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后现代：台湾与大陆的文学形势”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天津、南京、石家庄等地的40多位研究人员和编辑人员。会议由文学研究所港台研究室主任扬匡汉和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王宁共同主持。会上围绕后现代文化现象、大陆与台湾的文学形势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张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对后现代文化现象应加以研究，同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受这一现象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对后现代主义究竟应如何加以界定、它具有哪些特征、这一现象与社会历史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等问题则需要深入研究与探讨。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甚至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和分歧。就后现代主义的界定问题来说，约翰·巴思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比如象佛克马。基于这种认识，又该怎样解释拉美的、以及中国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一向被认定为后现代主义的典范作品。中国的新写实小说、探索戏剧、实验诗歌也被认为带有明显的后现代色彩。显然，这一现象已不只局限于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也波及到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这与第三世界国家挖掘本土文化有着一定的关系。那么，这种后现代文化现象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究竟将占据怎样的地位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探究的问题了。

王宁（北京大学）首先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论争和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态势作了简单的回顾和介绍。他总结说，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诸种形式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已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第一，后现代主义不是铁板一块，而包含着众多的流派，第二，在文学实践方面，也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第三，对后现代主义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

他将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建构为以下六种形式：第一，作为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或称为后现代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现代主义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人为的等级制度被推翻了；第二，作为一种观察世界及周围事物的认识观念，也即一种后现代世界观；第三，作为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文学艺术思潮，它既与现代主义有着某种程度的继承性，同时又在更大的程度上拒斥了现代主义的一些本质原则，它曾一度取代现代主义而成为后西方文学的主流；第四，作为一种叙述话语或风格，其特征是无选择技法和断片乃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意义的中心完全被这种叙述过程打破，散发到文本的边缘地带；第五，作为一种阅读的符号代码，也即所谓“后现代性“，不受时空限制，可以用于过去的以及西方社会以外的文学文本；第六，作为结构主义以后的一种批评风尚；以语言游戏和分解文本结构为其特征，又称后结构主义批评。

接着，他将现代主义与后代主义的本质区别概括为十一个方面。第一，现代主义在破坏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之后，还试图创造出另一个假想的中心，而后现代主义则要消除这个“中心“，破坏乃至摧毁现代主义所精心建构的种种规则。第二，现代主义的美学仍是一种崇高的美学，而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无不和当代社会的商品经济及消费文化相合拍。表现在艺术形式上，现代主义者有着明确的精英意识，甚至达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极致，而后现代主义文艺则注定要指向通俗，而且注定要把那些“不可表现的事物”凸现出来，也即崇尚某种经验的直接性。第三，现代主义沉迷于种种人为的等级制度，乞求于既定的宁静与秩序，而后现代主义则不停地制造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第四，现代主义者所信奉的是所谓“伟大的叙述“，而后现代主义则要抛弃这些东西。代之以某种“稗史”的创造。第五，现代主义的本体论是确定的，而后现代主义的本体论则是不确定的；现代主义者致力于世界模型的建构，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致力于世界模型的分解。第六，现代主义者对世界和人生充满了形而上的沉思，而后现代主义者则竭力对之进行反讽和戏拟，对一切均表现得冷漠和无动于衷。第七，现代主义的文本显示出结构的整一和意义的确定，具有一定的深度感，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则以颠覆和互文性为其特征，以拆除文本的深层结构为其目的。第八，现代主义的阅读策略是视文本为一个封闭的自足客体，意义产生于作者与文本和文本与读者的双重关系之中，而后现代主义的阅读策略则全然置作者于不顾，代之于更为重视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接受过程，意义的产生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建构。第九，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出于反历史的目的，致力于某种历史事件的叙述，直至创造出一个新的历史。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历史与虚构的界限是全然模糊的，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多元的、无序的状态。第十，现代主义者的自我意识是十分明确的，而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这种自我意识则是模糊的，其特征表现为主体的失落，对自我本质的探索也没有明确的目的。第十一，现代主义文学仍然可以以其自身的优雅形式和隐含深邃的内容给人以美的享受，而后现代主义则没有明确的美学主张，是一种自由无度的“破坏性的”文学，同时也是一种表演性的文学和活动经历的文学。

最后，他强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是既有着内在逻辑关联性，又有着区别的两种文化现象。

王逢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认为应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现象加以研究。目前，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还不够系统化，有一种把一切难于解释的问题统统归之于后现代文化的趋势。按照詹姆森的观点，后现代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考虑，第一，作为文学分期概念；第二，作为二战后不同风格流派的一个总称；第三表现了一种信仰的危机。事实上西方的后现代思潮目前已渐近衰落。而在我们这里则是刚刚兴起的热点，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文学的多种角度，但它本身不能用来指导创作实践。一味地模仿只会影响作品的艺术生命。

张卫（《当代电影》编辑部）用大量的电影艺术实践说明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在批评中的作用，认为这一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是有其艺术实践作基础的，而并非简单照搬或削足适履。

叶廷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考察卡夫卡样品中的悖谬原则入手，指出王朔作品中悖谬普遍化的创作倾向。在他那里，悲剧成为游戏，悲剧最终喜剧化了。

叶廷芳认为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描述莫衷一是，使人颇为困惑。关于后现代的基本精神，他的看法是这种精神在于不断地反传统、不断地否定之否定。从而克服思维的情性，保持思想的活跃性与生命力。理性总是要求统一，而自则则要求多样。在后现代主义里，专制的统治最终被瓦解了，创作原则呈多样化发展，作家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解放。进一步来看，对后现代主义可以从两个层次去认识，第一是作为一种后文化现象；第二是作为一种理论主张。西方的行动艺术中有所谓“反戏剧”现象，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创作方式，在这种创作中，戏剧最终是被消解了的，对此他表示忧虑，如此发展下去，艺术会不会走向消亡？

安兴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认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可以撇开单纯的文学问题去考察。与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阶级状况相联系，后现代先锋文学正是西方中产阶级蕴育培植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理论所处的混沌状态与近些年模糊理论的发展有一定内在关系。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接下来，他介绍了台湾的后现代发展的一些情况，指出，台湾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建筑、绘画等方面首先出现这一现象的。文学领域中，诗人林耀德等人居先锋地位。近些年出现了一批具有后现代美学品格的、形式新异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绪影响了台湾整个都市文学。另外，表现在作家本人身上及其作品中的颂扬肯定同性恋的现象也可说是后现代思绪的一种影响。

最后，他指出后现代文化在中国的接受存在着一个文化落差的问题，这种落差是在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撞击中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后现代文化在中国有精神奢侈的意味，而没有文化与精神上的奢侈者。无先锋者、超前者，整个文化就难于前进。如果过于超前、奢侈，又会脱离本土文化，起不到应有的先锋作用。这中间需要把握的是奢侈或超前的程度与分寸。

古继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角度继续介绍了台湾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情况。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一般是以1985年为开端。诗歌领域中，以女诗人夏雨的创作作为后现代诗崛起的标志；小说创作领域，以张大春的作品《如何测量水沟的宽度》为标志；理论领域的开先河之作是罗青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诗评方面，《中国时报》的理论编辑孟梵的评论较为突出，他将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后现代诗基本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后现代诗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

楼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介绍了台湾散文的发展状况后，进一步分析了大陆文坛的一些后现代现象。他认为王朔的小说中消解中心虽有一定的意义，但更多的是老庄、禅宗消极面的反映。中国仍然需要描绘“大写的人“，仍然在呼唤神圣感和人的尊严。不能把后代主义的经典作品与中国当今文学现象等同起来，更不能等量齐观。

王明贤（《建筑》杂志社）指出后现代主义建筑领域有着不断的发展。八十年代初对这个问题讨论得颇为热烈。但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有理论而无作品的状况。85、86年间，发生了一场“南北之争“，即南方提倡后现代，北方提倡现代主义，这中间各有其文化背景与文化指向。应该说，中国的后现代建筑只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一种实践变形，经济问题的考虑使得中国的所谓后现代建筑不可能象西方那样反功能、反实用。接受过程中由于本土文化的特点总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或变形。文学上也是如此，作家们主体意识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

王干（《钟山》编辑部）提到了一些学院中具有后现代倾向的行为艺术的情况。并且指出，提出新写实主义的行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后现代倾向，即在概念界定方面存在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他们认为目前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有涵盖一切的无边倾向和发展趋势。在这方面有赖于进一步的理论建设。同时，后现代主义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它为我们观察、思考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和视角。因此有几种后现代理论总比没有这种理论要好。

张颐武（北京大学）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存在并正在进行之中是一个有目睹的事实。但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观点分歧却很大。台湾学者王得威、廖炳惠等人都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存在后现代主义，然而作家创作中自觉接受这种意识的情况却是普遍存在的。需要考虑的倒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东西方的差异。

他接着谈到九十年代后新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更带有先锋性、实验性。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与商品、广告、消费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众文化则大领风骚。文学创作中，新写实小说一枝独秀。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同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八十年代文学所表现出的反传统个性不再那么激烈了。而且用西方社会的商品化意识对五四以来的文化能指进行了一次消解性的尝试，拆解了传统神话。从简单的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中心权威话语为多元观念建构所替代。

他认为应当根据我们自己的母语特性，研究本土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的具体表现特征。这须借助于两方面的努力，一是用西方的解构理论结束传统神话，二是依赖于生动的本文生命。香港的类型文化可说是一种具有东方特征的后现代文化现象。台湾的文学发展也有相似之处。

金惠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中国目前的创作界存在着后现代主义作家，而批评界则没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他关注的是后新潮小说与新写实小说的关系。这两类小说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都具有强烈的解构主体的倾向。这与传统小说中张扬主体精神的特征表现是有很大区别的。新写实小说中，池莉指绘出一种“温暖人生“，但其中个性张扬的东西都褪尽了。刘震云醉心于人性之恶，表现出批判人道主义的倾向。然而这些小说所采取的本文策略只反映出一种透视角度，而缺乏多种维观照的认识态度。后新潮小说与新写实小说不同，如果说后者表现出对商业社会的认同，那么前者则更多地表现为对商业社会的逃遁，这是纯文学再次躲进象牙之塔的一种表现。

李以建（《文学评论》编辑部）重申了他的一贯主张即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可以借鉴西方理论分析当代的中国文学，后现代主义理论正是我们提供了认识问题的一个新视角。但是必须联系中国的本土文化特征，否则就会陷入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陷井之中。他认为对当今存在的大众文化或民间文化的暗流，总是抱着精英文化居高临下的态度是值得考虑的。不能否认它们有着极大的潜力，并正在暗暗地摧毁着许多东西，这一现象是不可忽视的。

汪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反五四”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这里要区分所谓的“五四”是作为历史的“五四”还是作为话语的“五四“。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五四时期，通过对大众通俗文化的批判重新确立起文人文化的模式。今天的情形有似于此。王朔的创作依靠传播媒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他的倾向是认同于大众化的意识形态的。学院派对王朔的批评则是一种借助大众文化的文人文化。这些意见的发出者的身份是十分重要的。

他接着指出后现代主义概念象是块海绵而不是萝筐，它可以吸收却没有结构。它的难于界定是这一问题本身属性决定的。这有似于七十年代欧洲的“时期风格”的讨论。应该说后现代主义的确定意义只有在实际操作中（象批评实践或考察具体问题）才会产生效应。

赵玖（天津《文学自由谈》编辑部）谈到，作家最为关注的是写作样式的选择。这与社会生存状况、各种泛文化现象密切相关，同时，当代作家的创作流向背后都有着西方作家的影响。这决定了当代的文学发展中始终有革命、始终在反传统或反既成的传统，叙事样式也就始终处于不断革新变化之中。

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极其广泛的。它既有商品性的大众文化，又有颇具实验性、先锋性、与大众相隔膜的东西。后现代是多方面广泛的一个能指系统，它对我们选择新的文学样式、不断地用新的语言来重新叙述已经讲过的故事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岛子（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西方怀疑论美学的一种继续，贯穿其中的是文化批评、社会批判的线索，即通过对本体论的怀疑，实现对传统符码的拆解。他认为还应当考虑经济层面的因素，这毕竟是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础。否则后现代主义会成为殖民性的东西。

创作家敏感于生存而非理论，但理论的界定还是必要的，包罗万象总会有其自身的问题。应当建立一套关系到我们生存处境的后现代话语。

诗歌的近期创作消除了现代主义的浮肿，一些诗人开始重新思考白话汉语诗歌的创作技法问题，并力图吸收古典语言中有活力、有生命的因素以及外来语中有益的东西。但是目前诗歌处于流之中，诗人成为“抽屉式作者“。这一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叶廷芳介绍了西方的“贫困戏剧““残酷戏剧”等行为艺术的情况后，指出创作的特点决定了作家不必重复别人，也不应重复自己。他们不全陷在固定的理论网络中，而是在不断地创新自己。二战以后的文学创作流派不承认自己是什么派，不承认既定的东西，他们的名称多为批评家硬性加上的。

杨匡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概括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怀疑和否定、自由与放纵、实验与游戏。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于我们的意义主要是在开拓思路方面。可以借鉴其中合理的成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院批评。在这方面，考察和研究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打破人为的时空界限和学科界限，加强信息的交流，开阔研究的视野。

盛英（《天津文学》编辑部）谈到创作界畏惧理论界的硬性界定，主义太多对文学的发展不利。她对先锋文学的生命力表示忧虑，感到其中旧小说的印痕较深，新东西不多。后现代主义有包罗万象的倾向，在当代中国，只应作另一种因素去看待、去研究。它带有一定奢侈品的意味。

陈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强调研究后现代文化现象绝没有把它视为当代中国文学重心的企图。同时，后现代主义也并不是一种革命性的东西，而具有保守性、防御性的特征。它始终体现着一种民间社会的价值，处在边缘的位置，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不要把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引入误区。

王宁重申，后现代主义已经存在并渗入到了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之中。理论批评界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应该有自己的建构，这样才有利于同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同时，也可以借助于后现代性这一批评阐释代码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具有后现代倾向的文本。但无论如何，我们作为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应当与其保持某种距离，而不能将自己等同于后现代主义者。

（原载《当代文学资料与信息》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