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大家都感到该给“新时期文学”划一个句号了。有人提出“九十年代文学”、“新时期后期文学”、“世纪末文学”等来取代这个显得陈旧的名称，但都未能约定俗成。最近又有人提出了“后新时期文学”的概念。这个名称显然是受西方“后现代派”、“后结构主义”的启示而来的。

“后新”和“前新”文学有什么不同？它能够独立成一个时期吗？它的特征是什么？我想提出一点看法，供关心这个问题的理论界同志讨论。

1.“前新”文学是一种呐喊、控诉、抗争的文学。万众一心，敌忾同仇，集悲愤和激动于一身，形成了创作上的“井喷现象”和接受上的“轰动效应”。《我该怎么办》，《救救她》，《血，总是热的》，《沉重的翅膀》，《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人啊，人》……作品的这类题目，就足以使作家和读者一齐兴奋；而“后新”文学则变得冷静、冷峻乃至冷漠了起来：《一地鸡毛》的琐碎、浮躁，《不谈爱情》、《懒得离婚》的疲沓，无可奈何，《千万别把我当人》那样的愤激后的自嘲、调侃。文学的审美品格已发生了从外热内热到外凉内冷的明显变化。

2.“前新”文学和社会的主导意识大体上是一致的。它全力以赴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清算极左思潮的后果，促进改革开放而造舆论，鼓干劲，并卓有成效；到了“后新”时期，文学与社会的主导意识与现实便逐渐疏远。有的躲进了个人的小天地，有的投入了商品的大怀抱，除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外，很少有作家主动、自觉地去宣扬“主旋律”，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了。即使写到现实，反映改革，也多是揭示现实和人性丑陋、卑琐的一面，写弊端，写悲剧，写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困惑，更多的则从文化的角度去表现历史和民族的精神负累。它不再去热情呼唤，鲜明褒贬，以天下为己任。思考深入了，色彩黯淡了。时代的序乱了，作家的心“老”了，长大的孩子不再那么听父母的话了。

3.“前新”时期，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界线分明。前者不屑与后者为伍；后者也心甘情愿地躲在地摊上；到了“后新”时期，小姐和丫环已经逐步靠近，平起平坐，有的丫环已坐在了小姐的梳妆台前。新华书店和邮局报刊亭，柜台上摆的大部分是通俗文学作品和报刊，而地摊上廉价出售的倒是一些过期的大型文学书刊，和某些崭新的体现主旋律的作品。各大小报刊，为满足读者娱乐、消遣、养生、发财的需要而竞相争办“周末版”、“增刊”“文化沙龙”，基本上是通俗品格的电视剧，却受到社会主导意识的青睐，形成一股股不大不小的“热”。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在金钱这个中间人的撮合下似乎越来越近乎，而纯文学的领地则越来越小。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他不难在有形的政治压力下坚持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尊严，愤发自己的创造，但当他被无形的商品大潮所抛弃的时候，要坚守自己的领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反而变得模糊而艰难了。

4.“后新时期”将在下一个轮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将从一个新的方向、以一种新的动力激发我们民族的生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前赴后继地奋斗，民族的智慧、时代的精英集中在政治方面，而在中国人民为富裕而奋斗的下一个世纪，民族的智慧和潜在的创造力将在经济建设、文化发展及与外国人的竞争中显示出来。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水涨船高。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交流将进入一个新的层次。那将是一个不依赖于口号、政策和商业赞助的目光远大、步伐坚定的时代。“后新时期”是它的一个“过渡时期”。

文学将度过这段被冷落的艰难日子，在政治、经济的河床里顺势漂流，在湍急时激起浪花、水柱，在迂回处形成漩涡，平坦的两岸有绿茵芳草，但离大海却还有一段距离。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孤独的精神远行者写出大作品来。

（原载1992年11月25日《文汇报》，原文5000字，陈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