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词学论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论丛》）和《词林新话》（北京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新话》），是吴世昌先生几十年论词文字的结集。吴先生学术研究的范围很广，他曾杂治文史，除了在《红楼梦》研究、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文化史等方面有所贡献之外，还发表过许多论词文章，是国内外公认的一位工力深厚、见解独特的词学家。但是，他在词学问题上十分慎重。他生前虽有过将自己的论词文字编为《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的设想，但却不打算过早地结集。这是因为，他认为词学研究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自己已发表过的文章还没有深入而圆满地阐明这些问题，还须写出一系列文章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此外，他还打算将自己治词的一些心得体会加以梳理归纳和系统化，写成《词学导论》、《罗音室词话》两种专著。他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这几件事，再编《词学论丛》这一巨帙。不料此愿未果，先生遽归道山。这不仅对于他本人，而且对于词学界都是一件憾事。《论丛》、《新话》二书，是吴先生逝世之后由他的学生施议对和亲属吴令华等人协作，根据他的遗墨整理编辑而成的。编者抱着留传吴先生“全部词学著述”（见《论丛》书末施议对《编后语》的宗旨，将其论词文字几乎尽数纳入此二书中。

尽管《论丛》、《新话》二书在整理、编辑时有某些缺憾，但由于它们全面而有条理地编入了吴先生的论词文字，所以极便于我们系统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吴先生的词学思想与词学成果。尽管由于吴先生过早去世，他关于词学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但凭着这两本书所提供的吴先生已经说出的这些话，我们对于他的词学观和一系列独到的词学见解亦可得其梗概了。《论丛》一书，共约50余万字，分为六辑，所收文章多在学术界产生过较大影响。其中《花间词简论》追溯宋词源头，充分肯定了花间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当年发表时曾引起极大轰动，该文批驳相沿已久的并不科学的豪放婉约“二分法”，为宋词研究摆脱传统格局起了“爆破”作用；《〈草堂诗余〉跋》则从大文学史和风俗文化史的角度出发，解决了一向为人忽视的关于宋词的传播及宋词与宋代其他文学形式的关系等问题。最负盛名的是那篇被日本评论界誉为“创立新说，向传统词论观挑战”的《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该文的主要观点与前述《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互为补充；其次较有影响的是力破宋人笔记小说时迷雾，还周邦彦及其《清真词》以本来面目的《周邦彦及其被错解的词》。《新话》则为一部大型词话，字数28万，系依据吴先生在一些词书上的眉批、夹注及片断手稿、信件等整理编排而成。所采材料，有与《论丛》相同的，故其具体内容不时与后者互相重复。但许多重要内容确为此书所独有，且编排上亦自有特色。二书字数相加，近80万字。如果汰去内容互相重复之处，并不算论诗文字在内，那么这两部书向人们提供的吴先生论词文字也还有60余万字。这么多的内容，其中精义纷呈，非戋戋本文所能备述。下面仅就二书所表现的几个足以飧同行而启后昆的特点略作论列。

一曰独立思考，言必己出，敢于向传统挑战的科学精神。读这两本书，我们明显感觉到吴先生的词学观不同流俗，他对若干重要问题的论述，敢于怀疑前人与时贤的成说，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善于言前人之所未能言，发前人之所未敢发，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独立见解。这种精神与作风，来源于他不愿“随人作计终后人”的学术指导思想，同时也与他个人独特的治学经历有关。吴先生少年孤苦失学，养成了自学的习惯。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治词学时不喜依傍“权威”之说和世俗潮流，而处处要自出手眼。再者，吴先生于40年代末即旅居英伦讲学，60年代中才回国定居，较少受到建国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左”的思潮的毒害和束缚，思想较为超脱，能以旁观者清的眼光审视五六十年代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包括词学）由于中“左”毒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因而一旦“文革”灾难过去，百业复苏，他有了重操学术之业、用笔发言的机会之后，他就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挺身而出，向传统宣战，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了。

吴先生词学新论中反响最大的，是几篇驳斥对宋词进行“豪放”、“婉约”二分法的文章。所谓“豪放”、“婉约”，是两个文学风格概念。在宋词中，如果仅仅是为着粗线条地把握词作风格的大致分野的时候，使用这两个概念并不为谬。但是，一则宋词风格繁富多样，远不止豪、婉二种；二则就具体词人而言，自从李后主“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开始改变小词只写儿女柔情的单一状况，而北宋柳永、苏轼又先后扩大词的题材、丰富词的意境之后，宋词有成就的大家多兼写不同风格的词，很难简单地把他们划为“豪放派”或是“婉约派”。尤其是自苏轼起的宋词名家，其个人风格多呈现为复杂多面的结合体，用任何一个单纯化、模糊化的形容词都不能“概其全”。因此，虽然“豪放”“婉约”二分法自明人张 、清人王士禛倡导以来流行了几百年，但由于弊端很大，难以用之阐明词史，故尔始终没有得到词学界一致认可。解放以后，词学界受文学界把古典文学划分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大潮流的“左”倾思想影响，用“豪放”、“婉约”硬套千汇万状的一部宋词史，对两宋词人划线站队，崇“豪放”而抑“婉约”，这就把问题推向了极端，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阻碍了词学研究的前进。对此吴先生十分优虑和气愤，他之所以连续撰文论辩这个问题，除了要力破积非成是的旧说之外，还有纠正“时弊”的动机。吴先生在这一重要词学理论问题上已经获得了成功，他的观点已赢得同行中许多人不同程度的响应和认同。

吴先生批驳旧词论中的谬误、尽力“拨乱反正”的另一显例，是对常州词派张惠言等“寄托”说的抨击。清人张惠言论词主“寄托”，此论影响至巨，晚清及民初著名词家承其衣钵者尤多。自本世纪初以来，除王国维《人间词话》及现代学人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对之有所批评之外，词论家大多对之持基本肯定态度。吴先生则力斥“寄托”说的虚伪矫饰，主张破除此说，维护词的言素志、抒真情的正常功能。《我的学词经历》从本人学词的经验教训出发，“声讨”张惠言等道：“词作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外加的政治意义不对头。张惠言骗人，常州派的评语都是骗人的。读者受政治解释的骗，并不是受词的骗。”《论丛》、《新话》中有累万字的篇幅都是用以驳斥张惠言及其后继者诸公用政治寄托曲解词作的谬说的，涉及作品很多，内容也很丰富。其中尤对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盲目追随常州派、任意用政治含义说词深致不满，他对陈氏此书于卷末总批曰：“诗词忌应酬之作，然应酬犹对人而言，亦可有真性情流露其间，或朋友所好略同，借他人之韵，写自己所感，亦可有佳作。至于咏物，则降而至于对物应酬，其为无聊，又甚于谀墓祝寿颂圣应制之作。若真有所感，必欲借花草鸟虫以抒写，亦已落为下乘。此玉田碧山之所以不足贵也。而此编所论，以碧山为极则，视玉田如神品，一若非应酬花草鸟虫，便不算好词，而言情之作，反视为卑不足道。否则即附会比兴，其谬甚矣。此皆中张惠言寄托谬论之毒，而又造沉郁一说以自缚，有以致之。亦峰于词颇有所见，而一为谬说所蔽，遂多异论”（《论丛》450页）。像这样的段落，于驳斥谬说中阐明自己论词主真性情、主明白自然、主独立思考等基本观点，在二书中还有不少。意味深长的是，吴先生一方面猛烈抨击“寄托”说，另一方面又在好几个地方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古代一些确有寄托的优秀诗词作品。例证书中俱在，此不赘引。这说明他仅仅反对谬说之蔽人，并不反对寄托手法本身，其理论意识是极清楚的。

这两本书所表现的吴先生治词特点之二，就是以事物间普遍具有内在联系的辩证眼光看待词，把词学置于整个文学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的大范围中去开展，并凭借深厚的“旧学”功底去解词论词。许多词学研究者人为地把词学同其他学科（甚至包括古典文学的其他门类）隔离开来，自我封闭，自矜“专门之学”，常常就词论词，自限于词学范围处理问题，使自己成为只能搞“单打一”的“单向阀门”。这样既不利于弄清古典文学中的大问题和共通规律，也不利于词学研究本身向深度与广度推进。这个问题对于学问底子广博的老辈学者尚不算迫切，但在晚辈研究者身上就显得严重了。吴先生对此种孤陋寡闻的倾向大不以为然，一再提醒年轻学子要淹通文史，博学多能。在《谈词的名物、训诂和隶事》一文中，他回答“初学者从何着手研讨呢”这个问题时，浅显而透澈地说明了治词者必须精通古代文学其他门类乃至文史各学科的深刻道理。吴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淹通文史的老辈词学家。由于学问广博，识力高远，因此他虽未专治词学，却解决了此中被人忽视或无人触及过的一些问题。例如《草堂诗余》这个宋代词的著名选本，竟然按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事”、“节序”、“花禽”等细目编排作品，俨如类书；而每类下又由选者另加副题如“春思”、“送春”、“避暑”、“雪景”之类。对此后世选家但表不满，却无法解释其所以然。清代著名学者如朱彝尊、陈廷焯等，对此书颇有憾辞，却也不懂其为何如此。现代学者亦未有留意于此者。吴先生深入研究了宋代词与话本的关系，弄清了当时“瓦子”（剧场）中艺人说“话”（故事）须与诗或词相穿插配合的基本情况，以及书坊主人与说话艺人的关系，得出了《草堂诗余》一类选本乃是书坊选家“将名人词分类编排，辄加副题，实为应此辈艺人需要而编”的“专业手册”，“非为词人之选读课本”的正确结论，从而了却几百年一段词学公案（参见《〈草堂诗余〉跋》）。

这是解决较大问题的例子。在二书中，由于著者知识广博、旧学功底深厚而正确解释字、词、句、篇之义的小例子，就更举不胜举。比如敦煌曲子词《抛球乐》末句“淡薄知闻解好么”，历来注意未有正确注解者，当代一位著名学者的选本中将它勉强意译为“薄倖的相知懂得人的好心么”，大误。吴先生广引唐人笔记及有关诗文证明：“知闻”乃唐人习语，即“朋友”、“认识的人（所识）”、“交友”之义；“淡薄知闻”即“泛泛之交”。从而联系前文“莫把真心过与他”一句加以疏解道：“末句乃思量后自问之词：当初不该把真心给他，若淡薄相知，即无今日相思之苦，岂不好些！”（《新话》75—76页）像这样解词，的确工夫老到，令人信服。

末了要指出特点之三是：吴先生对于词有极为敏锐准确的艺术感受力，有堪称行家里手的审美把握的眼光。他不但是精于“旧学”的学者，而且是一个当行本色的旧体诗词作家。他曾出版过自己的创作集《罗音室诗词存稿》，在诗词创作界名望很高。以深识此中甘苦和深谙长短句艺术形式的作家的身份来说词，自然能中肯綮，处处搔着痒处，令人不得不赞叹。《论丛》、《新话》二书的大量鉴赏分析词作的段落，便能证明这一点。比如他提出：读词须有想象，亦即还原的能力，有了这种艺术还原的工作，才能神游冥索，去迎合作者所暗示的境界与情调，从而与千载以上的作者相视会心而笑。据此他发现了唐宋词人常借写一段故事情节来寄寓感情的重要现象。在《论读词须有想象》一文中，他不但证明了孙光宪《浣溪沙》八首联起来是一个故事、另有《菩萨蛮》五首同样也构成一个故事之外，还通过对周清真作品的生动解析，证明：“至于以一首小令写故事的风尚，到宋代还很流行。《清真集》中有许多结构极好，暗合现代短篇小说作法的故事，都能以寥寥数十字出之”。在《周邦彦及其被错解的词》一文中，他进一步总结出周邦彦词在艺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在抒情写景之际，渗入一个第三因素，即述事。必有故事，则所写之景有所附丽，所抒之情有其来源。使这三者重新配合，造成另一境界，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这样的论述，比起前人对清真词“模写物态曲尽其妙”、“章法回环曲折”等空泛赞美来，可谓说到了实处。此外，词为“声学”，词要能优美感人，除却情、景、事的恰当安排，还须充分利用它的音韵节奏特点。吴先生对此极为内行，书中多有精彩赏析。例如对于周邦彦的名作《隔浦莲近拍》，吴先生用了近两千字的篇幅详细分析了该词声调、句式、韵位与其摇曳悠闲之词情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指出：“此词最能利用音韵节奏之美，使音节与文义浑然同化，令人即仅聆其音节而不审其文义，亦能与作者情感同起节奏”，“全首每句每列文义皆与韵节相配合，布局结构亦无一不佳”（《新话》176—178页）。

（刘扬忠《当代词学研究的一家之言——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卷二〈词学论丛〉及〈词林新话〉评介》，原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忠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