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旧的生命的终结，呼唤新的生命的诞生，这是中国新文学激动人心的主旋律。新的生命孕育了新的文学，新的文学又培育了新的生命。潜心探索文学与生命获得新生的“生命机制”，深入辨析“生命的真实带来的心灵谐振的生命交流”中的文学心理，是李继凯的新文学论著《新文学的心理分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所选择的独特研究视角。

《文学的心理分析》自然不是文学的文本形式研究，它是由文学的外部的社会历史批评全面深入地走向文学主体内部心灵世界的深层探索。它系统考察了文学的发生过程到文学的“消费”过程中文学表现对象的主体心理、作家心理、读者接受心理之间的动态的生命交流。正如著者所认识的：无论是人生的什么景观或体验，只有进入了具有审美创造功能的“心理场”，才可能转化或结晶为文学作品，正是这“心理场”将对象、作家、读者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新生命的心灵化是创造新文学的关键，只有从心理场的角度才能寻觅出新文学的矿藏，这也正是新文学的心理研究的意义之所在。长期以来，传统的观念造成了对文学心理场的戒备与睨视，导致了新文学心理研究的荒凉。打开久久关闭的文学的心灵之窗，涉足文学的心理场，那里的确是一片色彩纷繁的万象世界。

本书作者既较多地专心于生命现象中的性、梦、生、死或潜意识的心理剔爬，揭示出种种生命现象中普遍存在而又长期被忽视的文学心理现象，又十分敏锐地把其心理分析的视线投射到文学中的文化心理、时代心理、民族心理、阶级心理与个性心理等方面。在具体的文学现象的心理分析中，又借鉴了多种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通过具有宏观意义的综合心理考察，局部的纵横文学现象的心理比较，具体个别的心理实证分析三个部分的组合，揭示文学现象的心理意蕴。

《五四文学：生命意识的觉醒》借鉴生命哲学与体验（生命）美学的思想观点，探究了新旧文学发生质的转换的深层原因与“五四”文学观念上的现代性特征。它认为，生命存在的危机和外来人本思潮的启蒙，导致了“五四”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进而催生了真正的“人的文学”；其最具恒久价值的文学意蕴便是对爱与自由的追寻。“五四”文学把爱与自由还原为生命本体的需要，并把它上升到生命美学的高度来追寻、表现。著者从这里较为深入地把握了“五四”文学的精神内核，突破了一般性强调“五四”文学时代性意义即其特殊性意义的认识观念，揭示出“五四”文学具有超时代性的深刻蕴含。

《新文学的心理分析》中最具灵性、最出色的研究，我以为是从“性爱”心理或潜意识的联系中对作家作品烛幽索微的洞析。著者把艺术审美的触角一旦伸展到这个较为敏感而神秘的“文艺性学”的心理场时，凭借他这方面理论上的厚实与材料的充足，就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比如他从“文艺性学”的角度分析了郭沫若“五四”时期爆发期创作与“个人郁积”的深层情感联系。他认为这种“个人郁积”包括三个方面：童年少年时期生命躁动的郁积；青春时期生理缺陷导致的郁积；个性与性爱导致的情绪的“涨满”。而这种郁积的压抑导致生命冲动，成为创作的内在驱力与表现内容。特别是他与安娜相恋时的情爱给这位濒临死亡边缘的诗人带来了生命的热情与信心，同时给他带来了灵感与诗情的大爆发。作者也肯定了郭沫若“五四”时期创作与“民族郁积”的联系，但他明确指出：郭沫若诗情的“涨满”最直接的内在动因是爱情的刺激，其性爱意识的真正觉醒。这样一个心理分析的结论超越了人们习惯上只是把“五四”时代精神的影响与“民族郁积”作为《女神》诞生的原因的认识。对郭沫若“双重郁积”中“个人郁积”的突出分析，丰富了人们对郭沫若早期诗歌的认识，这也就必然会引发对《女神》意蕴的更进一步的探究。

《愁怨与变态：郁达夫的忧郁情结》在分析“忧郁情结”时，考察了郁达夫少年时代“性自卑”心理及后来的姻恋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结合解剖了他的自传性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理世界后认为：没有郁达夫式的性爱冲动及浪漫激情，也就没有郁达夫式的文学诞生；没有郁达夫的性恋体验乃至性变态，也不会有他那独树一帜的郁达夫式的“沉沦”型作品的诞生。因此，“忧郁”是郁达夫生命的基调，也是他作品的主色，失去“忧郁”也就失去了郁达夫艺术的魅力。这种建立在深入的性际关系的考察与心理分析基础之上的艺术奥秘的发露，深化了人们对郁达夫创作个性与创作意义的认识。从性际关系入手，在对鲁迅小说中描写对象“阿Q尼姑们，的性变态心理的透视中（《阿Q尼姑们：性际关系畸变的艺术象征》），在结合丁玲个人命运、创作道路与现代妇女心理学对丁玲前后期创作的“男女双性化”特征的分析中（《双性化：“文小姐”与“武将军”》），作者皆有新异的发现。

《现代文学的心理分析》鲜明地呈现出作者对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追求。他以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参入新文学对新生命深情召唤的实践，在他生气贯注的笔锋下流露出体现了鲜明倾向的主体意识。他毫不含糊反对这样两种研究倾向：纯粹历史还原式的研究与“囤积癖”式的研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研究并非仅仅要求“还历史的本来面”，更要从历史中看到有益于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东西。研究工作缺乏当代性，则必然导致自我满足的封闭心态的发生，也会导致不断地进行“囤积癖”式的繁冗乏味的研究。《新文学的心理研究》的当代性特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联系文学发展的当代性要求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对象；二是在具体的文学现象研究中，从理论的高度上总结出具有现实指导性意义的经验教训，给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启示；三是运用现代价值观念与审美眼光，透视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嬗变，作出对新文学的新的价值判断。象“比较篇”中的《竖比三题：“启蒙”的主潮·功利的恋爱·文学的“理想”》，以现代文学作为价值参照系，审美视野直接伸展到当代文学的前沿，在多方位地透视中凸观当代文学特征，总结新时期文学的成败得失，预示文学发展的走向，既具有历史纵深感，又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性。在“竖比三题”中的“文学的理想”的分析中，结合原型批评方法，在中外文化传统、文学作品的对比中，犀利地剖示了当代中国文学中浸透着的传统的“男权文化汁液”的“男性文化意识”。新时期文学中，从蒋子龙、柯云路、张承志到张贤亮等人的创作中，非但缺乏对男权文化的怀疑、反思与批判，反而都不同程度地不自觉地张扬着传统的男性文化观念。著者剖析了这批作家在这方面新旧观念的悖谬倒置后指出：中国女性的弱点与命运的不幸，中国的男权文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有理由要求新时期的作家增强清醒的反思与批判的精神。这无疑是当代文坛的一声警钟。文学批评中的现代价值观念是文学研究当代性意识的内在的根本体现。鲜明的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追求，体现了一代青年一代学者的学术价值观念。

（王泽龙《执着的追求潜心的探索—评李继凯的〈新文学心理分析〉》，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刘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