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当前的古典文学研究同其它研究领域一样，无论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均在稳步拓展，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1992年的古典文学学术会议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与以往的学术会议相比，1992年的古典文学学术会议除继续保持了学术质量外，参与组织会议的非学术性单位有了增加，这对今后的古典文学研究和学科的建设与普及将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1992年8月中旬，中国诗歌史及诗歌理论研讨会在吉林省吉林市召开。会议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吉林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来自国内十余个单位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关于中国诗歌的本质、美学特征及其艺术规律的解说；对中国诗歌各个发展阶段的总体把握；对当前诗歌理论研究态势的总结；探讨诗歌史论写作的基本特点和要求及其它与中国诗歌史发展相关的问题。

代表们普遍认为古典诗歌理论研究应当立足当代，增强研究的当代意识，面向中国诗学体系的建构。针对在总体上把握中国诗歌的发展，大会以“名家辈出，高峰迭起；流而不断，衰而不竭；百花竞艳，代代出新”概括描述了中国诗史发展的总体特征。公木认为，中国诗歌由先秦的萌芽到近代的兴衰流变史，经历了古典主义的确立发展（至隋唐）、古典主义终结（两宋）、古典主义分化（元、明、清）和近代四个时期。中国近代文学没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近、现代还没有诗歌高潮。

关于当前的诗歌理论研究状况和态势，会议用“宏观、微观不断深入，互相渗透”来概括。对此，陈伯海提出“寻求宏观与微观汇通”的命题，认为宏观方面不断拓展和微观方面不断深入是近年来诗歌理论研究的动向。作为微观研究最小单位的意象研究，深入下去就涉及到文化氛围，由此微观必然重新走向宏观。另一方面，宏观研究深入下去需要具体化，宏观的文学思潮，民族心理精神都要落实到微观、落实到作品的内部。“微观——宏观——微观”，宏观和微观由此汇通。一部理想的文学史应是这样的大循环史。

研讨会讨论了公木主编的《中国诗歌史论》的写作问题。近年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分体断代诗史的著作已有一批瞩目的成果，但以“史论”方式论诗歌，还是一种新尝试。对于丛书的写作，代表们一致认为应当具有当代意识，充分凸现学术个性，充分吸收近年来诗歌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新的审美价值取向，同时继承批评与鉴赏相结合的传统。

面对古典诗学传统，“五四”以来的诗学传统和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文论研究中国诗歌的成果，如何正确理解、界定，运用诗歌理论的术语、范畴，成为会议讨论的一个焦点。与会代表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诗学批评术语在当前古典诗歌研究中的适应性和优越性，肯定了传统诗学的理论材料和作品都需进一步发掘，同时强调了需要用新的当代的科学的规范语言来表述，把民族审美经验和当代性统一起来，创造“中国诗学”的新的美学范畴。

与会代表还就在宏观的背景下进一步探讨诗歌内部规律取得较为一致看法。认为从主题学角度提出“意象史”是值得注意、有待深入探讨的新命题。有的学者认为，近年的“意象”研究缺乏历史感，单纯的意象研究是文学批评的问题，不属于文学史范畴。如果从“意”和“象”共时性的两方面以及意象的多种复杂组合方式来看，“意象史”就不是单个意象的流变史；将诗歌史视为“意象系统”体系的流变史，可以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另有学者认为，如何将西方文论中的主题学方法引入作为抒情文学的诗歌中来，有待进一步探讨。对作为抒情文学中最活跃因素的意象，静态归类往往是困难的；意象是表现主题的一个手段，拓展为主题，作为主题和“意象史”的中介因素还不甚清晰；意象与主题有联系，但不能完全以主题的眼光看意象。任何一代诗人对前人意象的袭取实际都是创造，与诗人主体特定的心态相关，是“增值”性的。

会议强调，研讨会的目标是要在总结民族诗学理论和创造性吸收中国和西方现代诗学理论的基础上，建构真正的“中国诗学”体系。

与中国诗歌史研讨会召开几乎同时，1992年8月上旬，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了由长春师范学院和日本敬和园大学联合举办的“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大陆、台港及日本、韩国的七十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就中国现存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关于《文选》的版本问题，大陆学者详细考述了古抄三十卷白文本《文选》出现的时间，传抄经过及在校勘上的价值。日本学者据本国所藏《文选集注》及宋明诸本考定李善注单行本的流传系统，指出：以往认为李善注系从六臣注本中辑出的传统看法，应当修订。并细心比勘了《文选》、《文镜秘府论》所录《文赋》及唐陆柬之抄本《文赋》的异同，认为陆柬之抄本与《文镜秘府论》录本属于各种《文选》版本以前的本子，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以抄本形式流传时的原始面目。日本学者还就《文选》诸本任昉作品称呼的混乱情况推断出任昉《奏弹刘整》在《文选》流传过程中有很多增添。

关于《文选》的编者，中日两国学者观点迥异。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坚持认为《文选》系刘孝绰一人所编，曹道衡、沈玉成、郭预衡、穆克宏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刘孝绰、王筠均是主要编者，萧统的作用亦不容忽视。说《文选》为刘孝绰所编，但不收其父刘绘文章，不收其舅王融诗歌，令人不解。说王筠编也有疑问。王筠早年读沈约《郊居赋》，深得沈约赏识，引为知音，何以《文选》不录此赋？在没有发现更有力的证据前，还不能轻易否定萧统是《文选》实际主持者的旧说。

研讨会还就《文选》分类及所收诗赋研究；《文选》体现的文学思想；李善注及五臣注；文选学及其新课题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初步商定，以郑州大学为中心，编纂《文选集成》，包括《文选书录》、《文选集校》《文选汇注》、《文选辑评》、《文选学史》、《文选新注今译》等。

《金瓶梅》自问世以后，在明末即被目为四大奇书之一，并早已流传海外。日本于十八世纪末，欧洲于十九世纪中即有人研究和评介，至今它已有了日、英、法、德、俄等十三种译本，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热点。1992年6月，在山东枣庄举行了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近一百三十位中外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当中有我国著名的吴晓铃教授、王利器教授，有法文本译者雷威安教授和德文本译者已故祁拔兄弟的后裔维伯夫人和伯尔纳夫人。他们分别向大会赠送了上述两种文字的足译本。台港著名金学家魏子云和梅杰也参加了讨论会。海内外学者对《金瓶梅》一书的作者、成书过程、思想主题、语言艺术、性描写、对《红楼梦》的影响以及对它的审美评价等，都做了广泛的探讨。关于作者，近年来的探讨集中在王世贞、李开先、屠隆、贾三近乃至王穉登诸人身上。这涉及到它的成书到底是明嘉靖时期还是万历时期，或者其间的隆庆前后，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他是不是作者？因此，除了文本分析的途径以外，存在着对于明代万历以来有关《金瓶梅》一书的文献资料，诸如袁宏道、董其昌、谢肇淛等来人的书信、序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的有关记载的考证和不同阐释。成书过程又有文人独立创作还是集体创作经某位作者统一成篇的不同见解。

对《金瓶梅》评价的反差之大，是古代小说中最突出的。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它至少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对《红楼梦》的产生有过重大影响。有的学者提出了“《金瓶梅》呼唤对它的审美”的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要防止对它的溢美倾向。

在大陆召开中国诗歌史及诗歌理论研讨会一个月后，由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诗学研讨会于92年9月在台湾彰化市举行。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央大学、成功大学、中山大学、高雄师范大学以及彰化师范大学的诸多学者，就中国诗学问题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黄忠慎《惠周惕解说二〈南〉诗篇之检讨》是作者在《惠周惕〈诗经学〉基本问题论述之检讨》一文基础上对清代惠周惕《诗说》所作的全面评价。游志诚《旧诗诠释学之一论》结合颜昆阳《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一书，就读诗解诗的方法论问题直抒己见，同时还对大陆“鉴赏热”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关于以意逆志的读诗方法论的讨论，给予了较多的肯定评价。耿志坚《唐宋金近体诗协韵通转之比较研究》，张简坤明《近体诗中“倒装”析论》等文细致分析了近体诗创作在形式技巧及用韵方面的一些特点。陈炽彬《李贺诗里的宗教意识》、李丰楙《唐人游仙诗的传承与创新》等文专论唐代诗歌。张高评的《艺术换位与宋诗特色的形成》从宋诗“以文为诗”的特点探讨了宋代诗风形成的诸多因素。龚显宗《诗笺评价》、李瑞滕《涕洟谈国事，飘泊诉游踪——试论刘鹗的〈铁云诗存〉》等文论及清代诗学，如龚文，不仅评述贺贻孙《诗笺》本身价值，还探寻了《诗笺》源流及其与当时诗论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些文章论及了诗歌与相关文体的互相渗透与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为推动和促进全国中青年古典小说的研究工作，检阅全国中青年古典小说的研究力量，首届全国中青年学者古典小说研讨会于92年10月在天津召开。此次研讨会由天津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及天津社科院等九单位联合发起，来自北京、天津、江苏、山东等全国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中青年古典小说学者共60多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就古典小说的民族传统、艺术形式、小说观念与界限问题、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小说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关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评价问题、中青年古典小说学者的学术使命、古典小说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古典小说研究如何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大潮等问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

本年度的相当一部分古典文学学术会议是以文学大家为研讨命题召开的，从而成为92年学术会议的一个特色。

3月27日，由湖南省常德市政府主办，市社科联、文联承办的陶渊明学术讨论会在常德市桃源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学术论文四十余篇。讨论会对陶渊明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回顾，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许多代表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仅仅注重二、三流作家的倾向是片面的。大作家与二、三流作家的关系是相对的、辩证的，没有对大作家的深入探究，对二、三流作家的研究也很难取得全面的成果。陶渊明上承风骚，下启唐宋，其影响之深广，在古代文学史上是极为显著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拓。

陶渊明的仕与隐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有的代表认为，陶渊明一生中曾五次出仕，其基本动因都是为家贫、为口腹，所谓“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任彭泽县令，也仍为口腹，非为理想而仕。这表面上似贬低了陶渊明的人品，实际上更能真实地揭示出他求仕的复杂心态，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有的代表提出，关于陶渊明的归隐，过去论者多强调外因，忽视了内因。《感士不遇赋》说：“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称情”二字，便是陶渊明归隐的主要原因。“称情”与“适性”的提出，体现了一种全新的人生理想，是魏晋思想的重要标志。

关于陶渊明和阮籍，有的代表做了细致的比较。阮、陶都处于易代时期。阮为魏晋易代，陶为晋宋易代。两人对易代过程中斗争之残酷、手段之阴险毒辣都有深切了解，经历也有相仿之处。阮籍主张任自然，同时维护真名教。陶继承阮，其思想作风与两晋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对伪善面孔疾恶如仇，是两人共同的性格作风。反映在诗歌创作上，都有咏唱高志、壮节的诗，咏叹忧生、不遇的诗，怨愤易代、寻求自由解放的诗。陶诗也有慷慨使气的，有金刚怒目、直抒慷慨豪壮之情的。从这一角度看，两人都继承了建安精神。从建安到晋末宋初的二百多年中，阮籍和陶潜都不愧为继建安之后独出众表，前后辉映的杰出诗人。

有的代表就陶渊明与酒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论述了陶渊明的酒神精神及其对后代的影响。认为中国艺术与中国酒文化有三重契合，一为苦闷的象征；二表现为诗酒乐天真；三表现为文艺家将酒作为其精神的避难所。比较中国古代诗坛的四大酒仙，陶渊明饮酒之表现为隐逸，李白饮酒之表现为豪放，白居易饮酒之表现为闲适，辛弃疾饮酒之表现为悲慨。这四位诗词大家之饮酒、以酒为诗虽然各有各的主体寄托，但都是上述三种契合的不同反映。

针对《桃花源诗并记》所描绘的理想世界，有的代表认为，它既不是老子“小国寡民”的具体描述，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理想社会的形象化，也不是原始社会的缩影写照，而是陶渊明心灵的创造。缅怀人类的童年时期是人类意识中的一种文化积淀，是不满现实的表现。陶渊明是以理想化的“乐园”反衬丑恶和反人道的现实，既是批判，也是理想。不能因为“桃花源”有原始社会的影子，便断定陶渊明表现的是复古倒退的思想情绪。与会代表还对“桃花源”的创作原型进行了考辨，提出真实的桃花源不在北方的弘农上洛，而在武陵山区。

1992年4月，由四川省杜甫研究会、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纪念杜甫诞生12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杜甫诞生地巩义市召开。会议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以及韩国、日本等国和香港地区的学者近百人参加了会议。研讨的议题涉及杜诗的考订；杜甫家世、乡情与葬地的研究；杜甫思想、性格的研究；杜诗的分期研究和分地域研究；杜诗的分题材研究；杜甫诗论、诗体、艺术技巧及其审美特征的研究；杜诗学史的研究等七个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与此同时，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愈故里河南孟县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一百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七十篇，对韩愈的思想、艺术成就做了多方面的研究讨论。

关于韩愈的历史评价问题，任继愈认为从秦汉至鸦片战争，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一对基本矛盾：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与经济上的极端分散。这对矛盾协调得好即是盛世，协调不好即是乱世。而要协调得好必须有理论上的准备，“四书”对协调这对矛盾、建立统一的思想体系有积极作用。韩愈及其弟子推重“四书”，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背景看，他是开启新时代的伟人之一。

关于韩愈的儒学思想，绝大多数代表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韩愈以仁义道德说儒学，并由此判别儒与老、释的差异。韩以孔、孟并重，肯定苟、杨，对后世儒学有重要影响。真正体现韩愈人性思想的是其晚年所作的《原人》、《原道》诸文，而非《原性》一篇。他发明天人一体同仁的人性论哲学思想，彻底回应佛教本体论的长期挑战，更提出人道高于君权，并融墨入佛提倡一视同仁博爱。韩愈新儒学产生于中唐的主要原因，是唐代士阶层在传统价值和地位失落后，企图重新建立真正的社会价值和独立人格的需要。元和时期的大量诗歌创作反映出士阶层的有关意识和自觉。“文以载道”、“不平则鸣”等文学主张与韩愈提倡道统相辅相成。他在中唐佛教势力恶性发展的情况下选择儒家哲学为反佛的武器是正确的。以儒反佛，奠定了道统论，对儒学经典进行了新的挖掘，同时也吸取了佛家的一些思想方法，对宋儒都有一定影响。他凭借个人之力取得儒学复兴与古文革新的双重胜利，在于他所谓的“道”和便于明道的古文，适应了中唐时的社会需要，能切实救偏治弊，缓和与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也有学者提出与以上看法相左的意见，对韩愈的儒学思想持基本否定态度，认为韩之辟老表明其思想迂阔，层面不高，道理不明，成见过深，参悟力有限，对于《道德经》中仁义之解不求明达道理，止于片面望文生义去认识，不但有门户之见，而且显得霸道，没有真儒的忠恕精神。

关于韩愈的文学成就，代表们指出，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为元和时期功利主义诗歌主张的组成部分。他的“不平则鸣”的诗学主张上承司马迁，下启欧阳修、刘鹗等，合乎艺术的抒情法则，具有反“中和”的色彩。打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桎梏，鼓励艺术家大胆地宣泄自己的喜怒哀乐，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评价。所谓“穷而后己”、“不平则鸣”，是讲了文学创作主体论的全过程，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故“不平则鸣”成了后来文学创作的一条规律。同时他也把个人的穷愁困思与国家兴衰灾难结合起来。韩诗章法体现了其创新精神情感表现意识，深深地影响了宋诗。有代表认为把韩诗风格说成“险怪”或“平易”均失之于偏，应以“妥帖”概之。它体现了高度的自由创造，诗风之平易、古奥、险怪与否，视所写题材内容而定，该险则险，宜易则易；有适应变化的灵活，不为规则所限制。会上还对韩愈散文的成就、渊源、艺术特色、美学价值做了新的研究评价。部分代表谈到韩诗对岭南诗派的影响；韩愈的谪阳山诗；韩愈与潮州文化的关系等，都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说明韩愈研究已向更深层发展。

同月，第三届辛弃疾研究会议在海口举行。会议由海南大学、海南师院、海南电大等联合主办。来自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各地学者及新加坡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了大会，收到论文35篇。研讨议题涉及到稼秆的生平事迹、作品风格、作者心态、人格和创作思维、辛词用典和“以文为词，以及稼轩军事思想等诸方面。

关于稼轩词的风格，有的代表认为“稼轩词是一种以抒写词人的悲剧意识为其审美特征的词”，“真正代表稼轩词的审美特征的是悲而不是壮”。辛词的旷达“是一种正常健康的心理欲求”，是“通过转换对人生价值的体认，得到心理补偿，以保持心理平衡”。“稼轩体”是稼轩人格精神的整体性的美的艺术体现；“稼轩体”完成了南北词风的交融。在论及稼轩词风形成的原因时，有的代表认为“辛弃疾由金源回到南宋，广泛吸取南北文化的营养是其多样化词风形成的原因。”“齐文化的兵战意识及鲁文化的礼乐观念结合，形成稼轩沉郁顿挫之音，弓刀游侠之气和一腔忠愤、悲歌慷慨之辞”。

稼轩的人格心态，有代表认为在其前期的投闲生活中，表现出一种自负的、期待的和积极干世的心情；后期的心态则表现为绝望后的省悟和勘破人生、息心世事和大彻大悟。不管是求功名还是求闲适，深层的心理机制是在追求一种生命存在的自由。在论及“以文为词”时，有的代表认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主要是为适合反映他的广博复杂的生活内容，而不是在文学形式上求变化和弄技巧。苏轼的“以诗为词”起到了革新词体的作用，但稼轩的“以文为词”则往往导致宋词艺术的倒退。

1992年8月，在陈子昂的故乡四川省射洪县召开了陈子昂国际学术交流会。会议由射洪县人民政府与四川省社科联合会共同主办，来自俄罗斯、乌克兰、日本、美国、缅甸等国及我国大陆和台湾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七十余篇。大多数论文从陈子昂文学理论与文学成就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部分论文从文化学或文学史的角度对陈子昂现象进行了宏观的思考；对其文集版本、作品编年、行踪、死因、墓葬等问题作了考辨。会议重新审视了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分别就其文学史的价值和文学价值进行了新的评价，认为他是盛唐之音的呼唤者。与会代表对陈子昂与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其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其诗歌与盛唐气象的关系、其边塞诗和山水诗的意义、《登幽州台歌》的时空背景等问题及陈子昂的政治思想、忧患意识、自我意识及其与佛教的关系都发表了较为新颖而深刻的见解，做了开拓性探讨。大会筹集了陈子昂研究基金，将用于今后的有关学术研究活动。

一个月后，受苏轼研究会委托，由山东大学牵头联合山东师大、烟台大学、曲阜师大、青岛大学等共同主办的全国第七届苏轼学术讨论会，在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会议收到论文四十篇，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的领域涉及到苏轼的诗、词、散文和美学思想等方面，对苏轼词的人生思考、创作时间与分期、艺术风格以及苏轼在山东的创作与行实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讨论会得到了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大力支持。

92年10月，92’国际李白文化节暨国际李白学术讨论会于四川省江油市举行。在文化节上举行了由台湾学者蔡肇祺先生及其弟子捐资兴建的“李白研究会会馆”落成典礼及“太白碑林”奠基仪式。由中外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李白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48篇，内容涉及李白的生平、思想、作品的历史传承和艺术成就、历代李白评论和李白文化等多方面，提出了一批新颍的有价值的论题并做了翔实深入的探讨，可谓李白研究的一次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