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石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以下简称《导读》），是一部具有承上启下、铺路架桥意义的论著。全书将理论思辨力和艺术鉴赏力并举，识见精审，神思飞扬，时时可见理论在解诗中迸溅出的思维火花。它的出版，在如何向广大读者普及中国现代解诗学方面作了一次成功的尝试，令人欣喜。

滥觞于本世纪20年代并于30年代蔚为风气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曾以新的姿态和声音崛起于中国诗坛。但这些诗“由于表现题材领域、审美意识追求和传达组织方式的特殊性，往往以复杂的形体出现，造成了人们理解和欣赏上的困难”（《导读·代序》），使得广大的诗歌读者和传统的诗学批评一起陷入了困惑的境地。

《导读》旨在缩短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审美距离，从作品本体的解析中与读者进行审美心理的交流和沟通，捅开理解和知悉现代解诗学世界的窗户，让更多的读者在不同的观照层次上有更多的参照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引导读者走进现代诗的艺术世界，孙玉石教授从文化的视角、历史的视角和审美的视角三个层次来研究、解读现代诗。

在全书的结构和内容的安排上，他把他自己多年来在实践中萌生的一些思想逐渐条理化写成的那篇《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论文为序，放在书前，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把贯穿全书始末的中国现代解诗学的方法以及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内涵从三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首先，他认为解诗学是对现代诗（象征派、现代派的诗为主）本体复杂性的超越，解诗学的文字也就是以自身对作品复杂性的征服，给读者一把接近和鉴赏作品的钥匙；其次，解诗学是对现代诗本体审美性的再创造。因为一首现代诗自身是一个艺术复杂的有机体，它那象征、朦胧的美为鉴赏者留下了较大的创造空间，解诗者对作品本体的理解过程不是单纯的接受过程，而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再创造的艺术思维活动的过程；再次，解诗学是对现代诗本体理解歧异性的互补。因为，现代诗总是通过象征、意象、暗示、隐喻等种种艺术手段表现自己内心的感觉世界，在追求一种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的艺术效果中，吐露自己隐秘的灵魂，使作品蕴蓄着丰盈的内涵，因此，鉴赏者也就可以对它作多种理解。序言给了读者一把入门的钥匙。为了进一步引起读者的思考，他还写了七篇《解诗小议》，放在七个部分的诗前。在七篇小议中，孙玉石教授以随想式的散文笔法，阐述了解诗中的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指出诗是可解的，“一首诗不应是一个解不开的永恒的谜”（《导读》第19页）；强调解诗者（读者）的悟性，智慧、想象是达到理解现代诗的途径，是架起读者与作品之间桥梁的三根支柱，在解诗者自身素养中还应具备多向性的思维，这样“方能走近那复杂的美的本体”（《导读》第455页）。这就进一步给读者一种引路性的思考了。

该书的主体部分是125篇的解诗文章。作者所选诗篇，都是这个世纪初至30年代末的一些现代诗人的难解的诗，然后逐篇加以解读。例如，废名通佛道，尤精禅理，他的诗观和宇宙观中有许多东方古老的哲学——禅宗。选在《导读》中的九首废名的诗，较之其他现代派诗作可能更难于理解。象废名的小诗《海》是一首地道的禅宗“公案”诗：“我立在池岸，/望那一朵好花，/亭亭玉立/出水妙善，——/‘我将永不爱海了。’/荷花微笑道：/‘善男子，/花将长在你的海里。’”有的鉴赏者认为，三十年代初期，白色恐怖，斗争残酷，诗人借物抒情，在这首诗里以大海的担当精神激励自我。大海是担当精神的象征，表现对现实的无所畏惧和宽容，赢得这种境界，自我与自然才能更和谐的共存。孙玉石教授认为：现代诗有深藏的多义性。鉴赏者的上述理解固然可以自成一说，但它忽略了作者精于佛教神道这一事实。因而对“海”、“荷花”这些有浓郁神味的意象就看得过实了。鉴赏者的悟性与创造者的悟性没有对接。在佛家看来，人生如无边的苦海，有许多的牵累烦恼。而荷花则是至美妙善境界的象征。悟性使“善男子”领略了至美妙善的境界，也便自然地摆脱了世俗的牵累而进入身心的完全自由。“荷花”对于这首诗即此意。他认为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这首诗更接近了诗人原有的悟性圈。因而，作者从禅宗认识事物的方法——趋近法入手，从物体的内里去观察它、认识它，使自己从心里变成这物体的方法，解开了这首诗的谜，于是“美的诗境在云雾缭绕中浮现了”（《导读》第404页）。《导读》还对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这些在30年代曾大放异彩于诗坛的现代派著名诗人的诸多名篇一一解读，不仅使这些多年来被淡忘了的歌声重新走入更多读者的心灵，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难诗的解读、分析，给读者以解诗方法上的启迪。每篇解诗文字长则三、四千字，短则千余字，一反过去的赏析性文章以疏证释义为主的方法，而是“从意象的联络和语言的传达入手，一层层挨着剥开去，弄清每一个意象、比喻（显喻和暗喻）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每行诗句和每个词语的相互联系”（《导读·代序》）。既从整体上把握了诗歌的总体情绪，又将每行诗句中的每个意象、词语的内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分析得清清楚楚，使全书做到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这些文字即使是对现代诗的鉴赏行家，也会感到颇有新意，而对于有兴趣于此的读者，更是大有获益。孙玉石教授的解诗文章还特别注重对产生每首诗的背景知识的介绍，他利用占有资料多的优势，广征博引，这种背景知识对解难诗尤为重要，它能更好地帮助读者了解、鉴赏、解读这些当年“嗅之馥郁的文化景气”的诗歌。

总之《导读》是一部“超前性”的论著，它不仅在理论上超越了前人，而且，在思维模式、观念形态上也超越了前人。牛顿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说我所见的比笛卡尔要远一点，那就是因为我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的原故。”不待说，研究工作要有所突破，研究者就必须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从前人已达到的高度上攀登，更上一层楼。《导读》就是这样一部走向中国现代解诗学“巨人之肩”的阶梯的书。《导读》是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书。它的突破性的成就在于：使现代解诗学从非系统理论形态走向系统的理论形态，为中国现代解诗学领域打开了一个缺口。

（高少峰《继往开来—读孙玉石主编〈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1期。刘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