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生态环境问题，乃是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三大危机（另两大危机是核扩散与民族纠纷以至局部战争的日益加剧）之一。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大会上提出“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被认为是人类科学认识自然的一个分界点，是环境意识苏醒的一个世界性的标志。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问题世界首脑大会，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二十一世纪行动议程》等文件，这是一场以保护环境为标志的世界性变革，它必然催动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精神产品的发展。1991年2月22日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建立，1992年《绿叶》诞生，并涌现了一大批环境文学的优秀作品，正是在拯救地球的世界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适应了我国日益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我国作家、理论家保护生态环境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参与精神。

《绿叶》不是出不出无所谓的那种可有可无的刊物，它是以救救我们地球、倡导中国环境文学为旗帜的文学双月刊，也就是说，《绿叶》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以刊载环境文学作品为宗旨的头一份杂志。它在过去一年里虽然仅仅出刊6期，但汇集了全国老中青一大批有才华有影响的作家，如郭风、孙犁、周而复、萧乾、汪曾琪、冯牧、韦君宜、端木蕻良、杨沫、黄秋耘、柯灵、李準、冯其庸、王蒙、李国文、陆文夫、叶楠、顾工、雷加、邵燕祥、蒋子龙、谌容、刘心武、黄宗英、黄宗江、张扬、铁凝、张抗抗、陈祖芬、李杭育、刘晓庆、陈建功、苗得雨、苗长水、晓雪、梁上泉、仲鄂、叶辛、谢璞、叶永烈、峭岩、王朔、余华等。这一长串的名字，反映了活跃于当今文坛的作家视线的推移，开始了新型的环境文学的创作。他们当中还有的很少在别家报刊露面，现在为《绿叶》撰稿，也反映了作家们对治理生态环境和开拓环境文学的参与精神。他们以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报告和杂文等各种文体，或讴歌祖国山河和赐给人类幸福的大自然，或以犀利笔锋揭露那些破坏生态环境的反科学反法纪的罪恶行径。《绿叶》由于期期推出名作家与他们的优篇佳作，而引起文学界与社会的注意。加之在这一年里，举办了以“爱护大自然、改造大自然、让大自然为人类造福”为主题的中国“长篇报告文学”优秀作品评奖活动，张步真的《魂系青山》、曾凡华的《神农架之野》、安徽省文联的《91安徽抗洪纪实》等8部作品获奖。总之，由于文学家们环境意识的觉醒与积极的参与精神，由于头一家环境文学刊物《绿叶》的创立，由于第一次举办了全国性的以“爱护大自然”为主题的文学评奖活动，因而在过去一年里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环境文学热。

伴同环境文学创作的涌动，对环境文学作品的评论与研究也随之展开了，出现了一些颇有探索精神的理论批评文章。对环境文学的评论与研究，虽然早从1987年《中国环境报》“绿地”副刊发表的文章（如张韧、宗鄂、朱述新等）开始，但在这方面比较集中和深入的探讨，还是过去一年里见诸《绿叶》及其它报刊的文章。评论的关注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积极倡导环境文学，强调文学参与保护环境的时代意义。《绿叶》创刊号刊出环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顾问、会长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如王任重、薄一波、廖汉生、王平等）的题辞和文章。它们不是虚饰与客套，而是认真阐述了环境文学的历史使命。如黄华除了“绿满大地”的题辞，还致信说：“地球是宇宙中的一叶孤舟，人类有幸在这个星球上出现和进化，然而全球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在可见的未来，没有天外绿州可供我们迁移，我们也没有近邻可以向之呼救，全世界人民都必须同舟共济。正因为只有一个地球，作家理应参与环境文学创作，这是地球意识，人类的使命感。”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在《作家应关注的一个大题材》一文中认为：“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和了解所面临的环境方面的重大问题，而且把它当作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当作创作的重要对象来加以思考，投身到里边去，创作出有助于环境保护的优秀作品来。”又说：“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去干，一方面是思考探索我们保护环境中所存在的问题，所存在的矛盾，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们的认识，使这项工作推进一步；另一方面通过对祖国山川、自然环境的生动描写，来激励读者热爱自己的环境，热爱自己的祖国，这也是我们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2.探讨环境文学产生的原因及它的性质。李炳银《文学与环境琐议》说：“文学创作，从来都是艺术对生活的一种适应。《绿叶》创刊，‘环境文学’概念的提出，自然也是如此。社会在发展，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愈加密切，矛盾愈加突出的时候，《绿叶》萌芽，一个新的文学世界的门开启了。”该文认为：“环境文学只是文学的一种具有某些个性特征的文学。它的确立并不改变文学的本来属性和美学特征，只不过把这种属性和美学特征通过某些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有关联的人和事表现出来罢了。”又说：“环境文学就不可推卸地要承当起提高与普及的任务，要通过文学的形象化提高和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又要通过文学的生动形象性传播和普及环保知识，增强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所以说，环境文学的创作天地是无穷大的，环境有多大，环境文学的天地就有多大。”张德祥《一个新的文学主题在觉醒》一文，深入分析了以描写留云山和土地的历史命运为题旨的长篇小说《摄生草》、长篇报告文学《黄土地、黑土地》两部作品。文章指出：“文学是写人的。人是具体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中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就是环境，环境也是人，人与环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人也就有什么样的环境……人类对当今生态危机的关注，实际上也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对人类自身行为的反省。这不仅仅是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也是对人类自身活动的历史，对人类创造的文化的价值指向，对人类的目的性及人性的反省。”

3.从东方与西方环境文学比较中，提出我国环境文学的思维、功能、审美特点和创作走向的问题。张韧的《绿色家园的失落与重建》和《环境文学随想》，从我国与先行一步的西方环境文学（各国提法不一，日本称之为“公害文学”，德国则为“环境文学”）共同点及不同点的比较中提出，中国环境文学的创建，“不仅仅是小说题材和文学审视对象的拓展，它是一次深刻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文学思维的热点再也不能仅仅停留于人与人之间（阶级敌我、民族对立、先进与保守相斗争）的人际关系，环境文学对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应投入更多更大的热情。”“人类环境是由社会和大自然两个‘球’体合而为一的，所以由社会的人际关系转向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对于我们当代文学不啻于一场历史大转折。”又说：“环境文学在拓展与发展过程中亟须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它不仅在艺术殿堂里徜徉，环境文学还要与自然科学（大气、地貌、水质、林业、噪声学等）、与社会科学（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建立多边的、广泛的联盟。一个环境文学家比别人需要更为丰富渊博的现代科学知识与多种学科知识。即使写一个微小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也要从多种视角去透视去认识。”“另外，环境文学思维的变革还表现在破除那些画地为牢的种种禁忌，敢于‘拿来’先行者的西方环境文学经验，文学品种、样式、风格、流派，拓展一条多元多样的途径。在品位上，环境文学当然应有上乘‘精品’，甚至可作小、中、大学教材，从经典名篇欣尝中供青少年获得环境意识的教育。但环境文学也需要大众化的‘俗品’，运用小说、散文随笔、朗诵诗、活报剧、曲艺小品多种形式，以强化宣传效应。”

自然，对于环境文学的评论和研究还只是处于探索性的初期，一些重要命题还亟须拓展与深化，但是环境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既然已在过去一年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既然已扬帆启航了，我们有必要记录它的现在和关注它很有发展前景的未来。

〔1〕〔2〕见《绿叶》1992年第2期。

〔3〕见《绿叶》1992年第4期。

〔4〕见1992年8月1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