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天津教育出版社编辑的《学术研究指南丛书》之一，也是第一部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专著——这也许已经可以说明这部著作的价值：对于一切有志于从事或希望了解近代文学研究，和许多正在从事这一研究的人，它将会起一种“指南”作用；而在近代文学学科发展史研究方面，这部专著无疑具有开创的意义。

全书系统、详明、切实地梳理、评述、总结了自“五四”以来七十年中，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研究成果。作者在“绪论”中回顾了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和经历的曲折，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而且包含了对这门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其存在的基础和价值、研究体系和发展方向等等的探讨。《概论编》、《诗文编》、《小说编》、《戏剧编》按专题概述了七十年间主要论著的主要论点及研究角度、方法的变化，包括对整个近代文学断代、分期、性质特点，中外文学关系和文学思潮研究，对几种文体的总体研究，对不同文学时期、主要流派和文学运动研究以及重点作家、代表作品研究，内容丰富，叙述全面。最后《资料编》扼要介绍了34种近代文学作品总集，丛书、类编，41种作品选注、笺注、校注本，93种研究专著，12部近代文学史著作，36种研究资料和近千篇主要论文，搜罗宏富。可以说，七十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主要著述，大体已备于此。

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是不仅要掌握关于研究对象的资料，而且必须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没有后一个条件，不可能在学术上真正有新的发现和创见，而且会造成重复劳动。而这种重复性的“学术浪费”现象这些年来已屡见不鲜。这是学术水平提高缓慢的原因之一。因此，这部专著应该视为近代文学基础建设的重要成就。但还不止于此。由于作者掌握较丰富的资料并经过整理概括，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书中注意尽可能介绍一些港、台和外国学者的观点）、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观点集中在一起，就可能发现或启发人们思考一些新的或尚未注意的课题。例如关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的讽刺艺术，从鲁迅说过“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恶谥”之后，多数人都承袭这种评价。而书中着意介绍了台湾陈幸蕙的观点：“婉曲的讽刺，并非讽刺小说的不二法门”，“以辛辣、令人难堪而激愤的语调，挟以轻蔑和道德的义愤，去攻击人类及社会制度的腐败与罪恶，也未始不具有相当完整的讽刺精神和道德基础”。这就促使我们思考讽刺艺术理论、近代小说讽刺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和特殊艺术效果，以及评论者的文学观念等许多问题。又如关于章太炎的文学理论，过去人们或者因为他是位革命者而着意肯定政治上的进步，或者指责他的文学定义囿于传统而迹近复古，很少有人注意到50年前的一场争论：胡适称章太炎为古文学的结束人物，而吴文祺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中提出：章氏的文学定义“实是对晚清文学界的一种对症药”，他推崇魏晋文章是因为它“好”，而不是因为它“古”，章太炎对文学修辞立诚、力去浮夸的主张和蔑视文学史上权威的精神，对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看来如何从文学上、而不是简单地从政治上，并且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而不是按照某种既定标准来分析章太炎的文学理论，还是很值得探讨的。本书作者在许多地方也有意识引导读者去思考一些新的问题，或从新的角度去思考一些老问题，有时直接指出目前研究的不足和提出关于某课题发展方向的看法，这对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或许更有意义。

专著以分专题评述的方式布局，显然是为了研究者检索方便。但是全书仍然贯穿着一种“史”的意识。这还不仅仅指绪论已概括了学科发展史，而是指作者在评述不同时期的成果时，注意这些成果的历史联系，并且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对其作出学术定位。如关于近代散文的总体研究，作者指出，胡适首先勾勒了近代散文的发展脉络和总体面貌，此时距他所评述的历史未远，带有一种新鲜的感受，基本上是真切的，但有些地方不够严谨，且过于强调语言文字因素。而陈子展除论及桐城派外，又论述了魏晋文，同时把“新文体”和章士钊的“逻辑文”看成有改革意义的文体，这就比胡适进了一步。稍后，钱基博虽无新的见解但对散文流别和发展线索的概貌，有更详细、清晰的论述。而新中国的研究者们，一个突出的优点是力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近代散文流派、作家、作品进行一番清理和评价，但又表现出把文学等同于政治以及简单化的缺点。而到八十年代以来，研究者着重探讨近代散文的变革及其时代特色和过渡性的特点，评价更准确公允，研究面更广，论述也更细致、深刻。这一节评述，具体地叙述了近代散文研究的积累、发展、变化过程，评价研究成果时，也注意放在学术发展过程中辩证地分析，因而较为公允、切实，而且反映出不同时期研究者观念、理论、方法的变化。

其实，学术史本来就不仅仅是以往学术成果的堆积或按时间顺序排列。学术史，实际上是由研究群体学术观念、理论框架、研究视角和方法，乃至文体语言等等构成的研究体系的变化发展，而这种变化又建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基础上。在这方面，似乎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努力。当然，近代文学研究是门年青学科，还很难已经形成独立的成熟的研究体系，本书也是“概论”而不是“史”。不过，作为“概论”，“论”的部分似还可以加强些，作者可以更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史胆和史识。此外，略感不足的是，《概论》缺少了近代词和词学研究这一部分。近代文学有一个特殊现象：诗、文、小说、戏剧各体都经历了一个传统文体衰变和文体新变过程。唯独词，既未衰，也未“革”，而是出现了“词学中兴”。这种现象，三、四十年代已引起重视和研究，近年来也有新的发展，应该有一节专门论述。尽管如此，将来如果出现另一部同类著作的话，一定会首先肯定和感谢本书作者的开拓之功。

（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