进行。”批评的目的在建设而不在破坏”，然而一种破坏性的文化品格，是存在的，“在政治中玩弄文学，又在文学中玩弄政治”，“大批判”或“写作组”是这种文化品性的集中显示。“批评家的学者化进程，有可能使批评成为学术建设的一个环节，并有效地消解那种艺术之外的干预和干扰”。许明在《两种关切》1201287中指出，“所谓的一些理论家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完全由于封闭的生活造成的幻觉……离现实生活之遥远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这种理论，不管冠以什么堂皇的名号，只是骗人而已”。因而理论批评要关切现实。另一种关切是“对当代文化大潮的形而上的关切”。应当“从问题出发，从现实的研究需要出发，真真切切地在九十年代回答一些学术与文学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滕云在《批评：观察和参考》1201287中认为“过去我们对文学多有合群的观察、从众的观察”，相形之下，“自出手眼的个性观察、独立观察”的环境就不很健全。“参与是批评的生命”，但过去批评对文学常是一种“直接”参与，即“硬参与”，使文学的正常参与被异化了。何西来的《文学批评以文学化为好》1201287认为，“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是文学的，即艺术的和审美的。”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始终只能是文学活动自身。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文学批评的非文学化，也可以说是异化。”“在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批评的非文学化，主要表现为极端政治化的倾向”，“使文学批评变成不折不扣的政治裁判。”新时期以来，这种倾向在逐渐被克服，“然而，近几年来文学批评的非文学化倾向，又重新抬头”。“这种批评的再度盛行，是极左思想回潮的产物，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主潮和文学批评主潮的一个反动。”这给“生气勃勃的创作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并毒化着文学批评的学风，理论探索也步入了困境”。要使文学批评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应当允许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角度的多元和多维”，“应当提倡和鼓励批评家发挥各自不同的批评个性和批评风格”。汤学智的《走出批评的误区》1201287中提出走出误区应当加强以下三方面工作：“其一，继续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廓清‘左’的流毒”，创造有利于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外部环境。“其二，在文学批评实践上下功夫”，重要的是建设“懂得批评真谛又在实践上有所建树的批评家队伍”。“其三，努力建设文学批评学”。

《作家报》1992年开辟了“如何进行健康的文学批评”专栏，11月份后又开辟了“学习十四大精神笔谈”专栏，结合文学批评与创作现状进行讨论。何西来在《批评家的人格与自戒》1201292一文中说“健康的文学批评，必来源于健康的人格”。要获得健康的人格，批评家“应当有以自戒”：“一戒无原则吹捧”，“二戒党同伐异”，“三戒随风偏倒”，“四戒攀附”，“五戒‘大字报、大批判式’的文风和学风”。陈炎的《健康的文艺批评所应正确处理的三重关系》1201292一文认为，首先要处理好“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应当是“交流”、“对话”。其次要处理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一旦发现自己观点不正确，能进行自我批评。再次是要处理好“批评与建设的关系”，批评是手段，建设是目的。白烨在《健康的批评需要健康的氛围》1201294中说：“当前文学批评的不景气，是勿庸讳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文学批评“还没有在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健康而坚强的神经系统，无论来自任何方向的冲击，都可能对它构成影响乃至威胁”。因此，健康的文学批评“需要正确而稳定的文艺方针和正常而宽松的文化氛围”。袁忠岳的《浅谈文学批评的科学性》1201294中说，首先文学批评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其次批评不能依附，“依附作家不行，依附风向不行，依附金钱、地位更不行”，要“把文学批评当成一门科学”。蔡桂株的《走出“泛政治化”怪圈》1201296一文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始终没有能转出‘泛政治化’这条‘磨道’”。“丧失了应有的独立、科学品格”。唐达成在《学习十四大精神，克服‘左’的顽症》1201297中认为，十年浩劫虽然过去了，“左”的幽灵却尚未消失。“左”是一顽症，不可不防，不能不防。这种顽症有种种表现，“一曰神经过敏。比如你说今天天气很好，他就立刻问：难道你认为昨天不好，前天更不好吗？是何居心？一碗‘稀粥’，也如临大敌，又是抡棍棒，又是架铁丝网，上纲上线，罪名吓死人……如果不是居心不良，只能说，这是神经过敏。二曰恐吓战术。在‘左’视眼里，时刻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处处是敌情，到处喊狼来了，于是棍子横飞，帽子乱舞，似乎都有了根据。他们以为恐吓能吓出个‘大繁荣’来。可说是一种奇思妙想。三曰唯我独革。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唯我独革，其他人就是被革对象，也就没有说话争辨的份，只有挨批的份，我批你听，我打你服，我说你是什么，你就得认什么。否则更大的帽子就等着你了。除此几类，什么横加干涉，耳提面命，专横武断，更不胜枚举。”“总之，‘左’的这一套，以势压人，只能破坏和谐，破坏团结，破坏安定，轻则空气沉闷，噤口结舌，重则万马齐喑，百卉凋零，还能有什么祥和气氛，还能有什么有利于创作的环境，还能有什么繁荣可言，还能有什么文艺生产力大发展的可能呢？”汪曾祺的《一点意见》1201297中说：“两年前张抗抗到洛阳看牡丹，春寒，牡丹没有开。抗抗很失望，回来写了篇散文《牡丹的拒绝》。我知道后，为她画了幅牡丹，绿花红叶，题了四句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只是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作繁花。’希望这次十四大带来洛阳春暖，牡丹盛开。我只有一点具体的意见：希望尽快举行第五次作代会。希望这次会能按正常程序进行，按作协章程办事，不要有人搞非程序活动。希望这次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民主的会，使大多数作家都能心情舒畅的会。”邵燕祥在《想到什么说什么》1201297中说：“中国的文艺界，跟整个中国知识界一起，通过一次又一次‘左’的磨难，没有窒息，倒是成熟了。文艺界近年来对‘左’的抵制，不是孤立的。……面对着‘左’的回潮和挑战，防‘左’和反‘左’的需求，如同要求继续扩大改革开放的意愿和实践一样，在全国涌动，已经形成历史的潮流。就文艺界来说，‘左’不仅是改革开放的阻力，而且是文艺界实现团结和繁荣创作的阻力。”邵燕祥认为，真要把防“左”见诸行动，对文艺界来说，当务之急的两件事是：“其一，有些反映了‘左’的指导思想的以及不适应当前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形势要求的文件，是不是该认真清理一下了？……前些年有些文件是不利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不利于文艺界加强团结、繁荣创作、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其二，在文艺界以‘左’的宗派利益和见不得人的关系形成的骨干小圈子，是不是也该认真清理一下了？总之，这两件事，是文艺界防‘左’近期须做的，不为此不足以言防‘左’，也不足以言文艺界的安定团结和繁荣创作”。

关于如何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的讨论，在其他报刊也有零星文章，1992年10月书海出版社出版的《防“左”备忘录》一书中也有一些文章涉及到文学怎样才能健康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