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理论界继续就文学史方法论进行探索的同时，研究界也在建构文学史新体系方面迈出了勇敢的步子。许总的新著《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果。这部洋洋五十余万言的断代文类（文体）史是国内第一部宋诗史。对古典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的认真探讨，对新的文学批评准尺和美学观念的自觉追求，构成了这部《宋诗史》的鲜明学术个性。

针对以往文学史研究忽视文学特征品格的弱点，《宋诗史》相当注重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作者注意到，宋诗虽因朝代得名，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并不和政治上的改朝换代步伐一致；北宋开国六十年间，诗坛仍然唐风笼罩，到了南京后期，又出现“晚唐异味”（杨万里语）的回潮。象这样对古典诗歌发展的特殊轨迹的揭示，无疑有助于改变文学发展观上的“线性论”，启发人们去突破沿袭已久的以朝代为序的文学史体例。同样，在描述宋诗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时，作者虽未忽略政治、经济、学术等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但重点始终放在“诗歌艺术史本身的独特途径与形式”上。这一“独特途径”，尤其“独特形式”，概括说即诗歌的经验表达方式、意象（意境）组织方式与文字结构方式。《宋诗史》认为，从“唐音”到“宋调”的转变，在构思上是由偏重抒情向倾向表意的变化，在风格上是由天然浑成到镂凿经营的转换，在用语上是由圆熟流畅向刻意新奇的演变，这也即是宋诗脱胎于唐诗而又自成一体的发展过程在诗艺形式上的具体体现。这方面的论述，既有前人的诗话诗论为先导。又有对大量诗篇的分析做基础，在阐明宋诗艺术上的渊源和流变上是颇具说服力的。作者特别指出这样一点：宋诗的发展过程，也可以说是对唐诗传统由皮毛而至精髓的领会与把握；“宋诗本色”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超越了对唐诗的亦步亦趋的结果。

《宋诗史》的突出成就，是摆脱了传统诗学品评“宋调”、“唐音”孰优孰劣的批评定势，而致力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明宋诗这一古典诗歌的新形态的审美意趣。文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本来就如韦勒克所说，要求弄清各种文学形态的“存在方式”。宋诗既然能够继唐诗之后自立门户，和宋词同时存在，并产生久远影响，必定有其艺术上的根据。确定宋诗审美意趣的品位，其实就是对这一艺术根据的探究。这样做，也意味着文学史研究领域审美判断标准的启用，研究者不再简单地裁定高下，而是努力赏鉴古典诗歌不同形态的特有风致。

《宋诗史》通过众多诗作的比较告诉读者，宋诗的审美焦点，已从情景交融的物我合一转向了意在情先的人文表现。同样描写山水风景，唐诗沉浸在人和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与双向体认之中，宋诗却把人的主体感受凸现出来，由主体的感受驾驶着或突兀于诗的意象世界。宋诗还有两个突出现象，一是述志感怀之作占了大多数篇章，二是题咏器物杂务篇什大量增加。前者表明诗人偏爱从主体出发来建构艺术世界，后者反映和人的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事物进入诗境，它们也都是宋诗注重人文表现的症候。

宋诗审美意趣的又一特点，是由情感之美向理性之美的倾斜。任何诗歌都不是单纯情感或单纯理性的产物，但对其中某一方面的强调，就是以构成诗艺的独特品格。如果说，唐诗因侧重情景交融而形成了独有的“情韵”，那么宋诗因突出主体人文表现，必然会导致意识和思理的直接显示。在此基础上，宋诗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理趣”，那是诗歌艺术自身演变的规律，不能够仅仅归结为宋代理学兴起而造成的影响。应当肯定，宋诗的“理趣”，是诗美的又一层面，而不宜简单地沿用习说，把“理趣”当作宋诗的魔障，看成诗艺的大敌。这一点，假如证诸西方现代诗人瓦雷里、里尔克等张扬理性的创作倾向，我们会更明白《宋诗史》作者洞见之所在。

宋诗审美意趣的另一特征，是对诗歌文本语言的美学维度的追究。对唐人来说，诗歌同语言及声律的关系，乃是二位一体的东西。“芙蓉出水”式的自然天成和“羚羊挂角”式的空灵凑泊，即是诗歌语言的无上境界，一如皎然《诗式》所言：“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但宋代诗人转而重视词彩，有意识地炼字炼句。他们发现了诗歌语言本身的力量，力求“自铸伟词”，以便把握这一力量。他们通过创作实践，探讨诗律与句式的多种变型，把杜甫后期诗歌在这方面的尝试推到极致，并试验了古典诗歌语言变化所能达到的极限，即如何引散文入韵语而不破坏诗歌的形式。同时他们还尝试了运用已有的诗歌语言模式以表现即时即地感受的可能性，也即借用前人诗句进行改易与重组，以抒发自我情怀的可能性。此所谓“点铁成金”，正是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最遭人訾议的要害，但《宋诗史》力排成说，专门进行了辨正，指出恰好由这点构成了宋诗“陶冶陈言”、“融整境界”的最高美学理想。事实上，黄庭坚的诗学主张，同西方文评家的“互文性”理论不谋而合。“互文性”理论认为，异时异地的文学文本，相互之间都会产生联系；所有新的文学创作的成品，都不是运用既有的文本话语而完成的“新织体”。联系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列举排比的古今中外诗歌的语境与意境的许多暗合相通之处，就可知道“互文性”理论是有事实根据的。例如《宋诗史》作者能结合这方面的理论与实际加以申论，恐怕对黄庭坚的重新评价会更有说服力。

不难发现，黄庭坚指出的“以有限之材追无穷之意”的矛盾，就是发展过程中的宋诗所面临的艺术使命，它要求消解唐诗既定的声律形式与文字结构同创作主体日益扩大的经验世界之间的张力，一者仍在继续向“无穷”拓展，一者已显得相应“有限”。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诗人所取的对策，是于诗句不妨“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而于统篇结构（即后人所谓“句法”）则意匠独锤惨淡经营。黄庭坚学杜，专注于老杜后期“阳开阴合，不可方物”之处，就在于此。而从黄诗“句法尚远”、“中亘万里”的成就看，宋诗在提高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时空表现力方面，是做出了应有贡献的。对此，《宋诗史》也是充分予以肯定的。

总的来说，关于宋诗的审美意趣的特征的探讨，构成了《宋诗史》全书最精彩的内容。当然，对于象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这样的具体诗人与诗派的评价问题还可再作讨论，但不能不承认，《宋诗史》对功利判断标准的舍弃和对审美判断标准的启用，是文学史研究方法上的有益尝试。它摆脱了从文学外部来权衡文学发展得失利弊的习惯视野，而改从文学内部，从文学的审美方式，来把握文学的演变轨迹，这是重要的突破。而且应该说，《宋诗史》这方面的尝试基本上是成功的。

无可回避，任何创意的追求都不可能一下子趋于完美，《宋诗史》在体现出鲜明特色的同时，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把握宋诗的审美形态上，对文本语言特征还注意不够。如书中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苏轼诗的哲理内蕴、博爱精神、心灵高扬和审美超越，但对它们的载体——语汇与意象的特色尚申论不足。其次，虽然作者有意识地从诗艺的演变和诗美的异趣入手来探讨宋诗的发展过程，在论及个别诗人时也注重诗歌审美特征的分析而不拘泥于诗篇的系年顺序，但全书架仍保留着“作家论”的较多痕迹，基本上是以诗人为单元划分章节的。按照作者的总体规划和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这方面本应有更新的面貌出现。最后，全书的叙述语言，思辨色彩浓了一点，多少损伤了文宇的流畅与明快。一部以抉发诗艺的审美意趣为主旨的诗歌史，理应让读者涵泳于奥微的思藻的同时，咀含到诗意的澄明与芬芳。当然这是很高的要求，但我相信，如果作者留心的话，绝不是不可企及的。

（张弘《诗艺演变的自身规律和审美意趣的把握——评许总的〈宋诗史〉》）