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出版）

全书八万字，由引言、新兴商人的崛起、新兴商人的发迹、新兴商人的没落、新兴商人的结局、新兴商人的典型意义及余论等七部分组成。清代批评家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这种评价有它充分的理由。《史记》为发愤之书，其用意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金瓶梅》的作者远超司马迁，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的时代脉搏，勾勒出了新旧交替时期的变迁轨迹。本书结合明代的历史背景，比较详细地考察了《金瓶梅》世界中各种商人阶层的种种活动，包括他们的发迹经过、金钱背后的权钱交易、荒淫无耻的生活以及可悲的下场。在引言中，作者曾这样设想：如果历史能够善意地促使《金瓶梅》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也能像西方人那样追寻历史发展的步伐，如果历史不是无意地和中国人民开了个巨大的玩笑，让经济、文化更为落后的清王朝取代朱明王朝，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东方帝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呢？经过细致的分析，作者在“不是结论的余论”中不无遗憾地指出，如果历史可以重演，这种设想也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不妨客观地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留意一下上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新教伦理之教义的话，那么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他们的理论家十分强调诸如公平原则、契约精神、进取意识和角色规范，藉此协调社会的稳步发展。比如说在英国功利主义的主张中实际就包含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德国和俄国的“合理利己主义”中的“合理”二字包含着相当多的带有自我约束色彩的诫和劝谪；而新教伦理不仅有一套调整人际关系的规则，如诚实、守偌等，而且还有一套带有禁欲色彩的宗教哲学用以导引灵魂抵御物欲的肆虐，并提供精神上的动力。而在中国，像西门庆那样赚了钱的富翁们缺少的正是这种公平原则、契约精神和角色规范，缺少一个实业家所应具备的起码的素质。他们所具有的只是“进取意志”——可惜不是自由平等竟争的意志，不是扩大再生产的意志，而是贪求享乐的意志。西门庆的悲剧结局早已预示了他所代表的那个新兴商人阶层最终只能走向罪恶和隋落，指望他们健康地发展，并把我们古老的东方帝国推向繁荣发展的资本主义轨道，那简直是象天方夜潭一样虚无飘渺。这是《金瓶梅》商人形象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