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欧洲应该与华文文学的关系最深的，华文文学里的一些重要作家——也就是中国文坛早期的一些优秀作家，如徐志摩、老舍、苏雪林、凌叔华、巴金、戴望舒等等，都游学于欧洲。遗憾的是，他们虽然后来都成为领导中国文坛，带动中国新文学文风与发展的重镇，在欧洲却没有洒下华文文学的种子。华文文学对于欧洲来说，是陌生的。

这种情形自然与整个的大环境有关，仅举一例：三十年前，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汉学系只有一个学生，德国、法国的几个大学的汉学系，也只有三两个学生。就是在一九六几年，在台湾文坛风行一时的“留学生文艺”，也没有欧洲的影子。原因：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情况是海峡两岸整个隔绝，台湾与美国关系密切，台湾的留学生多去美国，当然“留学生文艺”的作者和作品里的人物，也都出自美国，那时的欧洲既没华文文学这一说，也看不到任何用华文发行的刊物和报纸，堪称华文文学的沙漠。我唯一能举出名字的六十年代的华文作家，是旅居比利时的王镇国，他在那时的《文星》杂志和台湾一些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了许多描写欧洲的散文和新诗。我本人在《自由谈》杂志上偶尔写写游记，谈不上是文学。总之，那时的欧洲尚无华文文学这个名词。

到一九七几年的时候，我开始认真而有系统的写作，渐渐引起文坛注意，欧洲才算也有人写“留学生文艺”了。那时在德国慕尼黑的侨界办了一本文艺性刊物，叫《西德侨报》。编辑人员全是留学生，二十四开本，完全用手抄，每期印两千册，赠送性质，但水准不俗，最大的意义是，这本小小的刊物，培植了不欧洲的华文写作者，而且还在继续培植中。

近十年来欧洲华文文坛有显著的改变，譬如，华文作家增多了，各国的华语留学生增多了，很多地区办起了自己的刊物，如维也纳的《多瑙河》、西班牙的《阳光》、意大利的《梅讯》，英国办了不只一份。使得对华文文学发生兴趣的读者越来越多，初学写作的也有发表的园地，对华文文学在欧洲的播种与推动工作，很有助益。

近年来华文作家也在增加中，例如法国的吕大明和蓬草，都写很好的散文，郑宝娟写小说，林盛彬写诗，有个新出道的作家笔名叫余心乐，专写推理小说，作品几乎篇篇得奖，以上所举的几个人，都是专攻文学的，有过严格的训练，又勤于写作，潜力无穷，我认为他们是未来欧洲华文文学的中坚人物。

8年以前，巴黎发行的《欧洲日报》创刊了。《欧洲日报》的副刊虽然没有美国《世界日报》的篇幅多，但每天一整版，纯文艺性质，不仅使华文作家增加了发表作品园地。也在提供一般读者大众对华文文学的阅读材料，对华文文学在欧洲的繁荣极有助益。

今天的欧洲，华语系统居民号称70万，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越棉寮。他们之中很多受过华文教育，而且也有人能用华文写作，《欧洲日报》和《西德侨报》上，就常常看到他们的作品。所以，今天的欧洲华文文坛虽称不上十分繁荣，却是非常多样化，有潜力、有希望的。而这些人在目前看来，没有离开欧洲的迹象，很可能是落地生根的一群，也是推动欧洲华文文学前进的一群。

欧洲华文作家住得非常分散，彼此之间互不相识，各写各的，形成各自孤军奋斗，寂寞耕耘，既无同行切磋亦无鼓励，又无与文友间谈谈文联联谊的局面。仿佛用华文写作的人，在欧洲是一群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孤绝族。有鉴于此，我便发起组织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经过八九个月的奔走联系，这个属于欧洲写作人的会，终于在去年3月中旬成立了。六十几位会员，来自欧洲12个国家，这是欧洲有史以来，第一个全欧性质的文学团体，我们都为此感到骄傲和高兴，我们的目标，除了促进中欧文化交流，和写作同仁间以文会友，谈文联谊之外，特别强调提携后进，培植新人。以避免华文文学的作者出现断层现象。

如今这个属于欧洲华文作家的文学组织，已过一周岁的生日。检讨这一年来的得失，可谓寒天饮冻水，冷暖自知。我们遭受过不少的毁谤、骚扰和作业上的困难。好在群文学伙伴们都能同舟共济，相互砥砺，不但愿为这个会贡献热心的服务，更积极的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坚渝的忠诚，这一年的成绩单是漂亮的：已举办数次文学讲座，并曾邀请两位瑞士作家访问台湾。目前的最重要计划，是在今年夏天举办“文艺营”，帮助喜欢华文创作的青少年，迈出写作的第一步。我认为，只靠移民第一代的华文作家，是不可能让华文文学在欧洲扎根的，我们必在新生代中培植作家，华文文学在海外才会有前途。当然这可能只是个美好的理想，做起来确实困难重重，但我们总得做，何况现在客观条件对我们比较有利。譬如，欧洲各国的许多大学都设有汉学系，而且学生不少，对华文有兴趣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几个国家的中学也把中文算做选修课，法国就有五十六所中学设有中文课程。这对华文文学的发展很重要，说不定二十年后，会产生一批西方人的华文文学读者，甚至西方人的华文文学作者。这种情况是我们最期望的，因为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学，如果不能在他置身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总是飘浮不定，便发展空间是有限的。

（原载《四海》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