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大中写作的《赵树理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从两方面概括了传主赵树理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其一，赵树理是第一个自觉地、始终如一地描写农村生活的著名作家，是一位农民文学大师。他的历史功绩在于深入地、具体地表现了我国农村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复杂而艰巨的历史变革。近几十年来我国农村所经历的每一场重大斗争，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他塑造了一大批农村各式各样的人物。这些人物经历了从闲关锁国的封建式的小农经济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痛苦转变。其二，赵树理很好地解决了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这一重大问题，成为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我国文学新时期的杰出代表。赵树理所以能在艺术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成为继鲁迅之后描写农民生活的最伟大的作家，除了他对中国农民的挚爱和对农民的深刻了解之外，他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执着追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评价赵树理的伟大贡献时，自然遇到了一个对于以农村为写作题材的作家们普遍成为问题的问题，这就是，作家们描写了农业合作化、公社化，而这些农村变革的大事又在历史的发展中显示出了我党政策上的某些失误，该怎样评价这些作品呢？董大中也遇到了这样棘手的问题。他试图解决这个难题。以《三里湾》为例。他说：“这部小说便是作家献给我国人民的一幅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丽画卷。当然，由于作家自己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和当时农村工作指导上的缺点、错误，小说在具体描写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把范登高作小买卖、把‘糊涂涂’一家和袁天成对社的糊涂认识都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很不妥，但它的总的精神是对的，它所歌颂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他只是说“由于作家自己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和当时农村工作指导上的缺点、错误”，而导致了“小说在具体描写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而在总体上，他对小说是予以肯定的，特别是小说人物的艺术价值，作品的艺术创新（如行动描写的高度细腻，时空和日常生活内容的凝缩化，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等）。对于赵树理后期八篇小说的评价，则更见难度。董大中关于赵树理这一段创作道路上的“特殊时期”是这样评论的：“赵树理这一时期的作品，艺术性并不高，它的恒久的价值是在思想性上。这一时期的赵树理，与其说是一位作家，不如说是一位思想家；与其说在进行创作，不如说是在进行斗争。特别是从一九六〇年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他以对农民生活的深切了解和对一九五六年以后农村工作中浮夸不实之风的严重不满为基础，面对‘大跃进’以来在农村恶性泛滥的极左思潮，他通过自己塑造的人物形象，‘在边边上’敲了一下。这表现了一位作家的‘反潮流’的独立思考精神。当然，他不能站在那股潮流面前说‘你错了’。他‘在边边上’敲，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写《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等篇，使用了社会主义文学的‘肯定原则’。……通过肯定在当时来说不应当肯定（尽管也不是应该否定的）的事物，来达到否定当时那种浮夸不实之风的目的的。这是赵树理鞭挞时弊的一种巧妙手法，是他的现实主义成熟的一种表现。”董大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是的，赵树理毕竟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使自己离开地球，如果他能活到二十年之后的今天，也许他就不会使用那样的笔法了。

作为一部评传的作者，董大中又像一位执刀临床的严峻的外科医生一样，把传主的历史局限、创作的不足与失误、以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放置于他所经历其中的四十余年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艺的大背景和大时代上，作了鞭辟人里的、恰如其分的论析。他认为，赵树理一生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持有狭隘的片面的理解，乃是他未能创作出，特别是后期未能创作出具有巨大概括力、能够反映出我国农村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的鸿篇巨制的主要教训之一。作为例证，作者着重剖析了赵树理1949年6月所写的《也算经验》中所倡导的“问题小说”这一文学主张，指出他的这一曾经得到评论界广泛肯定的文学主张，把“问题小说”狭隘化为“在工作中找主题”、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所碰到的“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其结果，是“把他那本已十分狭小的创作圈子又作了收缩”，“不是推动了、促进了他的创作，而是限制了他，因此应该加以否定”的。作者还认为，赵树理这一主张的提出以及到后期还坚持不懈，使他的创作处于两重矛盾的境地，即：政治上一贯反对左的思潮，而在文艺方针上却又陷于左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拥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以及创作所必备的才能，而创作实践却又踏上了一条狭窄的小路。从理论和实践上剖析赵树理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偏狭观念及其对创作的危害，是一个非常必要、非常严肃的课题，也是正确评价和认识赵树理这样一个对现代文学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作家的钥匙。

作者还正确地指出，赵树理背着一个“熟悉生活”的包袱，而没有在扩大生活和深入生活底层去进行分析这两个方面下苦功夫，这就不能不使他对生活的描写流于肤浅，仅仅停留在政治关系的表面层次，远未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揭示出生活的底蕴。同时，赵树理受到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的制约，一种天然的农民式的闭关守旧心理和排外情绪，严重地妨碍着他对异质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从而使自己的写作处于某种封闭状态之中，难于自我突破。

（刘锡诚《翔实的史料与严谨的论说—读董大中〈赵树浬评传〉》，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刘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