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学，在国外早已十分发达，出版的传记作品也多种多样，各呈异彩，有《托尔斯泰评传》那样谨严、扎实的学术专著，也有《贝多芬传》那样省略琐节的心理传记，还有《梵高传》那样的长篇传记小说。而且，同一个传主，还会出现各种迥然相异的传记，不仅拿破仑、莎士比亚等巨子的传记为数甚多，就是卓别林这类艺术家的传记，也不下数十种之多，各有各的视角、写法与主观色彩。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就在于传记作品并非是传主生平、史实的资料长编，而应该是传主的客观本体与作者的主观体悟的融会与契合。只有这样，才可能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百部莎士比亚传有一百个不同的视角与写法。否则，千人一面，百传一腔，传记学就只能走向枯萎。

在我国，传记学也有悠久的传统，近十余年来又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与国外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其中主要的差距，就是视角、结构、写法过于单调，缺乏变化。

然而，在我国传记中也有一个走在世界前沿的领域，这就是鲁迅的传记。迄今为止，鲁迅的各类传记，加上修订版的，已有14种之多，倘若加上香港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和唐弢未完成稿，则达种。在我国人物传记中，是无人可及的。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就学术性与多样化来说，鲁迅传也属上乘。因此，认真总结鲁迅传记写作的经验，无论对鲁迅研究，还是对中国传记学都是有意义的。

在16种鲁迅传中，彭定安占有两种。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35万言的《鲁迅评传》，以宏放的气势与澎湃的激情在鲁迅传记文苑中独放新花。以后又反复修订、增刪，最后干脆重写，从总体立意上，以“走向鲁迅世界”为视角，以描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理解、诠释为主要目标，来构筑一个“理解与接受”的世界——这是1992年5月辽宁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走向鲁迅世界》。

这部洋洋70万言、装帧精美的厚重著作，进一步提高了鲁迅传记学的品位与档次，也为中国的人物传记写作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对这些宝贵的经验，值得从理论高度上认真加以总结。

概括起来说，彭定安对鲁迅传记写作、以至中国的传记学理论建设做出了如下贡献：

结构的多维性与笔法的多样化。鲁迅的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如作者所说是一个“双相结构”世界，既有世界万事又有对世界万事的评议这样两个既相区别又相结合的主客体世界。而根据对鲁迅这个“世界”的观察、理解与诠释所建构起的“理解与接受”的世界，同样是极其复杂的，如有的评论者所概括的那样，包含四种质素：人类历史中的中国近现代史及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面面观；鲁迅本体，他的生平、思想及作品；浸染了作者个性色彩和诗情的鲁迅形象、他的方方面面；与鲁迅产生和声、发生共振的作者本人的理论天地与情感世界。要把如此多重组合、极其复杂的主、客观世界淋漓尽致、系统全面地表现出来，依靠单线式、单维体的平面结构与单一化的叙述或议论、抒情笔法的确是力不可及的。而正是在这个难点上，彭定安显示了他的驾驭能力与抒写才华。彭著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铺陈渲染与布局架构，做到既汪洋恣肆、挥洒自如又剪裁合度、井然有序。面对复杂、流变的“鲁迅世界”，作者以时间为经，以鲁迅的几重世界为纬，采取总体的、宽阔的视角，构筑起一个多维性的立体框架，运用多样化的不同笔法，全面系统而又分步骤、分侧面地描述他所理解和试图诠释的“鲁迅世界”。例如第一章“人间冷暖：鲁迅世界的诞生”，开端引用鲁迅自传的一句话说明他来到人间，然后从点拓展到面，渲染、烘托世纪末动荡与激变的时代背景，又从大到小、从世界到中国、到绍兴、到周家，逐层聚焦透视，幻化出“绍兴：浩翰世界的美丽一角”这一幅彩色宽银幕电影一般的优美画面，随后从静到动，描绘孩提时代的鲁迅向知识的世界走去。章节、段落之间的递进、组接，很有些象电影导演剪辑、组合镜头时所使用的蒙太奇手法，各单元的小标题也甚为显豁、精美。这样就恰到好处地处理了背景与传主、外部与内心、主流与支流、总貌与细部的关系，自然巧妙，错落有致，有总论，有分述，有描绘，有抒情，有论析，有勾勒，手法多变而从容不迫，于洒脱中见章法，自由中显谨严，宏放中含精细，做到结构恢宏与评述精深相统一，热烈诗情与冷静理性相融通。这样，作者汹涌澎湃的诗情，就不是虚飘和悬空的，而是有条不紊、扎实深厚地渗透进充实、深入的学术理论分析当中，使文学艺术性与学术理论性兼而有之，熔为一炉。彭著这样的结构与笔法的确是值得重视的，不仅把鲁迅传记写作推向一个高峰，而且为整个传记学开出了新生面。

切入的精密性与论析的深刻化。鲁迅研究学术史的总趋势，是日益朝着切入的精密性与论析的深刻化方向发展，后起的鲁迅传记也必然要符合这一总趋势。彭著正是这样做的。书中关于《彷徨》与《呐喊》差异点的论析，正是切入精密性的明显标志。历来的鲁迅研究者，总习惯于把《呐喊》、《彷徨》作为统一体进行综论，很少切入进去分析鲁迅在创作这两部小说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彭著则打破了这种研究格局，列专章分析了鲁迅从《呐喊》到《彷徨》的思想变迁与艺术精进，认为鲁迅创作《彷徨》的时候，“在创作上，题材、人物、主题、艺术手法，特别是艺术素质上，都有了重要的变化。”从题材上看，是从《呐喊》对农民灵魂的解剖转移到《彷徨》对觉醒知识分子的解剖；从创作心理的深层次看，则是从自己所愿意遵奉的某种“将令”和“约束”，转为“布不成阵”之后的思路较无拘束与余裕之心：“想象和构思所用的素材，由往昔的寂寞时光中不能忘怀的惊心动魄或魂牵梦萦的旧故事，转向今日的现时的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事了；他创作时的心理活动，开始由激动的、摇曳的、变幻的，转向平静的、舒缓的和平实然而悠悠然的了。”于是一方面艺术上更为精到圆熟，另一方面又含着一点苦涩之味。其实，这一时期，鲁迅正处于作家的最佳创作心态中，不仅彭著的这一精密切入是必要的，而且值得后来者写成一部断代的鲁迅评传：《〈彷徨〉、〈野草〉时期的鲁迅》，对鲁迅这一时期的社会处境、人际关系、思想变化、创作心态、艺术境界等等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评析。这种断代性、专论性的评传，如果问世，必然在鲁迅研究与传记文苑中独放异彩。彭著之所以能进行较前人更为精密的切入，与作者长期潜心于创作心理学研究、并有煌煌巨著出版是密不可分的，而该书的最深刻之处也正出现在这一领域。全书专辟了“艺术思维与艺术世界”这一专题，共分8节，放在各章中进行既具专门性又有延续性的论说，对鲁迅创作心理、创作意识和艺术思维的诞生、形成、发展、演化和各个时期的主要特征都有所评议与概括，形成彭著的一个突出特征。其中最精彩的是“蚌病成珠”一说，认为鲁迅一生的种种不幸与悲剧，促成了他的创作业绩，如同蚌生病才能形成珍珠一样，造就了他创作的美学风格：冷峻、深刻、独特。这一说法，的确是彭著论析深刻化的标志之一。

彭著之所以取得以上成就，除了作者自身具有诗人兼学者两种素质并有过不幸与悲剧的遭遇之外，还有三点原因：其一是具有高度的主体自觉意识，明确认识到：“只有带有主观色彩、主体体验和‘自身情怀’的客观——主观描述，才不仅是有个性的，而且才是必要的”。这一主体精神始终贯串于他的鲁迅传记写作中，而主客观的辩证法正是这样，在表现出鲜明个性与主观色彩的同时，传记也更加与鲁迅的客观本体相契合，相融通。其二是作者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对鲁迅世界加以描述的工作，坚持不懈地顽强描述了五次，一次比一次更接近鲁迅的本体，也更闪烁主观色彩。其三是作者时刻关心着、审核着整个鲁迅学界对鲁迅的理解，“水涨船高”，伴随着整个鲁迅接受史的不断发展，自己对鲁迅世界的描述也不断提高，反过来又引导读者更为自然而深入地走向鲁迅世界。

当然，中华民族对鲁迅世界的理解与接受是不会穷尽的，彭著进一步开扩了走向鲁迅世界之路，却并没有终止这条理性之路，后来者必定还要继续走下去。而彭著的美中不足之处，正是未来之路的启悟。

我认为彭著主要有以下三点不足：

其一是整个时代背景有需要进一步反思之处，究竟应该怎样评价20世纪上半期的世界历史进程？怎样看待20世纪下半期、特别是最后十余年的曲折与反复？为什么上半期会出现鲁迅以及罗曼·罗兰等转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后半期却出现了逆反？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去进行宏观思考。伴随着这种思考的进展，对鲁迅的宏观理解可能会出现惊人的突破，新的鲁迅传记也可能随而产生。

其二是写鲁迅的种种不幸与悲剧、并提出“蚌病成珠”说是非常可贵的，但仍嫌开掘不够，甚至有所遗漏。例如第一章人间冷暖：鲁迅世界的诞生，对少年鲁迅在父亲死后所遭到的势利小人的欺侮写得很不够。其实，这种欺侮，族人的逼屋与衍太太的中伤等等，对少年鲁迅的刺激是非常深重的，使他由此认识了世人：在“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途路中”，“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因而被迫逃异地，走异路，这些挫伤，可以说一直象阴影一样笼罩着鲁迅的一生，直到死去，是鲁迅性格形成的极为重要的心理潜影。忽略不写，实在可惜。

其三是纵然在鲁迅创作心理探索方面有许多闪光的见解，然而在对其它一些问题的分析与概括还有一般化的泛泛之论，缺乏独到的中肯论评，例如对《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拟编入《夜记》的最后杂文，这种临终前回光返照式的登上思想艺术峰顶的千古绝唱，就没有进行必要的评析，令人有笔力欠足之感，也是一种缺憾。

然而，尽管如此，彭定安同志积大半生心血凝结而成的巨著《走向鲁迅世界》，已经是对鲁迅传记学的重大贡献了，我们应该深深地深深地感谢他！

（张梦阳《论彭定安对鲁迅传记学的贡献——评〈走向鲁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