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和河南省“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悲壮的沉落》是这部多卷系列专著的第一卷，描述了19世纪20年代前后嘉、道之际至90年代之前光绪前期几乎大半个世纪里文学思潮的涌动、涨落、回漩和流变。这大半个世纪，正是中国历史舞台上侵略与抵抗、起义与镇压、求变与循旧各种冲突闹得沸反盈天，因而历来为史学家们瞩目的时期，然而，却又曾经是被不少文学史家漠然以视之、淡然以述之，甚至鄙然以斥之的文学时期。关于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研究更形寥落箫瑟，只是在最近十年间才出现了一些论著，但依旧林木稀疏。因此，即使从这层意义上说，这部专著纵非最早的开拓之作，也无疑是这块相对贫瘠的学术领地上一次令人欣喜的收获，一颗丰硕的成果。

不过更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悲壮的沉落》呈现出一种与以往同类思潮史著作不同的、新的学术风貌。作者在思潮史研究的统摄观念、扫描界域、切入视角以至语言叙述方面都显示出较为独特的径路和操作技法，因而几乎在每一章都可以看到给人以启示的独到见解和新鲜的语言。

“文学思潮”如何定义？“文学思潮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如何规定？似乎还没有见到公认的或权威的解说。但是从现有各种文学思潮史著述的大致相同的取势可以看出，研究者通常把考察和论述的重点放在某一时代作家、评论家们以理性语言形态表达出来的文学观念、理论见解、创作主张等等上面。无须对此非议，这是过去、而且可能仍是今后多数思潮史研究者愿意选择的思路和便于操作的规范。不过，至少《悲壮的沉落》已经表明：也许可以有不同的思路而且可能取得成功。

其实，在我们循着固有的路径探索时，就曾经感到一些不安和困惑。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许多文学家除了创作之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理论主张，甚至没有表达过最一般的文学见解，但不等于他们没有“文学思想”。而且作家公开表达的理论见解和他的创作实践未必都是一致的。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已经改变了他的文学观念，但由于缺乏理论的自觉因而重复着前人的套话；也可能某些看似新颖独特的主张只是他自我期望值过高的表现，或者只是自我标榜，而实际上未能挣脱习俗观念的隐性制约，还可能有其它原因。这些事实至少促使我们考虑：要准确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是否应该联系创作潮流？有些时候，创作潮流可能比理论形态更真实地反映出文学思潮的流向。另一方面，文学思潮又是文化思潮的组成部分，并且受一定社会思潮的浸淫因而成为其折光，而有许多作家的文学观念往往包含在他对社会、对文化或学术的思考中，或者表现在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因而社会思潮也应该成为把握文学思潮的必要的参数。不知道《悲壮的沉落》的作者是否事先已明确意识到这些，但这部专著确已摆脱了仅以理论见解为据的单线思维定势，把文学主张与社会思潮、创作潮流联系起考察。这在某些章节的布局中就已体现出来。如第一章。第一节“风云际会和学风士风的转换”着重论述嘉道之际清王朝盛极而衰，海警焱忽，军问沓至，这种风云际会的结果造成经世实学的兴起。士人充当了一叶惊秋的社会角色，以拯道济溺为己任的主体意识和实际参与、问学议政之风形成，由此探究社会思潮对文学思潮的渗透。第二节“言关天下与自作主宰的文学精神”，则从嘉道士人诗文批评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期待视野，以及一些理论主张如魏源的“复性”说，梅曾亮、姚莹的“求真”“自立”说，龚自珍的“尊情”说中，揭示此期文人“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任情率性、自作主宰的创造激情，构成了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第三节“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进而从分析当时创作中的共同主题入手透视士人的文学思想。当然，并非每章都是这样的布局，如果那样就未免机械化了。有些章节如第三章，就以论析宋诗派诗论和桐城派文论为主，结合清初以来复古文化思潮和这两个流派的创作风格，去探测在创新与复古中徘徊而陷入困境的正统文学思潮。有些章节如第二章、第五章则以对鸦片战争诗潮和侠妓小说盛行这两股突出的创作潮流的考察为主，分析形成这种创作潮流的社会心理和创作心理，概括出一个阶段文学思潮的特征。因此从总体上该书是把社会文化思潮、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创作潮流三者结合起寻求文学思潮流变的。

但不应该把这种思路理解为仅仅是研究范围的扩展，这样理解很可能潜伏着另一种危险。正如单纯以理论见解为分析文学思潮的依据而写出来的著作容易和文学批评史近似一样，简单地把创作潮流纳入思潮史论述范围也可能使得思潮史和文学史混同；而如果直接把各种社会思潮如政治思潮、哲学思潮、学术思潮引进文学思潮史论著，那就可能离开了“文学”。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把握三者有机地契合。作者找到一个准确的切入点：作家群体创作心态。“近代民族情绪的初涨与喧闹——鸦片战争诗潮描述”这一章既论及了诗潮的思想内容，也论及其艺术特征，但却显然不同于文学史。作者的目标并不在于对内容和形式的分析评价，而在于“追寻那逝去了的充满屈辱与痛苦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经历了何等艰难的精神历程”。他把“对鸦片战争诗潮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情感流向的分析”看作“是探求一代诗人复杂多变的感情世界和痛苦艰难的精神历程的重要途径。”即使对诗歌意象和客体形象系列的分析，也不停留在得出“诗歌叙事功能强化”这一结论，而进一步揭示在这种艺术形式变化背后诗人的创作意识：“诗人急切地把自己对这场自古未有之变的所见所闻及感受写入诗中，希望为将来与后人留下一部诗的信史”，“将写史意识渗透在艺术构思和审美创造的过程中”，“历史意识向诗美意识的渗透，无形中向古典诗歌提出了强化叙事功能的要求”。无疑，这里谈的是文学思潮，而不是文学史。又如在检讨宋诗派诗论时，作者溯源至乾嘉汉学，指出“宋诗派倡导的学人之诗是清代文化精神和诗歌审美趋向的最典型的代表”，这一点，学术界已有人论及，但作者进一步探测这种文化精神怎样转变成诗人的创作心态，造成“学问至上情结”，“导致宋诗派诗人价值心态的失重和诗歌结构中情感重心的偏移”，“最终使宋诗派由自立不俗的愿望出发，却走上一条险怪偏狭之路”。这样，无论从社会文化思潮，还是从文学理论主张，或者从文学流派、主题切入，目标都指向文学创作的主体——文人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情感、心理、价值标准和审美旨趣等等。而一定时期文学家们的内心世界，文学家的思想，不是“文学思潮”又是什么呢？甚至可以说，那些理论见解、文学主张，作品内容、艺术风格倒是文学思潮的表层浪花，而潜伏在那下面的作家心态才是文学思潮自身，是文学思潮的底蕴。

扫描界域的开阔，是在学术领地是有所发现的条件；努力切入文学家心灵深处去探查，才能对那逝去的时代的文学和文人有真正的同情和理解。而新的发现和深的理解，是学术创见植根的沃土。例如、管同、梅曾亮是姚鼐的高足，是姚氏之后桐城派的中坚，而福建诗人张际亮则被姚莹列为与龚自珍、魏源、汤鹏一样“凌轹一时”的诗人。多数文学史是把他们分列为两派的。张际亮把汉以后的诗分为才人之诗、学人之诗、志士之诗，而以志士之诗为标的，这一则材料前些年被发掘出来且已引起学界重视。而本书则进而发现，管同曾将古文分为文士之文与圣贤之文，梅曾亮也将文分为世禄之文和豪杰之文，这三则材料并列在一起，确实使人感到它们有共同之处。作者从而指出：“对圣贤之文、豪杰之文、志士之诗的推重，反映出嘉道之际士人的文学宗尚和审美情趣向社会功利方向的归依，这种归依趋势，正是经世实学文化思潮激荡的必然结果。“这是对嘉道之际这个过去被文学史忽视的历史段落文学趋势的一种新认识。又如对于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和文学作品，过去的一些文学史著作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近年来又出现一种更侧重于贬斥的趋势。本书作者显然无意于陷入这种争论，正如这套思潮史系列专著主编刘增杰在《前言》中所说：“重要的不是用今天的尺度和价值判断去评判文学先驱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应该把描述的重点放到在文学园地里他们做了什么和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也就是说，重要的是理解前人。作为政治与军事对峙中的一方的太平天国，留给文学的空间是相对狭小的，“战争选择着情感表现方式，又简化着情感需求。它以实际社会功利出发，排斥与政治军事斗争无关的情感活动”。一个为自己的存在而面对严峻斗争的政权很难有其它选择。因此称赞洪仁玕所谓“文以纪实”是要求文学反映现实，或者指责他提出“浮文所在必删”是排斥文学的艺术特质，可能都有点书生气。太平军领袖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围绕建构信仰体系、组织思想情感、陶写英雄意志的目的进行的”，无论是其意在激发英雄主义精神的崇高化倾向，还是以神道力量来补充人道力量的神秘化倾向，“虽然简单、粗糙，却是实用有效的”。而这种政治功利主义倾向并非只属太平天国，与其对峙的曾（国藩）氏集团同样存在，“区别仅在于其政治利益的内在涵义与作用范围不同”。这样理解看来更接近事实，因而其结论也显得较为公允通达。

当然，对这些结论，学术界自可见仁见智。而且有些立论也确似还可斟酌。有时，作者看来对研究对象或者研究结论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而自觉的创新意识（这本身无可非议）可能也强化了这种热情。而在学术研究中，冷静，甚至冷峻，有时比热情更重要，它会使我们在立论时考虑得更周全。例如嘉道士人意识到社会危机的普遍程度有多大，就还可以讨论。此外，在读完五章之后，对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文学思潮总体的、最终的流向，还得不出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因此我们有点担心第一卷是否已为下一卷作了足够的铺垫。不过，也许根据总体设计，这个问题留给第二卷去解决了，那么我们的担心就过早因而多余。所以应该赶紧打住。

（王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