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的小说近代变革中，很少看见有象中国与日本如此相近的，然而两国的小说后来还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分析比较中日两国小说近代变革的同异，找出它们的原因，有助于认识中国近代小说的某些问题和局限。

首先，在小说的近代变革之前，日本虽曾产生过象《源氏物语》这样的名著，但是小说在日本的地位仍然极为低下。文坛上流行的是江户时代的游戏小说和劝善惩恶小说，作者只敢谦卑地自称游戏作者。这种状况与中国极为相似，中国古代小说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象《红楼梦》这样的名著实属凤毛麟角，大部分中国小说也是游戏的和劝善惩恶的作品，小说家不敢自居为文学家。

其次，日本在70年代开始翻译西方文学。丹羽纯一郎在回日本的船上阅读了英国李顿的政治加爱情小说，情不自禁地译成日文。与他同时，川岛忠之助译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新说八十日世界一周》。中国翻译西方文学开始得比日本早，70年代日本翻译班扬的《天路历程》就是从中文本转译的。但正式形成热潮却是在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和梁启超翻译日本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之后。梁启超也象丹羽纯一郎一样，1898年亡命日本时在赴日的船上第一次读到日本政治小说，情不自禁地译成中文，把外来的政治小说视为本国小说的模版。日本提高小说的地位，开始走的是小说向政治靠拢的道路。而中国提高小说的地位，也是在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中国纯粹的政治小说在数量上虽然不算多，但在当时却起了主导作用。

第三，在日本的政治小说浪潮过去之后，文坛上执小说牛耳的是“砚友社”。他们将文学视为半娱乐的享乐品，同时不顾田口卯吉等人提倡“言文一致”的要求，不用口语文体，模仿历史上“元禄时代”的“西鹤体”创作小说，在文辞的华丽上下功夫，以迎合时尚的媚俗为特征。中国在晚清“小说界革命”退潮后，也出现了一个“鸳鸯蝴蝶派”，将小说视为游戏消闲的消遣品，置晚清便已提倡的“言文一致”于不顾，而致力于用古文和骈文来创作小说。

第四，在“砚友社”之后，日本作家意识到确立自我和追求个性自由的必要，强调文学同现实作斗争，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小说，而中国则在“五四”前后出现了成批的作家，探索非“游戏”和非“实用”的“为人生”小说，“新文学”逐步成为文学的主流。

显然，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几乎是在亦步亦趋地重复日本小说近代变革的阶段。它们之间的时间差开始是20年，一直到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之际，两者的时间差才缩短。事实上，当时中国小说变革的倡导者们也确实提倡学习日本。

尽管如此，二者的变革也有不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导致了两国小说后来的分野。日本户田钦堂创作的第一部政治小说《民权演义情海波澜》问世仅仅5年，坪内遥逍论小说的专著《小说神髓》即已发表，它批判了功利主义和戏作娱乐小说的游戏性，强调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主张在小说创作手法上要模写世态人情。又过了两年，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以深刻细腻的心理描绘和言文一致的新口语风格以及对人生独到深刻的观照而成为日本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小说。中国也有王国维力图借助西方文学观念否定政治小说，以描绘人生，探究人生真谛为小说的本质。但是王国维的主张当时几乎没有发生多大影响，类似《浮云》的作品要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才发表。

另一方面，在强调小说为政治服务和否定传统小说上，中国比日本更坚决。梁启超在尚未读到日本政治小说之前就已断言，中国传统小说是“游戏恣肆以出之。诲盗诲淫，不出二者”。其他新小说家要肯定《水浒传》、《红楼梦》，也是从政治上加以索隐曲解，实际上是对古代优秀小说传统的否定。

日本在国外的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学习英国的政治小说，也学习英国的莎士比亚和表现人生的近代小说。相比之下，中国的留学生和在日本的流亡者就显得心胸格局过于偏狭。除了鲁迅、周作人等极个别的留学生之外，在日本发动“小说界革命”的作家评论家居然没有注意到当时已经在日本小说界占指导地位的《小说神髓》以及正在取代《小说神髓》的更为近代的北村透谷的文学理论。他们也忽略了已经在日本小说界占主导地位的表现人生的近代小说。

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很早就从近代小说中消失了。日本近代作家感受到陈旧环境的沉重压力与中国作家是相似的，但是日本作家还是注重抒写人的痛苦，而不是以文学来救世。在中国的近现代小说中，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常常若隐若现地残留着，象郁达夫的《沉沦》，抒发的明明是个人的性苦闷，却要把这种苦闷归结到祖国不强大，找出一个政治大题目。以文学救世的意识始终笼罩着中国作家，难以深挖人的内心世界。

中日小说近代变革的相同相异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它是由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西学输入前，儒学在日本有着广泛的影响。正是由于共同的儒家文学观念的统治，日本和中国要提高小说地位，就不得不走依属政治抬高身价的道路。中国的士大夫很容易地接受了日本的政治小说，在日本的中国流亡者留学生大多都去模仿政治小说，而对占主导地位的日本近代小说持拒斥态度，可以说都是出于儒家文学观念。由于中国的儒家文学观念比日本更甚，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强，对小说的艺术也就更为轻视。日本的政治小说大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中国的政治小说往往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主要人物作为思想传声筒的任务一旦完成，作者便失去了做下去的兴趣。

然而，儒家文学观念对于日本来说，是外来移植的观念，日本有自己土生土长的文学，它与中国古代的“诗教”、“文以载道”、“以文治国”的观念不同。日本很少有作家诗人以文学获取功名而成为官僚的。日本文学远离政治，仅仅作为一种纯粹表达感情和精神享受的手段追求“物哀”、“幽玄”等境界，表现民族心理深层。偏重于个人内心的开掘是日本本土文学的一个特点，而这一传统与西方近代文学观念是相通的。反观中国，佛道文学观和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优秀小说传统，本来是最接近于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然而由于近代中国创巨痛深的局面，出于救国的需要，儒家文学观急剧膨胀，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佛道文学观退缩了，《红楼梦》为代表的优秀小说传统在小说近代变革的开始就遭到否定。这就是王国维的新型美学思想虽经提出，却得不到呼应发展，反遭扼杀的原因。

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极为重要。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读者的审美趋向往往决定了文学的发展趋向。日本在提倡政治小说时，已经大量发展大学，日本的留学生也远比中国活跃，形成近代小说的社会基础，中国“小说界革命”开始时，清政府刚刚在考虑颁布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还在试办阶段，科举还未罢去。这就使得中国的“小说界革命”只能以急于“救亡图存”的士大夫为主体。他们承担变革小说的历史使命，可他们的文学观念又是旧的，无法成为真正“近代小说”的社会基础。仓促上阵的“小说界革命”只能是不足月的“早产儿”，注定不可能完成中国小说“近代化”的历史使命，而必须以“学生”为主体，再进行一场“五四”文学革命。

（原载《社会科学》1992年第9期，原文6000字，王飙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